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汉魏晋嬗替图景中的“求才三令”

撰文：推松曰去

误读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败于赤壁，统一受挫。战后，双方在荆襄、淮南一线互有胜负，南北分治渐成定局。

在北方稍微安定的状况下，曹操集团原本退居次席的内政理治被提上日程。①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于邺城颁令求贤，即名闻后世的“唯才是举”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②

建安十九年末、建安二十二年秋，法令一再重申，辞旨更见激烈。第二令尚言“士有偏短”，第三令竟然觉得“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当官。

▲《军师联盟》曹操剧照。

这一选官用人之策，不论是在汉魏晋更替之局中，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史上，都可谓是平野上的一道惊雷。

顾炎武说此令“毁方败常”，将东汉光武、明、章以来的节义之风扫荡殆尽。③陈寅恪亦认为，此令“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④

顾、陈似均将此令放在“以德举人”的对立面，当做冲决伦常节义的洪水猛兽。

事实果真如此吗？

胡昭以“操尚”闻名于世，“养志不仕”，曹操屡加礼辟。胡昭来到邺城当面辞请，曹操不仅不怒，反说“勉卒雅尚，义不相屈”。又如崔琰曾举荐“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的杨训，曹操当即以礼征辟。这说明，曹操取士“唯才”，但绝非“弃德”。

曹操的属臣荀彧取士，却不“拘德”，这位将颍川士族整个引荐入曹操霸府的“儒门之望”，史称他：

“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⑤

可以说，属臣荀彧的不拘德与曹操的不弃德，恰好构成曹操集团用人的一体两面。

因此，如果将取士的“德”“才”标准完全对立，甚至将“唯才是举”理解为“唯才弃德”，未必妥当。

引线

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并不是一时脑热，亦不关所谓的乱世用人法，乃是针对当时选人的弊端而发。

平袁绍后，曹操用崔琰纳河北士，崔氏取士治吏的风尚与荀彧不同。

崔琰既荐德胜才薄的杨训，又举邴原“秉德纯懿”为“国之重宝”，可见崔琰举士，以德为先。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不久，让崔琰、毛玠主选举事。崔、毛选人以“清正”为标准，对那些有盛名于世，但“行不由本”德行有亏的人，一概不予进用。

▲《军师联盟》里的崔琰剧照。

这一选人之法，可谓“唯德是举”。

不仅如此，在种种德行之中，崔、毛二人“先尚俭节”，优先奖掖拔举廉者、俭者。朝廷风气于是为之一变，曹操一度十分赞赏。

崔琰的选人法，其实是东汉后期清议之风的余绪。但是，东汉尚以四科举士，崔琰独以“俭”取才，短时间尚可，长此以往，势必会阻遏其他类型士人的仕途。

正因如此，平定荆州不久，曹操新辟举的掾属和洽，便上言进谏：

天下大器，不可只凭俭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天地生才各有不同，以一德蔽天下，是失于偏。
俭，可以责己，责人则失。朝臣新衣好车，即视作不清；破衣烂衫，则视为廉洁。事关仕进，百官于是有故意敝坏衣裳以求名求进。
立法贵中庸。“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取士过于偏矫，必会多生诈伪。⑥

和洽直斥崔琰取才偏矫，也点破清议之风下“以德取人”的不足，对曹操不啻当头棒喝。

此后不久，曹操就颁下“唯才是举”令，不得不说是受了和洽奏表的刺激。而崔琰、毛玠二人，最终因小过而一死一免，也正与选士事件及其政治理念有关。

拨乱反正

如果回顾秦汉以来的用人法，则会发现，曹操的求才令，可说是对选官制度的拨乱反正。

秦汉治术，在“法”、“儒”之间；铨才选士，则有“文吏”、“儒生”之别。治术、铨才，其实正是一体两面。

而所谓儒生、文吏，王充《论衡》中说：“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⑦，即文吏长于才，儒生长于德。

秦“以法为治”，故而专任文吏，“以吏为师”。

西汉初用黄老，武帝虽尊儒术，其实治法如宣帝所言，亦是“霸王道杂之”。故外儒内法，兼用儒生、文吏，这是典型的汉政。

王莽是儒学的虔信家，尊儒弃法，用儒生而绌文吏。

▲王莽。

光武帝虽号称“以柔道理天下”，骨子里仍是“霸王道杂之”的路数。阎步克先生说：“东汉王朝意识形态上专崇‘经术’，实际政务中又不弃‘吏化’。”⑧儒法合流，与儒生文吏的融合，是东汉一朝的特质。

综括秦汉而言，单单任法之秦，与独独用儒之新莽，都短祚而亡。可知此一期历史的主流，在于兼用儒法，兼用儒生与文吏，亦即兼任德才。

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清议的盛行与士家大族的兴起，“任德”说再度甚嚣尘上，表征之一即是对“处士（隐士）”的大量征辟。

结果如何？

汉顺帝时，李固在劝处士黄琼出仕的书信中写道：

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⑨

到了东汉末叶，选官日趋腐败，而寄生在垄断清议的士族之上的“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之法，也随之更加败坏。

时人谣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所以，在清议盛行、过崇儒术的局面下，“求才三令”实际是将高在云霄的“德”与低在涂泥的“才”等而并举，实质是扩大了选官范围而非逆转。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将“求才三令”视作曹操阉宦阶级向士大夫阶级的檄文，虽不能赞同，但将“求才三令”视作“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⑩，则实在可以击节赞叹。

成效

汉武帝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魏武第一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如论“求才三令”的成败，不妨看裴松之所引述的故事：

当诸葛亮未仕之时，与徐庶、石韬“特相善”。及至刘琮以荆州降曹，孔明追随了刘备，徐庶、石韬则俱出仕于曹操。

到了曹丕时代，石韬做了典农校尉，徐庶则是御史中丞。诸葛亮军出陇右，听闻两位故友“仕才如此”，愕然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11)

孔明口中的“魏之多士”，大概是“求才三令”最好的注脚。

余波

“求才三令”不仅于现实政治上发挥其效力，其影响亦波及魏晋之玄谈，成为“才性论”之所本。

《世说新语》记了这样一则故事：钟会写就《四本论》，想交给嵇康评点，踟蹰再三，从窗外扔进，掉头便跑。

《四本论》，就是论才与性的“合”“同”“离”“异”。当时的士人傅嘏论同，李丰论异，钟会论合，王广论离。

▲曹操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石牌。

陈寅恪分清谈为前后两期，前期当魏末西晋时代，清谈乃就政治实际问题而发，后期即东晋一朝，清谈只为口中纸上之玄言，失去政治的实际性质，只是名士的装饰品(12)。

有意思的是，在“四本”中各执一端发挥的人，钟会、傅嘏论才性的合与同，都是司马氏的死党；王广、李丰论才性的离与异，则都是忠于曹魏的人。

只有主张才性相“离”相“异”，才有“求才令”中“唯才是举”的政治行为；主张才性相“合”相“同”，实际走的是“唯德是举”的路数。

司马氏死党与曹魏忠臣理念上的分歧，表明魏晋之嬗替，终究是有路线方针的大更替的。

注释

①卫广来称之为曹操的“战略转变”，见氏著：《汉魏晋皇权嬗代》，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338页。

②《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页。

③（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两汉风俗》，栾保群、吕宗力点校，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88页。

④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1页。

⑤《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彧别传》，第318页。

⑥《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和洽传》：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检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第655、656页。

⑦（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二《程材第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35页。

⑧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7页。

⑨《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32页。

⑩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第49、51页。

(1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第914页。

(12)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