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7年，出狱的陈独秀想来延安，毛主席表态：可以，但有3个条件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创始人之一，为党的早期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独秀的思想逐渐偏向托洛茨基主义，引发了党内的分歧。他积极组织托派组织，试图推动一场与党内正统观念不谋而合的革命。
1929年11月15日，这个党的奠基人在党内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最终被开除出党。然而，陈独秀的故事并未在这里结束，他的晚年生活充满曲折和波澜。
三个条件
1932年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上海的街头弥漫着湿冷的空气。这个城市，曾是陈独秀为理想奋斗的地方，如今变得陌生而冷漠。
陈独秀，年过半百，面对着自己党内的变故，心中充满了苦涩和无奈。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在这座繁华城市的某个角落被国民党的手下逮捕，从此踏上了五年的铁窗生涯。
在监狱的黑暗中，陈独秀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这位曾经的革命家，在寂寞的牢房里思考着过去的选择。他的坚持并没有因为监禁而消减，相反，他对党的信仰更加深厚。
1937年，抗战的号角在中华大地上嘹亮响起。全国人民纷纷奔赴前线，呼唤着团结一致的力量。在这个关键时刻，陈独秀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机。经过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积极争取，他终于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下获释。
自由的味道让陈独秀心潮澎湃，他决定前往延安，寻找一片纯净的土地，重新投入革命的怀抱。在南京，他主动找到党内的同志，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贡献力量。
党中央对陈独秀的回归提出了三个严苛的条件。陈独秀面对这个选择，内心犹豫不决。他愿意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却不愿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这一拗口的心境，成为他回归的绊脚石。
陈独秀汉奸事件惹风波
党中央为了争取这位曾经的先驱，于1937年11月20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呼吁他能够虚心检讨，重新融入革命的行列。
然而，就在陈独秀与党的关系逐渐缓和的时候，一场风波悄然而至——“陈独秀汉奸事件”。这个意外事件成为了他回归延安之路的绝杀，将他的命运推向了未知的深渊。一场曾经的先驱，如今再次被命运的纠缠所紧紧束缚。
雨丝在延安的街头轻轻飘洒，寒风拂过房檐，带着一丝凛冽的寒意。延安，曾是一个革命的摇篮，如今却笼罩在一片争议的阴影下。
1937年11月29日，苏联返国的王明和康生携着一股异样的气息回到延安。王明对毛泽东提出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满不满，心生异议。而他的不满，竟然要通过一个被废黜的革命先驱——陈独秀，来达到对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目的。
1938年的冬日，寒意凛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王明，一位充满激情的党内领导人，怀着强烈的意愿要摧毁托派的影响力。他的目标之一，竟然是党内的元老陈独秀。
王明言辞激烈，犹如烈火般燃烧。他指责托派是革命的叛徒，更是对斯大林的不敬之举。然而，他的攻击并不仅仅局限于托派，而是将陈独秀扣上了“汉奸”、“托匪”、“杀人犯”的帽子。这一切的起因，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
周恩来，心知陈独秀为革命献出了大半生，他义正言辞地站出来，与王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强调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日力量，而不是盲目跟风。他试图保护陈独秀的名誉，反驳王明的攻击。
王明对托派的激烈反对并未停歇。他坚信与托派合作是对革命的背叛，更是对斯大林的不敬。在他看来，即使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将其说成是，以示对托派的坚决反对。
在1938年的寒冬，风雪交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大厅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康生，一位身怀使命的党内骨干，接到了王明的特殊任务。他的任务不仅是执行，更是要将一场政治风暴的序幕点燃。
王明的目标是清除托派的影响，而其中一个他认为是托派的关键人物是党内元老陈独秀。康生被指派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文章中，康生声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侦探与陈独秀领导的托派组织勾结，陈独秀每月领取300元津贴，并承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番言辞犀利，字字如刀，将陈独秀描绘成了与敌勾结的背叛者，如同一个危险的匪徒，对民族公敌效忠。
可这个陈独秀“汉奸”故事，却充满了漏洞。康生所谓的“300元津贴”，实际上只是艺文研究会为了补助陈独秀的生活费。一切的一切，如同一场政治风暴中的一出闹剧，将曾经的党内先驱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