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六年卖出70多顶官帽：二奶成了编外“组织部长”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是前些年官场流行的顺口溜。那时，买官卖官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此起彼伏，几十顶、上百顶乌纱帽动辄销售一空。随着反腐力度加大，吏治腐败有所收敛，但并未根本绝迹。所以，经常回顾那段历史有助于扶正祛邪，营造风清气正的干部选拔氛围。人民网曾载《盘点卖乌纱蹲大狱的十大贪官》一文，披露了十大卖官案，可谓怵目惊心，现将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其一：王虎林“突击提干，甩卖官帽”

王虎林在担任山西省长治县县委书记期间，得知其将被提拔为长治市委常委，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官员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官员278人。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当地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

其二：李铁成“奇货可居，批发零售”

李铁成在1994年至2000年担任吉林省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借调整、提拔干部之机，大肆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144万余元。在全县范围内，李铁成受贿没有“空白点”。他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通过一次次“批发”大范围调整干部，以及长时间地“零售”个别提拔干部，来获取丰厚的“回报”。

其三：林龙飞“以‘职’论价，官位卖光”

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被当地群众私下里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把“卖官”公开化，“一些官位的价钱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县长十几万、局长七八万……甚至连“本是行使监督、反腐职能的监察局、检察院的职务，也要花钱才能获得”。

其四：马德“登峰造极，购销两旺”

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集“买官卖官”于一身，其卖官受贿案涉案官员达260余名，其中，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其五：韩桂芝“职务最高，单笔最大”

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至2003年期间，韩桂芝利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马德等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其中收马德行贿款80万元，为单笔最大。

第六：张改萍“一边卖官，一边拜佛”

法院审理查明，从2000年到2005年张改萍任陕西省商州市长至任商州区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28人贿赂共计１106．9万元，为他们职务调整及工作调动提供帮助。为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甚至贷款向张改萍“进贡”。所得赃款被她用于拜佛、疏通关系、出国考察等挥霍。

第七：陈兆丰“胆大妄为，顶风作案”

陈兆丰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县委书记，收受贿赂，大肆卖官，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他卖出官帽共110顶，平均每顶一万多元。

第八：周光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检方指控，原安徽省巢湖市市委书记周光全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王先正等30余人的贿赂款累计达人民币410多万元、美元8万多元及价值4万多元人民币的购物卡等物品。在涉嫌向周光全行贿的30多人中，有近20名希望在职务升迁上得到周光全提携并如愿以偿。周光全落马后，一批“买官”干部被免职。

第九：徐社新“任人唯‘钱’，官帽卖遍”

收了钱就给“官帽”，作为县委书记的徐社新，在安徽省五河县为官的6年间，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被称为“官帽售货郎”。据当地干部说，在徐社新主政期间，徐收了钱才会提拔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向其行贿想得到提拔实在太难。

第十：刘建国“夫唱‘妇’随，二奶当家”

从2000年开始，刘建国利用担任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县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72起，合计人民币202.5万元，美金1.5万元。其中71起，全部为帮助他人进行职务调整的“好处费”。在短短六年时间就卖出七十多顶官帽，而其中最大的亮点则是，他对情妇丁小平言听计从，一个县委书记的二奶俨然成了编外“组织部长”。

“买官卖官”是腐败的极致，大量买官者充斥官场，必然会产生一批贪官、赃官、庸官、糊涂官、酒肉官，以及一大批尸位素餐者，导致官场生态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