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苏轼的朋友圈：章惇

原创 南风无影

世间有多少朋友，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原本可以一辈子莫逆相交。可谁会料到旦夕惊变，从此以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涯路远。

苏轼和章惇就是这样的一对朋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苏轼有才，章惇也不逊色，苏轼之才，是厚德载物，才德兼备，兼济苍生。章惇呢，是有才无德，德不配位。故二人南辕北辙。

章惇，福建人，官二代，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章惇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参加科举考试，两个人都考中了。

千年龙虎榜

嘉祐二年的科考，由欧阳修主持，堪称千年之最。前三甲寂寂无名：状元是章衡，也就是章惇的侄子，榜眼是窦卞，探花是罗恺，但后面这一串却是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的四位：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后来的宰相曾布、章惇、吕惠卿，理学大家程颐、程颢兄弟，北宋名将张韶.... 只不过苏洵和程颐都落榜了，有意思的是，这里面既有父子，还有三对兄弟，还有叔侄，还都是大名鼎鼎。

曾巩，曾布，张韶都是江西人。曾巩和曾布是兄弟，一个师从欧阳修，一个师从王安石。张韶文可安邦，武可定国，是范仲淹式的人物。张载那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千百年来，道出了多少读书人的心声。

章惇和章衡是叔侄，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输的牛劲逼得他两年后重考。结果，又考中了，还得了个甲等第五名。这才心满意足地做官去了。

莫逆之交

苏轼与章惇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为人正直不阿，从不刻意奉承人，因此这是发自内心的称赞。

还有一次，两人一起去终南山游玩，走到了仙游潭。仙游潭所处地势可谓是陡峭惊险，这里风景绝美。面对美景，满怀激情的两个人都是诗性大动。章惇甚至手痒想去对面的石壁上提字。他先是客气地询问了苏轼，不过苏轼看到石壁后的深渊就连忙推辞拒绝了。

章惇听到这个回答后先是笑了笑，然后起身，走过独木桥，翻岩爬树，不顾危险来到了巨石石壁前，在上面写下了六个大字：苏轼章惇同游。

起身返回时，章惇更是胆大，直接顺着铁索就滑回来了。他虽然不害怕，苏轼却被他大胆的行为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暗暗说：我命休矣！

原来，苏轼看到章惇竟然不顾性命危险，只是为了到巨石上题字。他想：一个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的人，还会在乎谁呢？一旦他日后得势，而如果我犯在他手中，岂不是性命休矣！

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 未肯有一字往来”。

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

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很感动。在下狱和流放黄州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利令智昏

到了绍圣元年（1095），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此时的朝堂，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恶已形同路人。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这个肚量。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短短两年内，将苏轼一贬岭南，再贬海南。

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

欲望这东西，如果你经常去喂养它，它就犹如巨兽饕餮张着贪婪大嘴，把你吞噬。当章惇在权力高位的时候，就已经身不由己，变心易辙了。

相逢一笑

随着二十五岁的哲宗英年早逝，元符三年的向太后，做出了两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是没有听信宰相章惇的建议，把艺术家的端王赵佶捧上了皇位；二是赦免了流放在海南、垂老濒死的大文豪苏轼。

徽宗上位后，轮到章惇倒霉。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后来辗转流放，死在距首都千里之外的睦州。章惇倒霉的原因很有意思，因为他对向太后说：赵佶轻佻，这个评价，不幸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劫后余生的苏轼却表现出宽阔的气量。苏轼回来的时候，过雷州，章惇家人很怕苏轼会报复，但苏轼让章惇之子章援转告其父保重身体，还安慰章惇的母亲，说我岭南海南都生活了三年，还好，没事的。

苏轼的气量大抵就是：我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对我，而去改变我做人的秉性和初衷吧。

也许从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任凭政治无限度介入他们的私谊，才是最大的错误。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是的，苏轼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倾轧迫害，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

这大抵就是我们爱苏轼的原因，爱你的仇敌，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章惇虽有不堪，但有两件事还是值得称道：其一，他执掌朝权时从不滥封亲友，4个儿子都是籍籍无名的小官；其二，他有超凡的识人之明，深感赵佶不能继统为君。

至少，章惇还保留了儒学家的本分——刚大之气，至死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