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之子定居美国，被问为何不回国，他回答：回国也不能作出贡献

在四川省自贡市的农村，江姐出生于一个贫苦的木匠家庭。她的母亲舜华是家中第六个孩子，早早嫁给了江上林，一名辛勤的农夫。然而，由于生计艰难，江上林决定离开家乡前往重庆寻找工作。

1928年，干旱席卷了他们的村庄，江姐只有八岁。那年，江姐和她的弟弟跟随母亲进城，希望与父亲团聚。不料，生活的重压迫使江上林再次离开，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最终病逝在了故乡。

在重庆，江姐的三舅接纳了他们。为了他们的未来，三舅设法让江姐和弟弟进入了一所附属于孤儿院的学校。在这里，江姐受到丁老师和游老师的影响，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

1938年，经过努力，江姐考入了当地的一所中学，并在随后的一年内加入了共产党。1947年，她被重庆市委指派为彭咏梧的助手。彭咏梧，出生于一个四川云阳的农民家庭，五岁大于江姐，自幼受教育的影响加入了革命行列。

在彭咏梧与江姐合作的日子里，他们经常装扮成夫妻以便于革命活动的秘密进行。最初的合作逐渐转化为真挚的感情，他们成为了生活与战斗的伴侣。

然而，彭咏梧的过去并不简单。在遇见江姐之前，他已与名叫谭正烈的女子结婚，并育有一子彭炳忠。谭正烈是一个坚强而独立的女性，尽管知道彭咏梧的革命生活充满危险，她还是全力支持他的事业。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彭咏梧和江姐被迫隐瞒了他们的情感纠葛，以确保革命事业的安全。不久后，江姐给彭咏梧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彭云。在这种情况下，江姐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写了一封信给谭正烈，一位从未涉足政治泥潭的朴实农妇。江姐在信中坦白了一切，并请求谭正烈出于对革命的支持，帮助照顾小彭云。

谭正烈，这位深知牺牲意义的女性，没有丝毫犹豫，便毅然决然地从四川云阳前往重庆，接过了小彭云的抚养责任。这一举动不仅凸显了她的大义凛然，也深深体现了她对家庭与国家的双重忠诚。

随着局势的恶化，江姐不幸牺牲，谭正烈便改名为谭正伦，以避开敌人的追捕。她带着彭云和她亲生的儿子彭炳忠，历经艰险，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江姐曾在遗书中提到让谭正伦的弟弟竹安收养孩子，但最终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彭云依然留在了谭正伦身边。

彭云和彭炳忠在谭正伦的精心照料下，慢慢长大。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谭正伦教会了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坚持与克制。她用微薄的收入，确保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培养成才。

50年代，彭家因为江姐的牺牲获得了烈属证。由于不清楚自己的儿子是否符合领取条件，谭正伦仅为彭云领取了这一证明。这段时间，她月收入仅三十元，生活十分拮据，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江姐的故事，尽管直到1961年才通过《红岩》这部小说被更多人所知，但她的牺牲和奉献早已深植人心。而谭正伦和她的两个儿子的生活，也在平凡中展现了非凡的力量和尊严。

随着时间的流逝，谭正伦一家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彭炳忠和彭云都顺利考入大学，分别在学术与职业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彭炳忠成为四川大学的副教授和党委副书记，专注于电子学研究。而彭云则在恢复高考后展现了出色的才华，最终被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深造。

不幸的是，谭正伦在1976年因病去世，未能见证两个儿子的成功。尽管如此，彭云的学术旅程令人瞩目，他被公派至美国进一步研究计算机科学，这一经历将他的生活轨迹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美国，彭云逐渐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结交了许多朋友，他的生活环境与国内截然不同。这种新的生活经历使他更倾向于在美国定居，尽管这与他母亲江姐的期望有所偏离。

江姐曾在遗书中希望彭云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但彭云的研究领域是理论科学，这使得他对如何具体贡献有所困惑。彭云在与国内学者的通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困境，他认为自己在国外的研究也是对科学事业的一种推动，虽然这种贡献的形式可能与他母亲最初的期望不同。

彭云曾试图通过加入相关学术团体，在国外宣扬科学知识，从而间接支持国内的发展。他坦言，自己的贡献或许不是战场上的奋战，但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努力，同样是对国家的一种支持。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远在海外，我的心和我的研究仍旧与祖国息息相关。我也许没有在政治战线上奋斗，但我在科学的领域，为推动我们的理论前进做出了努力。这或许是我能为母亲的遗愿和祖国的进步，贡献的另一种形式。”

杨振宁教授的故事经常被提起，尤其是关于他对理论研究的执着和其晚年回国的决定。他曾在国外荣获诺贝尔奖，但直到八十一岁退休后才选择回到中国，在清华大学指导了一批年轻的学者。

当被问及为何没有早些回国时，杨振宁解释说，他从事的是理论物理研究，这种工作的性质使得他早年回国并不能带来更大的贡献。这种说法引起了一些不理解的声音。

那么，理论研究究竟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理论研究涉及的是对自然界的深层次规律的探索，这些规律往往抽象而不易直观感知。例如，理论物理可能探讨的问题类似于哲学家们曾经思考的“上帝是否存在”或“一个人能否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些问题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比如书中提出的“物理法则是否恒定”。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研究似乎离日常生活很远，他们可能会问这样的研究“能有什么实际用途吗”？

在国外，理论研究能够获得一定的资助，并且研究者可以在一个充满专家和同行的环境中自由探讨和交流。这种学术自由使得理论研究者即便长时间没有显著成果也不会遭受太大压力。

若是有一天这些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在国际舞台上表明自己的国籍，无疑是对祖国的一种荣耀。

然而，如果将这样的研究搬到中国，由于理论的抽象性和高深性，并不容易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用主义盛行的中国学术环境可能难以支持大量的“理论探索者”。此外，国内的学术氛围与国外存在差异，进行理论研究的便利性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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