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宋朝也有“经济特区”？

原创 吴钩

我们都知道，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工商业很繁华，在财政收入结构中，工商税与官营企业的营利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农业税，占70%以上。那么宋朝的商品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今天，许多地方都会成立“经济开发区”，由某个地方政府规划一个专门的区域，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区的经济建设。但我们未必知道，宋朝也有“经济开发区”。当然，宋朝的“经济开发区”与我们现在的经济开发区是两码事，定义不同，我们只是借用了“开发区”的说法而已。

这类“经济开发区”，宋朝人自己称之为“监”。太监的监。

监有两个读音，读jiān的时候，是动词，如监察、监督；读jiàn的时候，是名词，指衙门名称，比如国子监，是古代的教育主管机构；内十二监，是明代的内廷机构，十二监的工作人员，就是太监。用“监”来命名行政区，则是宋代特有的现象。

宋朝政府会在一些特殊的地区成立“监”。什么地方会成立“监”呢？通常是盛产矿盐、金属矿的地区。假设有这么一个地方，地下蕴藏着大量的铜矿，可以长时间开采，那么宋朝政府通常会在这里设立一个“监”，来管辖这片区域，相当于政府将这片产铜区划为“经济开发区”。

这样的“监”，首先是一个行政区，因为在“监”这个区域内，不仅地下有丰富的矿藏，地面上还有田地、房屋、村落、城市，生活着很多人口，这些人口都归“监”管辖。所以，“监”设有行政长官与其他公职人员，组成一级政府，负责管理辖区内的民政、财政、司法等公共事务。

其次，“监”也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比如设在产铜区的监，需要成立一个“矿业公司”开采地下的铜矿，然后，从开采出来的铜矿中冶炼出铜，再用铜铸造铜钱。这个“监”的经济职能，就是组织采矿—炼铜—铸币。等到地下的矿藏开采得差不多了，“监”的设置会被撤销，变成一个普通的行政区，或者并入附近的行政区。

其实，这种建立在矿产基础上的行政区，在现代中国是比较常见的，比如黑龙江的大庆，就是从石油开发发展起来的城市；山西的大同，则是从煤矿开发发展起来的城市。宋朝也有一些城市，是从铜矿、盐矿的开采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就是宋朝的“监”。

宋王朝先后设置了四十多个以“监”命名的行政区，换句话说，就是先后成立了四十多个“经济开发区”。按行政级别来分，这些“监”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与州平级的“监”，大致而言，相当于现在市一级的经济开发区，下面通常辖有若干个县；一类是与县平级的“监”，相当于现在县一级的开发区。

除此之外，宋朝还有大量隶属于县的“监”，它们实际上是县政府管辖的规模较小的矿场，不算是独立的行政区。

宋朝之前，并没有行政区性质的“监”，只有“国子监”、“司天监”之类的中央政府机构；宋朝之后，行政区“监”的设置也被废弃。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与不同王朝对待矿业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态度差异有关。比如，在明朝，一个地方若被发现储藏有大量的金属矿，明政府往往会将当地的矿坑封掉，不准开采。因为明朝皇帝认为，矿产开发，会吸引大批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加入到采矿队伍中，荒废了农业生产。而且，一个地方聚集了大批采矿的游民，对当地的社会秩序也会造成破坏和威胁。这是明朝官府不乐意见到的。

但宋朝政府的态度与明朝截然不同。我们前面已讲过，在宋朝，如果一个地方被勘查到丰富的矿藏，政府往往会将这个区域设立为“监”，负责开发矿产。宋政府对矿产开发非常积极，因为开采出来的金银铜铁，全都是财富。不采白不采，采了不白采。

除了类似于经济开发区的“监”之外，宋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不少负责管理经济事物的部门，我们称之为“经济部门”，宋朝人通常用“务”来命名这类经济部门。务，就是事务、任务的务。

宋朝政府设立的务，有商税务，负责征收商税；有酒务，负责销售商品酒和征收酒税；有交子务、会子务，是发行纸币的机构；有便钱务，是提供金融汇兑服务的机构；有市舶务，是征收关税的机构；有造船务，是官营的造船厂；有楼店务、店宅务，是公共租赁房的管理机构。还有其他的务，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宋朝的每一个州县衙门，都少不了要设置几个“务”，来管理当地的经济事务。

这些“务”都配有专职的经济官员。许多我们都听说过的宋朝名人，比如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写“爱莲说”的周敦颐，苏东坡的弟弟苏辙zhé，以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当过征收盐税、商征、酒税的经济官。

宋政府对经济官每年都要考核，主要是考核他们的经济绩效，比如对酒务官员，会考核他一年卖酒多少钱，比去年增长或亏损了百分之几，有一套非常细致的考核指标。超额完成年度指标的酒务官员与工作人员，会获得物质奖励，比如将超额完成的那一部分收入，拿出1%奖励给酒务官员，拿出0.5%奖励给一般工作人员。

许多人都会说，宋朝的行政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冗政冗官。宋代的政府人员配置确实要多于其他王朝，这里既有冗官的因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明清时期的县衙，正式的朝廷命官往往只有一个，就是知县，至于知县的副手与属官，比如县丞、主薄、典史，很多时候并不配齐，也不设什么经济官员，因此，整个衙门看起来非常精简；而宋代的县衙，有知县——相当于县长，县丞——相当于常务副县长；主薄——主管民政与财税的副县长；县尉——主管社会治安与司法的副县长，除了他们之外，还要配几名经济官员，负责征收商税、酒税、经营官办的企业。我们与其说这是冗官的体现，不如说宋朝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比较强烈。

从将盛产金属矿、盐矿的地区划为“经济开发区”，到各个州县衙门都设立了经济部门、配置了经济官员，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宋朝的重商色彩：政府积极开发矿产、经营企业、开拓市场，将征税的重点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上。

为什么宋王朝会这么热衷于设立“经济开发区”，热衷于设立经济部门？主要是出于财政的压力。宋朝的财政开支非常庞大，养兵需要钱，政府购买物资需要钱，国家雇佣劳动力需要钱，发展社会福利也需要钱。如果仅靠传统的农业税，是不足以维持的，政府必须将征税的重点转到非农业税上。为此，宋政府需要积极开发矿业，大力发展工商业，发行纸币与金融证券，鼓励海外贸易，成立官办企业。宋朝工商业蓬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来源于此。

宋朝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不再对建立“经济开发区”与经济部门持有多少热情，为什么？因为明清政府对工商税不感兴趣。那为什么明清政府对工商税不感兴趣呢？简单地说，是因为明清时期，政府职能退化，财政开支比较少，靠农业税已经足以维持，财政压力没那么大。直到晚清，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陆续爆发，导致清政府的财政压力山大，不得不开征厘金，即商税，兴办洋务，设立大量经济部门，开设官办企业，发展工商业与金融业。而晚清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迫拉开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