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黑河腾冲线：地理之外的意义

姚大力/文

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是由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是汉唐模式，另一个则是边疆帝国模式。

所谓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是指在治理汉文明地域时，基本上采纳了汉唐式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但同时，它也并不拒绝去继承从汉唐羁縻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土司建置。

而边疆帝国模式的独特贡献，则主要是把继承汉唐模式的列朝所无法“消化”的大片停滞在羁縻状态的区域，有效地纳入到中国的版图范围内。如果在地图上画一条东西分界线，把传统中国的汉文明覆盖区（包括分布在它边缘的土司建制地区）与其余被边疆帝国纳入中国的国土分别开来，那就很容易发现，这条分界线与“黑河腾冲线”的走向极其吻合。

胡焕庸线示意图

什么是“黑河腾冲线”？

黑河腾冲线最早是由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来的，所以也称为“胡焕庸线”，或者简称“胡线”；1987年，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数据，调整了对这条线的说明。这条从东北到西南，连接位于今天黑龙江东北部黑河，以及今天云南省西南部腾冲的直线，把当代中国国土划分为大体相当的两部分。

在占国土面积43%的东半部，分布着中国总人口的94%；而占国土面积57%的西半部，只拥有全国人口的6%。最近的二三十年以来，上述人口分布格局可能会有所改观，特别是把大量流动人口纳入统计的话。但是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把“胡线”作为一种基本的背景资料来使用，大体是不错的。

胡焕庸先生

那么，中国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鲜明夺目的区域分布反差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忽略掉胡焕庸线为追求直线效果而牺牲的部分准确性，那就可以认为，它与4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走向十分贴近。我们知道，年降雨量在中国国土上的分布，大体是从东南到西北逐渐减少的，400毫米的年降雨量，是雨养农业，也就是仅靠自然降水来维持的华北旱作农业所必需的最低供水量。

400mm年等降水量线与胡焕庸线的位置关系

不用说，雨水更充沛的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区，自然位于这条线以东。在它以西，虽然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中，还存在一些规模不大的灌溉农业，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条线划分了中国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的地理范围。青藏高原东半部以及横断山脉地区的降水条件，虽然可以满足雨养农业需求，但那里海拔过高，地势陡峻，实际上无法从事农耕活动。恰恰是在这块地方，胡线向南偏离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而向农牧分界线靠拢。

总之，黑河-腾冲线，也就是胡焕庸线的走向，呈现出与中国农业分布区的西部边界几近重叠的状态。还不止如此，胡焕庸线的走向，与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历史分布地域的划分形势也基本相符；需要加以修正的，只是东部的农业区内，还包含着若干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如傣族、壮族、朝鲜族等。针对这样一种人口分布态势，毛主席曾评论说：“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

中国民族分布图

胡焕庸线的历史意义

胡焕庸线既划出了汉族历史分布区的西界，又划出了农业分布区的西界。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还记得，汉族的早期分布曾经局限于淮河-秦岭以北，那也就很容易认识到，汉文明扩展自己生存空间的地域范围，主要指向能够从事农业的各个地区。在上述地域之内，他们会以极顽强的毅力，像铺地毯一样地朝着外部世界去拓展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但它向外部的展延也会在宜农区域，也就是适合农业生产地域的最边缘，戛然中止。

这也恰恰因为汉文明和汉族的生计方式，是与农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们很早就已发现，长城线的蜿蜒展开，正好与十七英寸（约当43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两相重叠。修造长城的人，当然不了解这样一条线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凭着实际经验，去掌握宜农区域向北推进所可以到达的极限位置，然后把长城修筑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再拿中国农业区域的西界（也就是黑河-腾冲线以西地区），与汉唐模式各帝国内的府县及土司建置地区的西界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两条界线其实也是相当吻合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汉唐模式最适合的发育环境，是农业，因而也是汉民族能够立足和发展的地方。汉唐式帝国对外扩展是否成功，全都取决于此。只要有可以垦殖的土地，就会不断有汉人往那里迁徙。最初没有汉族人口的南部中国，往后能被汉唐式帝国完全“消化”，就是因为那里宜于农耕，所以也就宜于汉民族的立足与发展。

秦汉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整合过程，开始于在那里构筑一个稀疏的管控网络，由为数不多的官衙、屯戍要塞、驿道和驿传、亭障、小规模移民点等组成。然后在这个像网线袋一样把南方领土整个地套在里面的经络与血管系统附近，就会慢慢长出越来越丰满、发达的肌肉组织，把经络系统包裹在其中，并使它发育得日益强壮、细密。这种肌肉组织就是顺着最初的管控网络，向南迁徙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汉族农户。他们逐渐负担起供养那个管控系统的责任，从部分到全部。而该系统最初，完全是由国家的物质和人力补给来维持的。再后来，国家在南方的收入不仅足够用来支付治理当地的成本，还可以倒过来，以大量的财富反哺中央。

在沿汉族社会周边外延建立的土司建制地区，情况也差不多如此。这些地方也大多位于黑河-腾冲线以东，属于可以从事农业的边缘地带。不过，由于那里早已存在势力较大的原居人群，再加上距离遥远、进出不便，而且剩下的好地也不多，所以起初，几乎没有汉族农户迁入。但是，随着晚明以后人口压力的显著增长，到那里寻找生存机会的汉族人口也日渐庞大。这些人当然不属于所在地区土司的管辖范围，可是客观上，又存在对他们加以管束的必要，包括向他们征收国家赋税。在原来只设立土司的地区，兼设流官建置的过程，于是就这样开始了，并且还一路从土流并治，走向后来改土归流的结局。

不过，除了在汉族社会周边成功地建立起土司体制的地带之外，汉唐式帝国对位于更西部的辽阔的羁縻地区，就只能采取“不依赖移民占领而从外面将控制伸入其地”的方式，通过册封当地首领，和驱使他们定期朝贡的制度，予以间接控制。由朝廷派往那里的驻军，孤悬于这些绝域异邦之地，在必要的时候用来实行武力弹压。虽然从西汉开始，就在那里推行边地屯垦（也就是驻军在当地驻扎下来开垦田地），但这种脆弱的前线屯垦很容易荒废。远征军只有常年靠内地“输血”的方式，由朝廷调拨大批钱粮装备来供养。

公元前68年西汉版图

与在南方的情形完全不同，西部和北部的羁縻地区，由于没有汉族农户随后跟进，在接通腹地的干道网络周围，也就不会有肌肉组织成长起来，更不用说承担起替代外部供血的本地化补给功能。只要朝廷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止“输血”，它在那里的政治权威就会很快衰竭。汉唐式国家经营西域的努力时断时续，其收效事过于倍而功未及半，基本原因正在这里。

但对源于蒙古草原的游牧人群来说，控制西部中国的困难要小得多。因为北部欧亚大陆真正的草原地带，虽然位于北纬50度线上下，但是在它以南，还有许许多多与沙漠绿洲靠得很近的半荒滩草原，足以支撑向南扩张的游牧人的生计需求。

所以，蒙古人要维持对草原以外中亚各地区的统治，就不会碰到汉地军队所面临的那种后勤补给障碍。清前期的满族一直以骑射见长，它利用共同信奉藏传佛教的条件，拉近了与蒙古族的距离，又在征服广阔的中国西部的战争中，充分借助了蒙古军队的力量。这是元、清两朝实施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时可以拥有的独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