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1949年4月28日，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于南下途中下达《战字第34号命令》，正式增设第十四和第十五兵团的番号，连同年初更改番号而来的第十二和第十三兵团，终于补齐了四大兵团的建制。
而在各兵团司令员的人选问题上，野司首长们最艰难的选择，莫过于第十五兵团的军事主官，到底由谁来担任！
邓华将军
道理明摆着，第十二、第十三兵团的司令部，分别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部改编而来，那么萧劲光和程子华两位司令员自然留任。
第十四兵团的司令员，则由野司参谋长刘亚楼“空降”出任，唯独第十五兵团的司令员实在不好确定。
理论上说，只能提拔一位最优秀的纵队司令员（军长）任此要职，不过四野名将如云，曾经统一指挥过多个纵队作战的将领，之前按“准兵团司令员”使用的也不乏其人，比如38军李天佑、40军韩先楚、45军邓华等同志，都是兵团主官强有力的竞争者。
1947年8月的四平攻坚战，李天佑曾统一指挥1纵、3纵、7纵作战；1948年10月锦州攻坚战，韩先楚曾统一指挥2纵、3纵（北集团）作战；邓华曾统一指挥7纵、9纵（南集团）作战，显然，第十五兵团的首任司令员，大概率将在这三位名将中产生。
可惜的是，四平攻坚战以失利而告终，颇受四野主要首长器重的李天佑，难免背了些包袱，也基本无缘兵团司令员的争夺。
至于后来居上的韩先楚和老成持重的邓华，野司首长最终选择了邓华，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军委批准，那么邓华将军为什么能够胜出呢？
韩先楚上将
01、邓华是“双红一”出身的将领
军战史上经常提到的“双红一出身”，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早期，曾在闽赣苏区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任职的干部，这个称谓意味着将领们的早期军旅生涯，始自井冈山的红4军和中央红军的“建军时期”，就军队资历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解放战争中期形成的五大战略区中，军事主官皆出自早期的红一方面军系统（彭刘陈林聂），原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即便担任过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师长，也未能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司令员（含华北军区野战部队）。
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一方面，是军委对五位开国元帅军政能力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在交通被敌阻隔的情况下，这五帅因为熟悉主席的用兵风格，更能深刻理解军委的战略和战术意图，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反正事实如此。
红军时期的邓华
同样，在选用野战军所辖的野战兵团司令员时，也必然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笔者粗略统计过，在1949年以后正式组建的十六个兵团中，严格意义上，司令员出身红二方面军的只有一位：许光达，出身红四方面军也只有二位：陈锡联、王建安。
其中徐帅担任的华北一兵团司令员是不能计入的，毕竟是以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身份兼职。
而其他十三位司令员均出自闽赣（中央）苏区，包括一野的王震，二野的陈赓、杨勇，三野的陈士榘、宋时轮、叶飞，四野的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和邓华。
如果再加上华北军区的杨成武、杨得志、周士第，占比高达81%！这里要注意，王震和程子华，其实都是中央苏区派出去的干部，一个率红六军团先期到达湘鄂西，一个只身赴鄂豫皖任职。
而邓华将军就是出身于“双红一”的将领：参加过1928年湘南起义，跟随朱老总上井冈山，历任红4军的连党代表、红一军团的团政委、红一方面军的师政委等职务，堪称“根红苗正”。
彭老总和邓华
至于“旋风司令”韩先楚，众所周知是出身于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尽管该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地方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再与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恢复红一军团番号）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但红25军系统却并非真正的“双红一”。
如果溯源的话，红25军其实属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不过在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是独立坚持老根据地，也是单独长征到达陕北的，而徐海东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拥护和支持，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在考虑第十五兵团司令员人选时，在同等资格的将领中，邓华的“双红一”出身无疑是加分项。
尽管陕北会师以后，军委对韩先楚也颇为重用，但那已经是1936年以后的事情了，而邓华在中央苏区工作战斗了七年多，军委无疑更了解也更信任。
韩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