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本文较长，需细心品读，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写作不易，后半段需付费，感谢支持。
“贵族”这两个字，读西方历史时见到得比较多，这就让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贵族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贵族。
但实际上，中国也有贵族。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贵族只在一两个特定时期绽放出绚烂的光彩，随后又被皇权与汹涌的民意逼着退出历史舞台。
一、何谓贵族？
什么是贵族？在我看来，满足以下两点，即可视为贵族：
第一，拥有政治特权且可以继承；
第二，拥有特定的封地或势力范围。
根据这两条原则，西方历史上拥有领土的各种公侯伯子男，自然都是标准的贵族。
周朝的各路诸侯及其子孙，同样是贵族。
就拿孔子来说，孔子的祖上是微子启和微仲。
商朝灭亡，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受封于商丘，建立宋国。微子启去世后，微仲继位，孔子的贵族身份，就是从这里继承下来的。
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经做过宋国的大司马，封地在栗邑，但孔父嘉在内乱中被杀，孔子这一支的贵族地位开始没落。
孔子成年后，他们一家已经流落到了隔壁的鲁国，没有特权、没有封地，成为没落的贵族了。
按照同样的思路，汉朝分封制下的刘姓子孙也都算是贵族。
后来汉武帝搞了个推恩令，许多刘氏子孙推着推着就被推成了穷光蛋，成为没落的贵族。
汉朝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没落贵族：一个种庄稼的，叫刘秀；一个卖草鞋的，叫刘备。
他们的贵族身份还在，但到他们这一代，特权已经消失殆尽。
和汉朝分封制类似的还有明朝。明朝分封制下的朱姓藩王自不必说，是贵族无疑。
此外，世代镇守南京的魏国公徐氏（传11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黔国公沐氏（传16代）等等，都可以称得上是贵族。
满清治下的八旗勋贵，当然也是贵族。
这些贵族的兴衰荣辱依赖于皇权，与皇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两汉灭亡，刘氏贵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明朝灭亡，那些藩王和国公同样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所以，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角不是这种“皇亲国戚”，而是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与皇权分庭抗礼——
但又昙花一现的门阀贵族。
二、贵族的诞生与贵族制度的建立
门阀贵族的诞生，在东汉末期便有苗头。
汉代基层的基本单位叫做“里”和“乡”，汉代的基层社会，我们一般可以称之为乡里社会。
乡里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它一般是由血缘关系的宗族构成的。
比如，一个王姓的大家庭，由于祖上做过官，后来依靠察举制又出了几个当官的，那么，这个家族就很容易崛起。
家族人丁兴旺，仅仅依靠同族的子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乡”或者“里”。
但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基层却出现了“村”和“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由于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魏晋时期，战争一直很频繁，所以，整个中国社会上有一大群流民在到处活动。
这些老百姓们为了自保，就会团结在一起，建立一个带有军事防御色彩的小村子，这种小村子就叫做“坞”或者“村坞”。
比如西晋末年，外戚大臣庾衮为了躲避战乱，就带着同族和乡里百姓，一起躲进了深山。
老百姓们在商量之后，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庾衮作为自己的领袖，于是，庾衮就跟大家约法三章，带领大家建立了村坞，一边在里面从事生产，一边保护居民的安全。
在同一时间，出生于高平郗氏这一豪族的官员郗鉴，带领同族和乡里百姓千余家逃到了峄山。
由于恰巧集团内部发生了饥荒，跟着郗鉴的那些人没了粮食，郗鉴便把自己的仅有粮食分配给了同族和乡里百姓，并在当时传为了美谈。
随声望越来越大，郗鉴被推举为了集团领袖。
类似的事情，在从东汉到魏晋的战乱年代常有发生。
这些案例指明现：
首先，在“村坞”这种新型的共同体当中，一般都会有一位领袖，而且，这位领袖一定是因为德高望重，才被人们推举为领袖的。
其次是，在“村坞”这种共同体当中，既有同宗族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也有大量的异姓的人。
也就是说，汉代早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里社会，在这时候变得更加松散了。
相应的，豪族依靠道德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了自己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蚕食了国家的权力，将公权力私有化。
在以往，一个豪族可能只占据着一个乡或者一个里，影响力的范围主要是同宗同族族。
但现在，豪族逐渐把其他姓氏的老百姓，也纳入了自己所建立的新型共同体当中，渐渐地有了“领主化”的倾向。
什么叫“领主”？
它指的是，在一个区域里掌握权力并领有土地的人。
由此，这些豪族转变为贵族的第一个条件——拥有特定的封地或势力范围——便诞生了。
另一个条件——拥有政治特权且可以继承——也在逐步形成。
魏晋时期流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或“九品官人法”。
它指的是，在各郡设立一名“中正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听取辖区中人物的评价，然后根据评价把人物划分等级，这就叫做乡品。
接着，中正官再把乡品和相关评语送到中央，中央再根据乡品给这个人分配岗位。
乡品越高，官职就越大。
这种制度的问题在于，首先，中正官一般就由门阀豪族的成员担任。
其次是，地方上对人物的评价，也都由这些门阀豪族把持着。
豪族会说自家子弟不行吗？会说其他豪族的子弟不行吗？当然不会。
所以，汉朝的察举制，至少还要点脸，做个样子，考察一下一个人的孝廉或才华。
九品中正制直接脸都不要了，只看出身与门第。
所以，搞来搞去，那些豪族的子弟基本上都能当高官，且世代皆可为官，而那些寒门子弟却得不到推荐，无法进入仕途。
表面上看，这些豪族只不过是世代为官的士人家庭，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把九品中正制作为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可供继承的权力。
这些豪族，我们一般称之为郡望、望族，在汉末的大背景下，全国各郡都纷纷形成了一个或数个豪族。
这些豪族一般被称为“某郡某氏”，比如最为著名的琅琊王氏，就崛起于琅琊郡（国）。
得益于东晋的建立，豪族世俗特权的继承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晋书》记载：
永嘉初，（元帝司马睿）用王导计，始镇建邺。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北方进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
王导预测到了天下大乱，认为这是一次机会，于是极力劝说西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渡过长江，去江南建立新朝廷。
司马睿深以为然，一拍大腿，携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等豪族南迁，建立了东晋。
王导，于是被推为衣冠南渡的“首功”。
王导与司马睿
司马睿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的父亲和西晋的建立者司马炎是堂兄弟，他本人跟“前任”皇帝的血缘关系比较远，如果不是天下大乱，他是不可能触碰到皇权的。
再加上他一没威望，二没实力，三没功劳，建立东晋多凭运气，他当皇帝的底气底气不足。
而且，《晋书·王导传》说：
（司马睿）徙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
司马睿到建邺一个多月，吴地的士族竟然没一个甩他的。
最后还是王导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和王敦商量着让司马睿趁在农历三月三上巳节这一天乘坐轿子招摇过市，王家兄弟和其他北方来的门阀贵族骑着马环绕左右。
吴地的士族站在远处偷看，心想，这群北方大贵族对司马睿如此恭顺，我们这些人再不认怂恐怕不行了。
于是大家一合计，立马率众在路边跪拜。
由此，司马睿的皇帝地位才算是得到了认可。
所以，在这一新朝廷，司马睿就是一个吉祥物，军事全仰仗来自于琅琊王氏的王敦，政务依赖于王敦的丛弟王导。
司马睿只能抱大腿，跟他们争，那是自找没趣（死路）。
司马睿甚至称呼王导为“仲父”，司马睿的继任者司马绍对他更是毕恭毕敬，说话客客气气，生怕得罪了这位大佬。
《晋书·王敦传》说：
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丛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在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于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便形成了。
也就是说，东晋王朝初期的政治权力并非司马家独享，而是由琅琊王氏和皇族司马氏共同执掌。
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有许多，比如在早期有帮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的王敦、王导这一对堂兄弟，后期还有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王献之，等等。
东晋建立不久，来自于琅琊王氏的王敦叛乱，又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这件事的起因是，司马睿时期朝中有个名叫刘隗的大臣，建议皇帝提防手握军权的王敦。
王敦这人和好好先生王导不同——王敦平时独断专行，需要用人的时候，往往不请示皇帝，想任命谁就任命谁，他可不是什么善茬。
司马睿被别人一怂恿，便产生了削减王敦权力的想法。
一来一回，司马睿和王敦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于是，王敦铤而走险，发动叛乱，率军攻打建康。但此时的王敦已经步入晚年，身体又不好，结果死在了叛乱的路上。
按理说，王敦倒台，琅琊王氏应该“树倒猢狲散”了吧？
不，王敦虽然发动了叛乱，但王导聪明，他一直坚定地支持司马家。所以，王敦一死，琅琊王氏不仅没有倒台，反而愈加受到器重。
当然，王敦的叛乱也给其他士族提供了崛起的机会。
首先是，来自颍川庾氏的庾亮和来自高平郗氏的郗鉴，由于参与平定王敦叛乱有功，权势越来越大，逐步加入到了“共天下”的行列。
后来，以桓温为代表的谯郡桓氏，以及后来由谢安、谢玄等人主导的陈郡谢氏，等等，都在不同时期凭借战乱进入权力中心，把持朝政，和东晋皇帝分享权力。
到这里，中国历史上的门阀贵族正式形成。
那么，这些门阀贵族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呢？
就拿琅琊王氏来说，几乎每一代王氏都由一位“主理人”继承并主持家族权力，在朝中出将入相，分享皇权。
比如，除了王导，历史上如雷贯耳的谢安主政时期，琅琊王氏的代理人叫王彪之，同为两位主政大臣之一。
而在同一时间，其他的王氏子弟则被分配到全国各地任官。
这些王氏子弟没有名义上的封地，却有实际意义上的势力范围，有些地方甚至长期被王氏子弟把持：
王彪之有一个著名的堂兄弟，叫王羲之，凭贵族身份，当过江州刺史、会稽太守。
王羲之的堂弟王洽历任司徒左长史、吴郡太守等职；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凭借贵族身份，历任司徒左长史、吴兴太守等职；
王献之的堂兄弟、王洽之子王珉员外散骑侍郎、国子博士、黄门侍郎等职……
这些人并非天潢贵胄，但生下来就继承了做官的权力。
东晋灭亡，南方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
可即便改朝换代，门阀贵族的地位依旧不可撼动（这是门阀贵族与其他朝代的勋贵之间的最大区别），新皇的登基，甚至必须得到贵族的认可。
比如，晋宋易代时的王弘，宋齐易代时期的王俭，齐梁易代时期的王亮和王志，以及梁陈易代时期的王通和王瑒，都会或明或暗地主持禅让或登基仪式。
日本历史学家谷川道雄认为，这一时期的琅琊王氏，就相当于日耳曼君主加冕时的罗马教皇。
这话虽然夸张，但仔细想一想，确实有那么一点意思在里面。
三、贵族制度何以可恨？
东晋有许多大名士，《世说新语》里面也记载了许多有趣的文人雅士的故事。
但贵族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却并没有这些贵族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光鲜。
东晋历史上有两位赫赫有名的田园山水诗人，一个叫谢灵运，一个叫陶渊明。
谢灵运来自于陈郡谢氏，祖父是谢玄，他是贵族，一生下来就吃喝不愁，更不必担心仕途。
所以，他可以肆意地玩耍，寄情于山水，写诗助兴。
而陶渊明曾祖父陶侃在东晋初期多次平定内乱，鼎盛时期手下执掌了八个州的大权，可谓是权势熏天。
但仅仅因为陶家是寒门，到了陶渊明这一代，他本人在政治上仍然难以作为。
所以，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陶渊明愤愤不平地归隐田园是必然的事情。
除了汉族社会，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有贵族化的倾向。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北魏孝文帝在搞改革时，就明确规定，把建国以来堪称元勋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个少数民族姓氏，按照汉人的方法确定为门阀士族。
另外，对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山东四大门阀士族，孝文帝带头让皇子们和这些汉人贵族的女性后代进行通婚。
孝文帝甚至规定，贵族子弟当官时只能当“清官”，不能当“浊官”。
什么意思呢？北魏当时将官僚系统一分为二，同一职位既有“清官”，也有“浊官”，清官只能由贵族担任，寒门只能做社会地位更低的浊官。
这实际上就是完全承认了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寒门出头的机会几乎被断绝了。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贵族化国家。
在贵族化国家，贵族子弟享有特权，不存在生存压力、晋升压力的他们更注重人格建设，崇尚清谈。
他们恣意挥霍，处事风流，基本上个个都有艺术家、诗人、思想家、书法家或画家的身份，许多人都像王羲之那样留下了不少千古佳话和艺术作品。
然而，作为贵族，他们的存在却阻碍了寒门的晋升通道，使得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这样一个社会无疑注定会孕育着更大的危机和动乱。
四、平凡者的抗争
假如你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想出人头地，但你又出身寒门，很难当得上官，这时候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