从站位来看周恩来总理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崇高地位

“这两张是我伯伯在黄埔军校的照片。伯伯26岁就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很大的推动，让黄埔军校整个氛围活跃多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2024年1月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拿着两张近百年前的老照片，向记者讲述起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

这两张照片，一张是周恩来的戎装照，另一张则是周恩来与黄埔师生们在第一次东征前的合影。单人照中的周恩来一身戎装，头戴军帽，英气勃勃，眼神中透着一股朝气；合影中，周恩来与蒋介石站在照片的前排正中央C位，身后是一群青年黄埔学生。照片中的周恩来目光坚毅，对东征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从合影的站位上看，周恩来绝对是黄埔军校核心领导之一，否则他怎么可能与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并排而立,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呢？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周恩来这个政治部主任在黄埔毕业生的心中，拥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和极大的影响力。

一、

中国共产党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便与孙中山在桂林会谈，建议创办革命军官学校。1923年，中国共产党又帮助“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创办军校的经验。黄埔军校创立后，张申府、茅延桢、金佛庄、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相继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教职员，成为踏足黄埔的首批红色教官。、

在国家动荡、民族衰微、民生凋敝的年代，黄埔军校仿佛一块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胸怀大志的革命青年。黄埔军校建校之初，中共中央即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革命青年报考黄埔军校，以至黄埔前6期中，中共党员有近千人之多。
1924年4月2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录取考试放榜，录取学员350名，其中的第一名为湖南籍考生、后来被称作“黄埔三杰”之首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而蒋先云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人，正是毛泽东。

当时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分三个过程：一是地方初试；二是由上海执行部复试；三是军校总复试。

黄埔军校给湖南名额是15名，另有3名候选，初试的考官是共产党人何叔衡。考试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写一篇作文，考察报考人对革命的态度和看法。

初试合格的湖南考生，由何叔衡负责办理报表，然后坐火车经汉口去上海参加复试。在上海主持湖南考生复试的，正是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

复试内容除了作文，还有化学、数学、物理等科目，合格后基本就可以成为黄埔军校学生了。因此有考生通过关系找到毛泽东，危房给予通融，被毛泽东拒绝。毛泽东告诉对方：“这次参加复试的人很多，全凭成绩录取，应抓紧复习功课，沉着冷静应考。”

通过复试的湖南考生只有8人，其中第一名是蒋先云，还有一个人名叫胡宗南。有意思的是，尽管胡宗南通过了毛泽东主持的复试，可在军校总复试时因为身高问题，被主持总复试的张申府给刷了下来，最终还是因为廖仲恺破格录取才成为黄埔军校一期生。

二、

这个张申府可不简单，他是孙中山最先任命的黄埔军校考官，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也是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的介绍人。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后，第一时间向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推荐了 15名共产党人，位列第一的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中国共产党的精英。

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于 1920 年的法国。1921 年春, 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中共 8 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 当时还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 表示愿意回来。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 廖立即答应寄路费。

据周秉德回忆：“我伯母邓颖超曾跟我说，当时伯伯收到了黄埔军校给他的很丰厚的路费，但他急于想回国来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没有等到寄路费来，就借了钱，买了最低等的船舱，路程要一个月，又闷又热，俗称就叫‘烤黄鱼’回来的。”

1924 年 9 月初, 周恩来抵达广州,后，便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因为他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要有一支革命的武装。

由于刚刚建立，因此当时的军校政治部只是个空架子，机构和制度都不健全。戴季陶虽然出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主管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根本没时间到军校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几位副主任中，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也只是偶尔来校做一下政治讲演，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教学计划。另一位副主任张申府的资历声望远不及上述这些人，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工作也很难开展。

直到1924年11月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第3任政治部主任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部机构才得以逐步得以健全，政治工作制度逐渐得以完善，政治工作就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

周恩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军校学生的政治信念化为战斗力，锻造出一批为政治理想而战的军官。他的作法是以俄为师，在军校建立党代表制度，并在革命军中全面推广，将不少共产党员安排到重要岗位上。毛泽东后来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经验时，对周恩来的这一做法极为赞同：“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行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1927年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从选拔政治人才和改进机构两处着手，全面开展各项工作。他亲自编纂了军校学生训练计划，编纂马克思主义、新三民主义等革命教材和讲义，设置政治训练班，负责各见习官和见习党代表的政治训练事宜，使得政治部附属机构得以健全，为创新军校政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从第一期优秀毕业生中选调了蒋先云、杨其纲、洪剑雄、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充实到政治部各部门。周恩来告诉这些人，校长蒋介石的治军思想还是旧军阀的老一套，学生在政治上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实在有限，今后政治部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现状，“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

蒋介石虽然曾留学日本，但在军事教育上却十分守旧，在黄埔的军事教学上也基本沿袭了保定军校和日本军校的一套。由于特别崇拜清朝的曾国藩和胡林翼，蒋介石居然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印发到师生手中，要求学生学习，根本不管这一套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

另外，蒋介石还念念不忘在军校内树立个人权威，并想通过个人权威，让军校学生对他这个校长效忠到底。他的这一套也受到民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如果今日教学生已存一成见，而全不知世界大势，不知未来之战阵为何物，教成之后，何能使之为革命军负革命之任务？”

来到黄埔后，周恩来以敏锐目光，一下子就看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曾对政治部的干部说：“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曾国藩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学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左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四、

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发展军校中的党团组织。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黄埔支部，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中共武装斗争的骨干。

为了迅速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周恩来采用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除了政治教育官的正常授课外，还经常聘请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作报告或讲演，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人，萧楚女、张太雷等共产党人都曾被邀请到军校作报告。这既体现了军校以三民主义为主，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又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使学生在鉴别中吸收其政治营养。

周恩来本人也多次为学生讲演，向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他的讲演透彻精辟、条理清楚，深受学生的欢迎，就连军校内反对共产主义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也很折服。他还经常亲自主持讨论会，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并成立“血花剧社”，充分发挥了政治教育的功效。

周恩来认为，黄埔军校培养的是革命军人，因此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应在实战中发展，把政治教育同作战结合起来，调动战争中人的因素，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当时广州革命政权的最大威胁，是广东军阀陈炯明。为消灭陈炯明的势力，巩固广州，进一步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党中央决定出兵东征。

东征中，黄埔军校师生积极要求参战，组成了由教导团和第二期步兵队、炮兵队、工兵队、辎重队、第三期入伍生为主的“校军”，编入东征军右路军，参加东征。

由于廖仲恺担负着为东征军筹措军饷给养的重任，不能亲自参加东征，因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便成为“校军”实际上的最高政治长官，与校长蒋介石一起率部东征。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张合影，便是黄埔师生在东征誓师时拍摄的。

东征是对周恩来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他在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一次检验。

部队出发前，周恩来安排各级党代表，突击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以提高学生军的士气。政治部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印发了5万份《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东征宣言》和其它宣传品10万份，周恩来还亲自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组成了160多人的政治宣传队，并亲自率领宣传队深入前线，通过战前动员，向群众演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方式，向士兵和群众宣传作战的意义，揭露反动军队压进人民的罪行，增强了士兵的自信和勇气，唤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保证了东征的胜利。

周恩来率部东征最具创意的政治工作，是给每一参战的军校生发一条红巾，让他们系于颈上，以示“校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这一鲜艳的红色飘带，极大地增强了“校军”官兵的政治荣誉感和责任感。加上强有力的宣传工作和严明的军纪，很快便赢得了战区群众对“校军”的拥戴和支持，甚至有人在祠堂焚香，祷告神明保佑“校军”打胜仗。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政治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同样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相继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洪流一度发展到黄河流域大部。

五、

周恩来就任政治部主任以后，经过很短的时间，就使政治部初具规模，政治教育得到了全面扎实的开展。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虽然是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但实际上是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创建者。

在东征、北伐中，共产党人在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引起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忌惮。蒋介石对周恩来是很赏识，一直想拉拢，但周恩来一直没有接受，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周恩来便辞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周秉德告诉记者：“伯伯离开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求他不要走，胡宗南甚至跪下说：你永远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你的学生。后来这件事被蒋介石知道了，质问胡宗南为何对周恩来依依不舍。胡宗南回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与周恩来虽政治上不同，但是我很敬重周恩来。”

遗憾的是，周恩来创立的这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却由于中国共产党此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在总书记陈独秀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主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吃了大亏。

在经历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决心独立领导人民开展武装革命，将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进行到底。于是有了后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创造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创立的这套政治工作制度，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1927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提出，“新的革命军队，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士兵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内容加以改革，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在连以上各级设党的委员会，同时以同级党委(支部)书记任党代表。这就使各级党支部对部队负有领导职能，使军队的各级都有共产党组织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的核心力量，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一制度，至今还在实行。它保证了军队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保证了军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永不褪色。

离开黄埔军校后，周恩来仍心系黄埔，挂念昔日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邀请一些被俘的黄埔毕业生座谈，这些人对周恩来说，非常惭愧，当年我们没有跟你走。周恩来不但没有怪这些人，反而说“是我这个老师没做好，我应该把你们带到更好的方向上走。”

参考资料：
中新网：《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毕生心系黄埔军校》
《解放军报》：《追寻黄埔军校留下的红色记忆》
《广东社会科学》杂志：《试论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与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