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未在市监局登记也未在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如何确认股···

既未在市监局登记也未在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如何确认股东资格？

作者：唐青林 张德荣 贾伟波(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阅读提示：无论是基于出资或认缴出资的股权原始取得，还是基于受让或其他形式的股权继受取得，当事人取得股东资格均须满足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特别是在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和工商部门登记等形式要件缺失的情形下，法院如何确认和判断股权归属或股东资格？我们将通过法院的一则经典案例，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

裁判要旨

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特别是在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和工商部门登记等形式要件缺失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着重审查当事人是否提供了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即通过出资或受让的方式取得股权。如符合实质要件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可确认其享有公司股权，并可支持当事人向公司主张履行股权登记义务的请求。

案情简介

一、2000年7月21日，刘力铭与彭德芳等人共同出资200万元设立威利公司，同时威利公司取得磨盘沟弃土场项目经营权。自2001年6月29日起，彭德芳经手并加盖威利公司财务专用章收取杨森的案涉项目集资款。

二、2012年8月26日，刘力铭与杨森、刘太国签订《磨盘沟弃土场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刘力铭、杨森和刘太国共同合伙投资磨盘沟弃土场，刘力铭、杨森和刘太国已分别先后投入资金688万元、72万元、40万元；从2012年开始，弃土场的收益则按各股东的份额进行分配，刘力铭86%，杨森9%，刘太国5%；原各股东所投资的股金在今天签订本协议后，全额退回；在对威利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时，将各股东的股份份额写进公司的章程。刘力铭作为威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在该协议上加盖威利公司的印章，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

三、协议签订前后，威利公司陆续退还杨森、刘太国的磨盘沟弃土场集资款，并向杨森、刘太国给付分红款。2013年6月，威利公司增加注册资本800万元，由刘力铭货币出资480万元，彭德芳货币出资320万元，并办理了公司工商变更相关事宜。

四、杨森、刘太国向法院诉请：确认杨森享有威利公司9%的股权，刘太国享有5%的股权，并向工商机关变更股权登记，第三人彭德芳等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五、涪陵区法院一审判决确认杨森、刘太国为威利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7.2％和4%的股权；威利公司上诉后，重庆三中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森、刘太国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杨森、刘太国申请再审，重庆高院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森、刘太国是否依法享有威利公司的相应股权。

一审法院认为，杨森、刘太国已经依法向威利公司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享有威利公司股权，具有威利公司的股东身份。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在卷证据，杨森、刘太国对于威利公司，既未在该公司发起设立时或公司成立后增资扩股时构成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也未已经实际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了该公司股权；既未在威利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部门登记等外观形式上明确记载和登记其股东出资或受让股权等情形，也未已经实际享有参与威利公司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无论是在公司股权取得的实质要件还是形式要件上均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律上其并未依法取得威利公司股东资格，不享有威利公司的相应股权。

我们认为，（一）从形式条件分析。本案中，杨森、刘太国享有威利公司股东身份的信息始终未出现在该公司的章程、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名册上。因此，杨森、刘太国在形式上不符合威利公司的股东身份。（二）从实质条件分析。虽刘力铭、杨森、刘太国签订了《磨盘沟弃土场投资入股协议》，且该协议加盖了威利公司的印章，但该协议的主体为刘力铭、杨森、刘太国三个自然人，约定的是三人针对投资涪陵江东办事处磨盘沟弃土场的相关事宜及三人在该项目上所占份额多少等内容，该入股协议并不能作为杨森、刘太国已向威利公司支付入股款的证据。而威利公司在2013年增资时，该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800万元整也并非来源于杨森、刘太国。本案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杨森、刘太国已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威利公司的股权，也无法证明杨森、刘太国作为股东参与到威利公司管理事务中，存在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故杨森、刘太国在实质上不符合威利公司的股东身份。我们的理解与重庆高院的裁判观点不谋而合。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本文摘自该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股东资格的确认是处理公司股权纠纷的起点，也是解决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处理公司与外部的法律关系的基础。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一般会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综合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

一、对于出资人来讲，如果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借贷，而是想成为公司股东，则其在向公司汇款时最好备注“向某公司的股权出资款”等信息，以免该投入资金的性质被认定为出借款或合伙出资；还应当在出资或认缴出资后及时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请求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对于公司来讲，应当置备并及时更新股东名册，使其与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的内容保持一致。此外，为避免出现股东资格纠纷，公司不应以“分红款”的名义向非股东汇款。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

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三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成立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第三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公司法》（2023修订）

第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股东对公司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五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成立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由公司盖章。

第五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四）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件来源

刘太国杨森与刘宸瑜刘子维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申380号】

本案链接

以下是重庆高院在再审裁定书中就“杨森、刘太国请求确认享有威利公司股权是否于法有据”的详细论述：

本院认为，“杨森、刘太国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股权取得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及已经实际享有威利公司的股东权利，故其并未取得威利公司股东资格，不享有威利公司的相应股权。理由如下：

第一，杨森、刘太国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公司发起设立时股权原始取得的实质要件。如前所述，原始取得是取得公司股权的方式之一。对于原始取得，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包括公司发起设立时和公司成立后增资扩股时的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本案中，虽杨森、刘太国虽举示了《磨盘沟弃土场投资入股协议》以及彭德芳出具的部分收款收据来主张其对威利公司享有相应的股权，但该协议明确载明系由刘力铭、杨森和刘太国三方共同合伙投资案涉磨盘沟弃土场，且三人于2000年6月分别先后投入资金，而威利公司系于2000年7月21日依法成立，且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所载的此前杨森、刘太国投入案涉磨盘沟弃土场的资金在威利公司发起设立时基于出资而成为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同时也无充分证据证明杨森、刘太国在威利公司发起设立时认缴了出资。

第二，杨森、刘太国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公司增资扩股时股权原始取得的实质要件。《磨盘沟弃土场投资入股协议》系签订于2012年8月26日，此时威利公司已于2000年7月21日依法成立，但杨森、刘太国在签署该协议时该协议的名称明确标称为“磨盘沟弃土场投资入股协议”，而非明确标称为对威利公司的投资入股等。虽然该协议内容约定了在威利公司增资扩股时将各股东的股份份额写进公司的章程，并加盖了威利公司的印章，但杨森、刘太国所称的向威利公司的出资系向案涉磨盘沟弃土场投入的集资款，且在威利公司2013年增加注册资本前就已全部退还，该公司增加的800万元注册资本也系由刘力铭、彭德芳出资，加之该协议签订时威利公司的股东除刘力铭外还有彭德芳，故该协议对杨森、刘太国在威利公司增资扩股时对威利公司享有多少股份份额也约定不明，也即不能根据该协议认定杨森、刘太国对于威利公司在该公司增资时构成了明确的认缴出资。此外，杨森、刘太国也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威利公司2013年增加的800万元注册资本系包含其合法所有财产在内而出资构成。

第三，杨森、刘太国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股权继受取得的实质要件。继受取得也是取得公司股权的方式之一。对于继受取得，其实质要件则是已经实际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如股权赠与、股权继承、公司合并等）继受了公司股权。本案中，杨森、刘太国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了公司股权，故本案不存在公司股权继受取得的情形。

第四，杨森、刘太国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及已经实际享有威利公司的股东权利。本案中，威利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部门登记等并未明确记载和登记杨森、刘太国对威利公司存在股东出资或受让股权等情形。此外，杨森、刘太国虽称威利公司通过彭德芳、万春英等人向其支付过分红或利润，但本院二审查明这些款项有的未载明款项性质，有的备注为“同城收款－借款”，有的载明系借到威利公司江东弃土（渣）场2017年分红款等，杨森、刘太国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这些款项明确系威利公司基于享有该公司股权而向该公司股东分配支付的公司红利等。同时，杨森、刘太国也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享有参与威利公司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

故根据本案现有在卷证据，杨森、刘太国对于威利公司，既未在该公司发起设立时或公司成立后增资扩股时构成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也未已经实际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了该公司股权；既未在威利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部门登记等外观形式上明确记载和登记其股东出资或受让股权等情形，也未已经实际享有参与威利公司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无论是在公司股权取得的实质要件还是形式要件上均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律上其并未依法取得威利公司股东资格，不享有威利公司的相应股权。”

*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

作者简介：

唐青林律师，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农业部、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相关工作20年。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志愿专家（2023-2028）、北京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美国国务院国际领导者访问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s Leadership Program，简称IVLP）访问专家（知识产权方向）。

唐青林律师擅长重大疑难案件诉讼与仲裁、公司法（公司诉讼和公司治理、公司并购重组）、知识产权法（商业秘密）、刑事辩护（主要包括金融犯罪、公职人员犯罪、企业家犯罪）。

唐青林律师公司法领域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过《公司保卫战》《公司控制权争夺战》等十多本法律实务著作，在商业秘密领域出版过《商业秘密案件裁判规则》等三本著作，办理过39起在各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唐青林律师长期关注公职人员犯罪、企业家犯罪领域研究。办理了大量涉及公职人员和企业家犯罪的案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过四本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实务著作，包括《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出版；《职务犯罪难点要点剖析——程序辩护卷》（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出版；《职务犯罪难点要点剖析——定罪卷》（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出版。

唐青林律师作为法律专家嘉宾受邀参加CCTV法制专题节目“大家看法”节目，对相关法律事务进行点评，唐青林律师多次被《新华社》《人民网》《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中华英才》《企业观察报》、《中国贸易报》等全国专业性媒体广泛报道。

唐青林律师曾经在《法学研究》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发表论文，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防范风险》2008年起连载于《法制日报•周末版》。

李舒律师，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先后任某上市公司法律事务负责人、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李舒律师擅长处理公司法律事务（含公司常年顾问、公司改制和控制权争夺等）、商事争议解决（含诉讼和仲裁）、强制执行与资产处置、金融与投融资、破产重整等领域的法律事务。执业以来，曾为数十家中外大型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擅长从实现委托人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就疑难复杂案件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参与办理各类案件总金额达数百亿元。

李舒律师对公司、金融、借贷、担保、执行及刑民交叉等领域有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主编《担保纠纷疑难问题及诉讼实战指南》《财产保全与强制执行》《公司诉讼疑难法律问题解读》等。

李舒律师在其长期关注的民营企业家权利保护领域和涉民营企业家财产纠纷和处置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整体解决方面，对相关法律问题和司法政策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有诸多成功案例，2019年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民企产权保护政策汇编与解读》。

李舒律师与国内外媒体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并就诸多法律实务问题接受数十家国内外著名媒体采访，曾受邀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华融、际华集团等机构为各界讲授法律实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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