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苏轼写了哪些讽刺王安石变法的诗歌

原创 吴钩

苏轼为什么身陷“乌台诗案”？“罪证”是他写了大量讽刺新法的诗歌，导火索是一篇谢表。

按宋朝惯例，官员接受一项任命后，要向皇帝上谢表，表示谢恩，说的通常都是套话。元丰二年暮春，苏轼赴任湖州太守，到任后照例进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却在谢表上发了牢骚：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苏轼谢表所说的“新进”，是指那些拥护变法、受到重用的少壮派。不说别人，就说苏轼的同年（同为嘉祐二年进士），那些追随王安石变法的人，一个个都成了高官，王韶官至枢密副使；吕惠卿当过参知政事；邓绾当过御史中丞；章惇与苏轼本亦是同年，因耻于名次居侄儿章衡之下，委敕而去，两年后方释褐入仕，资历比苏轼略低，但熙宁八年章惇已是三司使；还有蔡确，与苏轼同龄，晚两年入仕，如今是参知政事。苏轼讽刺他们热衷于生事、趋炎附势。

相比之下，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苏轼却从未担任过要职，熙宁四年才通判杭州。对此，苏轼是满腹牢骚的，在致亲友的私信中说：“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初除颍倅，拟入，上又批出，故改倅杭。杭倅亦知州资历，但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耳。此来若非圣主保全，则齑粉久矣。知幸！知幸！” 认为自己受了王安石排挤，若非神宗庇护，还会被王安石迫害（这是苏轼的想当然）。

自熙宁四年通判杭州后，苏轼在地方辗转多年，先后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这期间，苏轼写了大量讥讽新法与新党的诗歌：

譬如熙宁六年，通判杭州任上，苏轼写《戏子由》诗寄弟弟苏辙与驸马王诜，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自述这两句诗的含义：“是时朝廷新兴律学，轼意非之。以谓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今时又专用法律而忘诗书，故言我读万卷书，不读法律，盖闻法律之中无致君尧舜之术也。”

同一年又写《山村》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正在推行的“青苗法”、“募役法”：“意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度两度夏秋税，又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讥讽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

又作《八月十五日观潮作》：“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从字面上看，此诗不过言“弄潮之人，贪官中利物，致其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断”，但苏轼作此诗另有深意：“轼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

熙宁八年知密州任上，苏轼写诗送友人刘述：“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讥刺朝廷的拓边战略：“是时，朝廷遣使诸路点检军器及置三十七将官，轼将谓今上有意征讨胡虏，以讥讽朝廷，诸路遣使及置将官，张皇不便。”

熙宁十年知徐州任上，苏轼写诗赠祈雨有应的李清臣：“半年不雨坐龙慵，但怨天公不怨龙。今年一雨何足道，龙神社鬼各言功。”此诗亦有深意：“本因龙神慵懒不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公，以讥讽大臣不任职，不能燮理阴阳，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龙神社鬼比执政大臣及百执事。”

元丰元年，苏轼写诗和友人黄庭坚古韵：“嘉谷卧风雨，莨莠登我场。陈前谩方寸，玉食惨无光。”诗中的“莨莠”，指拥护变法的新进小人，“以讥今之小人胜君子，如莨莠之阙夺嘉榖”。

这些诗句的寓意并非苏轼政敌的穿凿附会，苏轼本人也是供认不讳。可以说，熙宁—元丰期间宋政府推行的每一项新法，几乎都被苏轼写诗嘲讽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乌台诗案”之前苏轼诗歌的风格，黄庭坚称“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 ，其实苏轼前期诗歌的特点也是“好骂”，恰如宋代诗评家严羽所言：“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

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认为苏轼应该被治罪，更不是想给“乌台诗案”洗白，因为宽仁的政治，应该如张方平所言：“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乌台诗案”显然违背了这样的历史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