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略论宋太宗

作者｜王瑞来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也许是宋太祖的功业过盛，在他的赫赫功业之下，宋太宗就显得有些黯然无光。因此，对宋太宗其人，历来似乎研究得不够。其实，宋初政治的主角，分别以武功、文治开创有宋一代三百年基业的，应当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太祖、太宗兄弟前后相承，一个草创开拓，一个稳定发展。本来，这种开基事业，应当是像唐太宗那样，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完成。然而，由于公元976年一个雪夜的“烛影斧声”，历史就注定由这两个人来完成了。

既然像是一个组合体的两个面，那么，宋太宗其人其事，其功其过，实在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

一

在后周时代，宋太宗赵匡义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因此，也没有什么功业可言。然而，他早年的处境，却要比其兄宋太祖赵匡胤好得多。由于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赵匡义用不着再像其兄早年那样坎坷奔波，浪迹天涯，为生活出路发愁了，他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其父其兄都是介胄武人，也许这个军人家庭在有了一定条件之后，想培养出个秀才。《宋史》卷四《太宗纪》记载：“宣祖（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指太宗匡义），恒饬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赵匡义“多艺能”，自然不是十八般武艺，这一点他没有获得军人家庭的遗传。史载他通音律，擅飞白书，喜对弈。在后周末年，二十岁左右的赵匡义，也许是由于赵匡胤的关系，做了供奉官都知这样一个小官。

作为胞弟，成年后的赵匡义自然成为业已形成的赵匡胤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他早年的历史上，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预谋定策。

掌握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后周末年，羽翼已丰。周世宗去世，七岁的周恭帝即位。“主少国疑”，天赐良机，赵匡胤阴谋代周的步伐加快了。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赵匡胤可以倚重的除了赵普等少数几个心腹之外，就是他的亲弟弟赵匡义了。赵匡义在陈桥兵变中，结交军士，抚定众心，沟通内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事件，可以说是赵匡义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对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胞弟十分器重，并且逐步提高了赵光义（“匡”字避太祖讳改为“光”字）的地位，先是任命他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不久，太祖亲征泽、潞，讨伐李筠，让赵光义临时担任大内都点检，留守汴京，这使京城的人吃惊地议论：“点检作天子矣，更为一天子地耶！”照理说，曾以都点检登基的宋太祖，是忌讳别人来担任这个职务的，可见他对自己弟弟的信任程度。其母杜太后死后，赵匡胤也许是遵从杜太后的遗愿，让赵光义当了开封府尹。在宋代，凡属皇族担任此职，就预示着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当然，也许继承皇位这件事，宋太祖还不想马上明确下来。因此，他让另一个弟弟廷美担任了兴元府尹。以后在加光义为中书令时，又加廷美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许，杜太后以弟继位的嘱托，对忠厚的赵匡胤是有影响的。在宋太祖去世前几年，封赵光义为晋王。

在赵光义担任的所有官职中，具有实际意义与重要作用的是开封府尹。这个职务，可上通，可下达，有大事，有细务，培养、锻炼了赵光义的政治才能。同时，他在长期担任开封府尹期间，网罗培植了一大批心腹。这批人对赵光义的即位，以及即位后的安定、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开宝九年(976)，正当壮年有为之时的宋太祖去世，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祖之死与宋太宗的即位，在各种史书中，多是裹着一层“气数”“天命”之类的神秘色彩，剥去这层荒诞不经的外衣，留给人们的，就是不尽的疑窦。

北宋僧人文莹《续湘山野录》中记载：

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这就是所谓“烛影斧声”之说的来源。如果说这个山林野僧之说不足为据的话，那么，严谨的史学家司马光的另一种记载也值得深思。

《涑水记闻》卷一记载：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对于司马光的这条记载，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引录后云：“据此则太祖薨时，晋王不在禁内，可以洗斧声烛影之诬。”我认为这条记载或许可洗斧声烛影之诬，但难以消除抢先夺位之嫌。这条记载，起码说明宋皇后本欲秦王德芳即位，而由于早已勾结赵光义的宦官及时传递消息，赵光义抢在德芳之前来到已驾崩的太祖身边。由于及时守在了一具神圣的死魂灵之前，就可以说是承受了遗诏。而宋皇后、德芳孤儿寡母，此时又如何敢惹势力寖大、羽翼已丰的赵光义！只有悲切地哀求：“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

二

一个不明不白地死去，一个不明不白地即位，想必会在朝野产生一些震动。但北宋各朝皇帝均是太宗的子孙后嗣，早已把这些痕迹涂抹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是“气数”“天命”“金匮之盟”等合理合法的证明。但从一些无法掩饰的事实中，我们还是感到了当时的动荡，感到了宋太宗面对太祖势力威胁时的忧心忡忡。

两宋三百年，新君即位，未逾年而改元，唯独宋太宗一人。难道是迫不及待地想从人们的记忆中把太祖时代抹去？此时，由于宋太祖的经营，已经不可能再有实力雄厚的军人野心家篡位，但其弟廷美与太祖子德昭、德芳却对太宗的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太宗亲征幽州大败，在仓皇逃窜、太宗一时不知所踪之时，一些人图谋拥立跟随军中的太祖子德昭，五代时期那种将士拥立的场面又险些重演。这件事使宋太宗大为震惊，于是，他加速了剪除这些威胁的步伐。北征回师后，太宗迟迟没有依惯例对参加这次战争的将士论功行赏。燕王德昭向太宗问起此事，宋太宗竟怒气冲冲、赤裸裸地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逼得德昭自刎殒命。过了两年，曾被太祖宋皇后企图推上皇位的德芳也死去了。当然，官修史书记载的是病死。又过了一年，唯一还能威胁太宗地位的其弟廷美，也在太宗亲信的诬陷下被一贬再贬，没几年死于贬所。

宋太宗的青年时代，恰逢其兄赵匡胤已在高位，居于统治集团上层这个圈子之内。包括赵匡胤登基之后，宋太宗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目睹和参与了统治者上层的斗争，生活的教科书教给他的多是政治斗争的内容。因而他的政治头脑要比太祖发达，过早地谙熟了耍手腕、搞权术，在这方面得到了锻炼。不过，正因为头脑复杂，心怀鬼胎，往往猜忌心过重，总怀疑别人也像他，也如是。宋太宗的猜忌心不光表现在对其弟其侄身上，就是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拥戴，被人称为“少年天子”，他也不愉快。宋太宗的心胸颇狭。至道二年(991)，太祖宋皇后去世。宋太宗也许还忌恨宋皇后当初企图拥立德芳之事，竟不想以皇后礼节安葬她。翰林学士王禹偁说了一句“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的公道话，触到了宋太宗的痛处，竟“坐谤讪”，责知滁州。明人李贽在评论此事时讥讽道：“所云‘共保富贵’何在耶？”

三

《战国策·赵策·触龙言说赵太后》一章，在叙述了触龙说赵太后之事后，记载了当时一个人的议论：“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在传统社会初期已经如此，到了传统社会成熟的宋代，作为君主就更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了。而就宋太宗来说，在世袭制下，他的即位并不是名正言顺的。况且他本人除了在陈桥兵变中预谋定策外，在太祖时期进行的统一战争中，他未出过毫发之力，更未立过尺寸之功。这样，面对一个人情未安、众心未服的局面，他急切地“思有以帖服中外”。为此，他采取了各种办法，但他也许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应当像宋太祖那样建功立业，才能“帖服中外”，镇抚人心，提高威望，“守金玉之重”。因此，宋太宗即位后，就着手进行战争准备，想完成宋太祖未竟的统一事业。这是一张继承太祖遗志最好的牌，既可以用战争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又可以建功立业。

于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陈洪进与吴越钱俶相继纳土后，第二年，宋太宗亲自出马征伐连宋太祖三次攻打都未攻下的北汉。宋太宗“决取之，为世宗、太祖刷耻”，想创立周世宗、宋太祖也未能创立的不世之功，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由于宋军击败了辽朝的援军，使北汉无力抵抗，北汉被迫投降。五代十国中的最后一国，被攻灭。平定了北汉，宋太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将疲师老，继续北征，企图一举收复燕云。结果，在幽州高梁河一带（今北京白石桥附近），与辽军激战，宋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太宗“仅以身免”，“窃乘驴车遁去”。

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再次督军北伐，在莫州被辽将耶律休哥打败。

经过几年养精蓄锐，在雍熙三年(986)年初，宋太宗又发动北征，企图扭转高梁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也挽回自己的面子。但前两次亲征的惨败，使宋太宗多少有些心悸，在臣子的劝说下，他顺水推舟，未再亲征，而是出动三十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攻辽。结果，五月，东路曹彬、米信两军在岐沟关被辽耶律休哥打败；六月，耶律斜轸率军十万，在朔州击溃西路潘美军，名将杨业被擒，中路田重进见势慌忙退兵；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在君子馆一带又大败宋军。雍熙北征，至此全盘败绩，宋军丧师近三十万。宋太宗不但建功立业成了泡影，而且宋太祖以来选练的精锐部队也损失殆尽。从此，北宋再无力攻辽。

宋太宗与宋太祖不同，太祖起于行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宋太宗则基本上未经历过什么重大战役，缺少这方面的锻炼，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但他又刚愎自用，自诩高明，每战亲自拟定阵图，严重地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这也是北伐几次败绩的原因之一。

四

对辽战争的败北，也许使宋太宗认识到自己的武运不济，像宋太祖那样以武功威震天下已不大可能，加之由于战败丧师造成的武力寖弱，使宋太宗对辽不得不由攻势转为守势。这时的宋太宗再也不高喊什么“为世宗、太祖刷耻”了，而开始说什么：“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又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太宗讲这些话，是为他把攻势转向守势所作的解释，同时也反映出太宗在武功方面碰壁后，已把注意力转向文治，转向内政。当然，这种国策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在对辽战争期间，屡屡不利的战况与不无问题的内政，已促使他逐渐开始这种转变，开始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

在宣扬防外忧不如防内患论调的同时，宋太宗开始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他从内心希望他的统治平安无事。史载他十分推崇《老子》一书：“上（宋太宗）读《老子》，语近臣曰：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他训导开封府尹、襄王元侃说：“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欲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欲不扰，莫若镇之以清静。”襄王元侃，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宋太宗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任相也选择循默守成、少有建树之人，如李昉、吕蒙正、吕端等，而“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太宗很注意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史载：“上（宋太宗）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还记载：“太宗尝谓侍臣曰：‘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俭，而元凶悖逆，及隋杨素邪佞、唐许敬宗谄谀之事，侍臣耸听。苏易简曰：‘披览旧史，安危治乱，尽在圣怀，斯社稷无穷之福也。’”

宋太宗对侍臣讲：“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他这句话说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然而倒是颇像在影射宋太祖。不管是说谁，这句话都是事实。宋太宗基本上可以说是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君主。他始以重武，转而重文，而终以文治显。宋太宗统治时期，基本上是承袭太祖草创之制，对有些制度有所补充和更革。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经过太宗一朝，更为完善，渐成定制。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宋太宗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规模，使取士人数剧增。太祖朝进士人数为一百八十六人，而太宗朝则达一千四百五十七人；太祖朝诸科人数为一百六十一人，而太宗朝则达四千三百五十九人。在扩大科举考试规模的同时，也使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化。在宋太宗时期创造的考校糊名等办法，对于防止作弊是颇为有效的。科举考试为宋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名卿巨公，皆由此选”。当然，取士既多，官员亦冗。《宋朝事实类苑》卷九记载，在太祖末年，文武朝官班簿是二百人左右，而到了太宗末年，便达到了四百人。太祖后期的开宝四年(971)，诸路幕职州县官阙八百余员，而真宗初期的咸平四年(1001)，减省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可见太宗时期官吏激增的程度。宋太宗时期，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这对于宋朝统治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与之俱来的，也形成了冗官冗员，这则成为宋代统治机器运转的沉重负担。

宋太宗“兴文教、抑武事”，在他即位的第二年，看到太祖时期承接前代遗留下的三馆，“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条件很差，慨叹道：“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耶！”下令另选址重建。一年而成，定名崇文院，分设集贤、昭文、史馆书库，贮书于四周回廊。宋太宗自己喜欢读书，因而也十分注意搜求图书，多次下诏购求亡书，还以爵禄来吸引和鼓励民间献书。此外，还派人到各地购求图书。他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又说：“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经过宋太宗的努力，到了太宗晚年，三馆秘阁，藏书颇富。他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宋太宗先后组织了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宋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先成，此书主要以收录汉魏至宋初的小说、野史为主，凡五百卷。《太平御览》初名《太平总类》，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凡一千卷，征引各种书籍达一千七百多种。在《太平御览》成书的前一年，太宗又命李昉、徐铉、宋白等人编纂了《文苑英华》。此书继《昭明文选》之后，上起萧梁，下讫唐五代，选录了两千多名作家的近两万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宋太宗时期收集的绝大部分图书，今已失传，但宋太宗时期编纂的这三部大书却流传下来。许多书籍内容，赖此保存下来。宋太宗主持编纂的这三部大书，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宝贵资料。综观宋太宗一生的作为，这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宋太宗建三馆，求典籍，修类书，兴文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宋太宗在太祖削夺藩镇政治、经济各方面权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经济方面对地方加以限制。从五代以来，藩镇享有到京师及各地进行回图贩易而免征税钱的特权。宋太宗即位后下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明确取消了藩镇的商业特权，其收效则使“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这可以说是宋太祖“制其钱谷”政策的继续。

五代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北宋统一时，全国才有三百万户，就连开封京畿之地，土地耕种“十才二三”。这种状况到了太宗朝也并没有完全改变。所以，太宗屡屡下诏允许农民请佃无主荒地，“便为永业”。并且，下诏设农师，推广先进技术，相对实行轻徭薄赋。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垦田数字的增加，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据《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统计，太祖末年的垦田数为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到太宗末年增长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

在对外贸易方面，宋太宗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北面在镇、易、雄、霸、沧等地设置榷场，作为对辽贸易的场所，岁入达一百五十万贯。同时，对于外商采取“招诱”政策。雍熙四年(987)，宋太宗曾遣内侍八人带着金帛、敕书，分四路招诱南海诸国蕃商。

在宋太祖武功打下的基业上，宋太宗把太祖草创的祖宗法进一步完善定型。尽管对辽战争败北丧师，但他转而以文德致治，较为稳定地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到太宗末年，北宋初步形成了积贫积弱到来之前的繁荣局面。

五

怎样评价宋太宗其人呢？这里我想把他与宋太祖比较来谈。

太祖时期，刚刚代周，面对的是一个未竟的统一事业。统一对于刚刚建立的北宋来说，不仅是要继续进行，而且是势在必行。这不光是造就一个宏大的中原帝国的问题，而且还是由于北宋代周，面对的还是五代乱世。各割据政权，互相征伐，都有混一天下的野心。这时的宋朝，只有开拓，才能生存。因而太祖代周在位的十几年中，主要精力用于军事方面。当然，他也是一手外战一手内政进行的。内政方面他虽然也有所考虑，但主要还是靠赵普这样的谋臣来考虑的。他不像唐太宗，在南征北战之后，还有几年安稳日子过。宋太祖时期，已处于国家的恢复时期，百废待兴。他的一生都很紧张。他的生涯，前期是军人，以代周为界，开始了后期从军人到政治家的转变。他的晚年，在赵普等辅臣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一转变，但他却没有像唐太宗那样造成一个辉煌的“贞观之治”。然而，他主持下草创的许多祖宗法，却成功地防止了宋王朝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防止并消除了许多五代积弊。在这样一个既成的基业上，他本可以有他的“贞观之治”，但却在晚年的一次生病中，不明不白地死于“烛影斧声”之下。

我们且不管宋太宗是以什么方式即位的，但他成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之中，特别是北宋建国后的十几年中，他有心计地观察学习各种正反教训经验，政治才能得到了很大提高。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从军人到政治家的转变，他一登上政治舞台的制高点，就是以一个政治家的面目出现的。他按照太祖的既定方针，按照已运行的轨道，把宋王朝这部巨大的车子，继续向前推进。他的一生，建树不多，对宋代制度，多是补充太祖时期的草创，使之更加完善化。但是，由于有了太祖时期的基础，北宋的“贞观之治”，宋初的辉煌时期都在他手里形成了。对于一个守成之主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