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组织迎来了一名同志的入党申请,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有同志提出了质疑。
因为这位同志的社会关系过于复杂,他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关系密切,还曾是张学良将军的座上宾。
就在那时,周总理站了出来,反问那些质疑的同志:“你的社会关系不复杂,但他做的事,你能做到吗?”
还别说,他的本事还真的挺大,他是周总理单线联系的红色特工,保密级别比李克农这个“特工之王”还要高,其他人都调不动。
他去世27年后,俄罗斯还曾颁发纪念卫国战争纪念勋章给他。
这位让周总理力排众议也要同意入党的同志,到底是什么人物,一切就从这位同志入党时说起吧。
国共大红人
这位由周总理单线联系的同志,正是战争时期,党组织内除“龙潭三杰”外,与沈安娜、熊向晖等人齐名的阎宝航。
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就曾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当年接收他申请书的是苏子元同志。
他的身份确实很特殊,当年为了让他加入组织花了不少工夫,但最后还是没成。
10年前的那封申请书,由苏同志转手,一路送到了周总理的手上。
他和代表团的同志清楚阎同志的情况,都同意了入党申请。
然而,这份申请书最后被共产国际驳回了,给的意见是,他们认为阎同志与国民党要员走得太近,不大可靠。
一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顺利结束后,周总理才借这个机会,力排众议,同意了阎同志的申请。
也就是在第二次申请时,发生了其余同志质疑阎同志可靠性的情况。
事实上,从社会关系来看,阎同志确实比较特殊,因为他在国共两党都是有能力、有名声的人物。
他深受老蒋、宋美龄等人的赏识,与张将军是莫逆之交,军统头头、黄埔系将领也与他关系良好。
可以这么说,那时,他与国民党内的各个山头关系都不错,多数人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
在国民党内,他关系最好的就是张学良将军,阎同志从少年时期就认识了。
很早以前,阎同志尚未接触党组织时,他曾是一名基督教徒,这为后来他与张将军相识埋下了伏笔。
不久,阎同志认识了张学良将军,自那以后,他就经常同将军一起参与各种活动。
两人一见如故,后来还一起去上了英语夜校,经常交流阅读感受,这让张将军把阎同志视为自己亲近的知己好友。
他从奉天的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就跟朋友开了一个贫儿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家境贫困、被抛弃,很想学习的孩子们。
1919年那会儿,张将军曾参观过这所学校,他看学校设备简陋,当即捐了一笔钱。
后来,他一路升官,到军团长时,又给好友的这所学校捐了不少钱,以改善伙食。
7年后,阎同志拿到了青年会的介绍信,想让他去英国留学进修,但路费、生活费自付。
那会儿阎同志虽然自己有工资,但每个月只有25元,他的这点工资完全不够的。
张将军得知后,主动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出钱资助留学。
很快,他如愿去了欧洲,学习到了丰富的知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关注国内局势,还有挚友的情况。
不久,阎同志立刻返回国内,帮助张将军渡过难关,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么亲近。
至于老蒋、CC系等,这些山头人物,则因为张将军,还有他在国民党内出色的工作能力,非常信任他,鲜少怀疑他的身份。
陈诚曾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阎宝航都是共产党,那他与其他人都是共产党。
可见,他们对阎同志信任到了一种地步。
就算到了后期,老蒋等人发现了一些端倪,也更倾向于威慑,而非直接将人抓走。
正是他这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才成为组织内进行情报工作的优秀人才。
就比如,他入党两年后,周总理安排他在重庆定下来。
没多久,时任卫戍司令的刘峙就找上门来,说是“登门拜访”,实际身后还带了两名背枪的士兵。
刘峙是个爽快人,直接就说了他家里的孩子为何陆续去了延安,他怀疑阎同志是共产党人。
对面说得不错,他家里的4个孩子确实陆续送到延安学习、搞革命,只有把年龄尚小的一双儿女留在了身边。
面对质疑,阎同志不动声色,他说孩子们大了,他们想去哪里,他这个父亲也管不了。
刘峙此次前来,根本没法给阎同志定性,因为没有证据。
更令他头痛的是,阎同志和宋美龄关系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