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定下计策，蒋介石和国军兵团司令全上当，实在是太高明

1949年8月底到9月初，蒋介石在重庆忙了个不亦乐乎。找人谈话，接见黄埔系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川北防线等等。

重庆的“乱麻”理出个头绪后，蒋介石又想到了成都。成都，这颗镶嵌在川西平原上的明珠、天府之国的心脏和“西南防线”的战略后方，他不能置之不理。于是，蒋介石决定赴成都。

9月12日上午11时40分，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自重庆飞抵成都凤凰山机场。

出于各种考虑，蒋介石这次飞蓉，没有通知当地的军政首脑机关，仅只是空军司令王叔铭和负责警备的宪兵团知道。走下专机后，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王叔铭等人的陪同下，从成都北郊直抵下榻处。

成都市不算大，但“校场”不少，东西南北各有一个，这种专供军队操演、驻防的军事用地占去了城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位于成都北校场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北校场，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搬迁的校部所在地，也是蒋介石历次来蓉的下榻之处。

院内建有数栋小楼，尤其以黄埔楼最为气派。这栋3层的法式建筑，被命名为“黄埔楼”，是军校专门为蒋介石布置的行宫别墅。

自打住进黄埔楼后，北校场内便忙碌起来。一辆辆高级轿车岀出进进，一批批国民党军政要员来来往往，在这局势飘忽不定的时节，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脸上无不挂着一张晴雨表。

蒋介石到军校的当天，就对学校人事进行了调整：将原校长关麟徵调任陆军总司令，张耀明继任校长；原陆军第7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兼军校训导处长王锡钧，辞去训导处长兼职，遗缺由军校教导队队长继任。

调整人事，诱以官禄，使受提拔者感恩戴德，这是蒋介 石为稳定成都这个“后方”的局势所釆取的组织措施。

蒋介石在成都的活动，仍是以黄埔军校为重点。9月13日上午，他于军校新生社召开会议，向科以上干部训话，鼓励他们 “励精图治，杜绝奢靡，成为党国的栋梁之材”。

训话结束后，又由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陪同，前往城南，祭奠原四川省“主席”刘湘陵墓。其实，大家都清楚，刘湘生前与蒋介石是一对冤家，明争暗斗十几年。

蒋要倒刘，刘要反蒋，彼此间水火不相容，大有食其肉、寝其皮的味道。刘湘之死，便有很多与蒋介石的瓜葛。

然而，现在是用人之机，只要能够为“党国”所用，蒋 介石一律“礼贤下士”，这就是蒋介石为安定成都所釆取的政治方略。

9月14日，是蒋介石成都之行计划中的重头戏，他要以国民党总 裁、黄埔军校校长的名义，检阅黄埔学生。早上8时刚过，北校场内的中正台前已经整齐地站满了等待受阅的600余名官兵师生。

9时整，在众将领的陪同下，检阅者走上中正台。是日，天气很好，蒋介石的心情也不错，他决定给学生们讲讲话。当军校检阅指挥官报告等一系列仪式完毕后，蒋介石干咳两声，开始对师生们训话：

“我们正处于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岀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的反攻，今后的党国就是属于你们的了。”

为了给台下年轻的学生们打气，蒋介石提高声音讲道：

“目前，国际大势很好，美国盟邦答应支持我们。到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我们就能乘势反攻，区区共党，何足论道。”

蒋介石想到了众多的黄埔门生都背他而去，顿时悲从心底起，语无伦次地说：

“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我，他们受人诱惑，将死无葬身之地。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

随后，进行分列式检阅。随着一声响亮的口令声，分列式开始。在阵阵军乐声中，一列列军校学员的方队开过来，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中正台时，全体人员一律摆头成45度，向蒋介石行注目礼，以示敬意。

台下，分列式仍在进行。步兵方队之后，是炮兵方队。一门门崭新的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在重型炮车牵引下，正慢慢地通过主席台。

突然，一台炮车在中正台前停了下来，使蒋介石大吃一惊。这时，台上的其他人也察觉事情不对，几名侍卫蜂拥而上，把蒋家父子围在圈中，如临大敌。

片刻之后，阅兵指挥官张耀明跑步来禀告：那辆炮车因发动机故障，已被推到一边。5分钟后，中止了的分列式检阅继续进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索然无味。。

在主席台陪同父亲观摩阅兵的蒋经国却嗅到了不吉利的气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军校军人之颓势懈怠，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西南危矣。

9月17日下午，蒋介石返回了重庆。9月18日，在蒋介石居住的山洞林园别墅，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战情会商会议”。在会议上，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首先介绍情况：

“据各方面的侦察，8月底9月初以来，陕西关中地区共军调动频繁。陇海路上，徐州至宝鸡段西行军列很多。据密报，进入关中地区的，主要为共军之第二野战军主力。另外，近一个时期以来，胡长官的秦岭防线及汉中地区，连续遭受共军主力兵团的攻击。”

情报处长介绍完情况后，会场陷入沉默。其实，对解放军进军西南作战的主要攻击方向，与会者人人大概都有一本帐，判断共军主攻方向，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所以，免开尊口是明智之举。

徐远举

对于主持会议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来说，众人的沉默，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无可奈何，张群只好请蒋介石明示。他转过脸来，恭敬地说：

“总裁，这西南防线的重点，你看是否还有必要再作调整？”

其实，西南防线的重点方向、部署和预备队的配置，原来早有方案。一个月前，蒋介石就判断：解放军入川的主要方向，或北或东，以北面的可能性较大。

他认为，川东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而且，川东方向的翼侧，湖北、湖南地区，尚有白崇禧屏障，所以，解放军不 可能舍近求远，绕道千里去从鄂西或湘西发动进攻。

而四川北部方向呢？虽然地形也十分复杂，有横亘于川陕间的秦岭、大巴山，通行困难。但是，自古从中原到西南，走的都是这条路，川陕之间，路途虽险，但毕竟有公路干线相连。

特别是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有一条畅通的铁路线直通，可以解决大兵团作战的补给。于 是，蒋介石认定：共军入川，势必要从北面来。

眼下，徐远举的情报，也佐证了他在前一个时期的判断，因此，蒋介石没有半点犹豫，仍然坚持既定方案。他肯定地说：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川北方向仍是共军进攻的重点，对这 一方向的防御，必须加强。告诉胡宗南，让他好生防守。”

此次会议，胡宗南未参加，蒋介石示意长官公署副参谋长说: “秦岭防线一定要守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后退。另外，除了秦岭防线而外，还必须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

“同时，令宋希濂部加强防守，川东我也不得不防。还 有，罗广文兵团，应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区，作好向川北或 川东机动的准备。”

此番，蒋介石颇为他的“正确”判断而自鸣得意，殊不知自己已经钻进了毛主席设置的“迷魂阵”之中。

战争，不仅是力量的竞赛，而且也是智谋的较量。解放军进军西南，彻底歼灭盘踞在这一地区的90多万国民党残余部队，绝非易事。而毛主席统一部署四大野战军，设置了一个个“迷魂阵”，成功“忽悠”敌人。

两个月前，在大西南之北端，序曲正在奏响。1949年6、7月间，解放军湖北军区部队，向驻守在鄂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佯攻；同时，陕南军区部队，亦频频攻击陕南地区。

当时，为了掩护其主力在关中地区作战的侧后安全，胡宗南以安康为基点，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向东沿大巴山脉构筑了三道防线。

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凭借这三条防线，阻止解放军向汉中地区进攻，保证自己东南部的安全和退往西南的通道。

7月中旬，经过充分准备后，第19军和陕南军区其它部队协同作战，向胡宗南部核心地区发动进攻。7月24日晚解放安康县城。

8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的指示，第18兵团于关中平原西北部的宝鸡至天水一线，摆开了堂堂之阵，叩击胡宗南部的秦岭防线，摆出了从北线攻取西南的架势。

8月28日晚，第18兵团的60军先行发起进攻，重创国民党第38军之177师。30日，该军继续进逼胡宗南部的主要防线。

在 60军频频得手的同时，担任主攻的第61军亦开始行动，大张旗鼓地从正面沿川陕公路两侧发起攻击。

18兵团越过秦岭天险

面临解放军的大举进攻，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张皇失措，因惧怕主力部队被歼，遂命令少数部队据险抵抗，掩护主力部队渐次退往秦岭腹地。

随后，第60军主力乘胜追击，相继占领观音堂、天台山、秦岭垭口等地，突破了秦岭主峰防线。

18兵团和陕南军区部队连续四个月的进攻（1949年6月—9月），给了蒋介石和底下多名兵团司令的错觉，认为解放军将从北面入川，准备凭借秦岭、大巴山与“共军主力”决战。无外乎后来蒋介石大骂胡宗南：“你是党国罪人，都是你谎报军情，才使得大西南反攻基地轻易失守。”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则以突然的动作，向四川和贵州东部发起了进攻。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进军西南的川黔作战 行动。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二野第3兵团主力在四野第47，50，42军部队的配合下，从湘、鄂两省西部向盘踞在川、湘、鄂边界地区的宋希濂集团，展开了钳形攻势。

同时，二野第5兵团， 亦从湘西邵阳、桃源地区，开始了向贵州的进攻，迂回川境之敌。

这是一次战略性战役行动，无论是投入兵力的规模或是进攻战线的宽度，都是渡江战役以来所仅有的，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所统率的武装力量之间最后一次大较量。

投入这次直接进攻的解放军部队兵力共计9个军（不包括实施战略迂回的陈赓兵团），突破地段宽达500公里，北起湖北省的巴东、南至贵州境内的天柱。蒋介石精心布置的“西南防线”的东部，被解放军拦腰斩断。

湖北西部的巴东至贵州境内的天柱，两地之间直线距离约 500余公里，是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上地形条件最复杂的地段之一。

在这一地段上，北有巫山山脉，南有武陵山脉，两大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地区，构成屏障西南诸省东部的天然障碍。

在这一地段的北部，长江自万县以东穿越巫山流入湖北，经过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余公里的峡谷区，扼川、鄂交通之咽喉，地形极为险要。

在这一地段的南部，武陵山脉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到处是悬崖绝壁，通行异常困难。

就是在这样的地形上，蒋介石也唯恐有失，在“西南防线”的东部，自北向南部署了钟彬的第14兵团、陈克非的第20兵团、孙元良的第16兵团和何绍周的第19兵团等4个兵团，共计10个军。

有如此重兵把守，蒋 介石认为可以万无一失了。可是，致命的危机，恰恰发生在“西南防线”的东部。

11月1日，一向异常沉寂的“西南防线”东部枪炮声大作，第二野战军3、5兵团分别自两个方向向宋希濂部和何绍周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2日、3日，解放军部队在向敌防线前沿展开雷霆万钧般攻击的同时，穿插、迂回部队也从侧翼打响；宋希濂、孙元良、何绍周等处在第一线的部队腹背受敌，全线动摇。

部署在东线的几位大员：川湘鄂绥署主任宋希濂、川鄂边绥署主任孙震、贵州绥署主任谷正纲等人的告急电报发至 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要人们大惊失色。

看到东部战线那一封封频频告急的电报，张群有点六神无主。按照蒋介石的判断，解放军将从北部进攻，因之，西南防御兵力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北部。

张群（前左）

可是，目前，解放军的进攻来自东部，张群心里犯开了嘀咕：“兵不厌诈，这究竟是主攻还是佯攻？”

眼下，老蒋不在重庆，父子俩在几天前已飞往台湾，去宣慰什么“金门大捷”了，这里的事情他不好妄自作主。沉默半响后，张群望着站在身边的长官公署参谋长，问道：

“川北方向，胡长官哪里有什么消息？”

“今天15时，长官公署参谋部接到胡长官电报，称：目前未见共军发动攻击的迹象，秦岭、大巴山防线安若泰山……”

“好啦，好啦，不必再往下念了！”

张群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参谋长住嘴。张群想要搞清的是： 为什么解放军不从北面进攻？

他是这样分析情况的：假如东线是佯攻，那么，共军的主攻也将很快在北线开始；假如北线近期未见动静，那就说明共军的主攻方向确在东线。

如果是前者，按老蒋钦定的原决心、原方案和原部署就没有错，可以应付；如果是后者，那可就麻烦大了。

这样一来，张群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假如不调兵增援，共军很可能不出一个月便打到重庆来，到时候“丧师辱国”，罪名难当；

假如从川北调胡宗南部增援川东呢？此举也是险象环生！ 一是长途调兵、劳师袭远，是否能挡住共军进攻，殊难预料。

二是胡宗南部东调后，北线大门洞开，共军若从此进攻怎么办？

三是如此一来，改变了蒋介石的原定部署，仗打胜了自然无话可讲，仗打败了，使自己有口难辩。

所以，思前虑后、斟酌再三，张群还是决心维持现状，敦请老蒋返渝指挥调度。

11月4日，又过了10多个小时，川北方向仍未有动静，张群唤来了机要秘书，口授电报两封。一封是发往台北的，告知“西南防线”的东部情况，请蒋介石火速返渝。

第二封是发给东线3位绥署主任和5个兵团司令的，告诉他们：“东线为党国复兴基地命脉所系，必须死守。"

接到张群要求“死守”的电报后，东线的统兵大员们怨声载 道。

“有没有搞错啊？共军的主力在东线进攻，蒋总裁却把主力放在川北。让我们当替死鬼哦？”

钟彬

说话的是国民党军第14兵团司令钟彬，广东人。此刻，他正带领着败军往川东方向撤退。

防守在贵州东部的国民党军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更不客气，当他的参谋长读完张群的电报后，他一巴掌击在桌子上，口中骂道：

“这打的是什么仗？打又打不赢，退又不让退，硬是要把活人整死，把部队丢光才安逸？我看，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正当重庆当局和它的统兵大员乱作一团时，第二野战军第3、 第5兵团以及配属的四野部队，却以每天100里以上的行军速度，向敌人的防线内猛插。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川黔边境的国民党防线已经崩溃了。丧魂落魄的国民党军，纷纷抛弃了重武器，成群结伙地往西逃命。

一开始，撤退还是成建制、有组织的；但随着狂奔的速度加快，于是官不管兵，兵找不到官，大家只好各人顾各人。

川黔两省东部为数不多的几条公路上，从东往西狂奔的散兵川流不息。大一点的官带着太太坐汽车在前面跑，不大不小的官骑在马上跑，小官和当兵的在后面用两条腿跑。

溃败的国民党残军，沿途烧杀抢掠，公路两旁的村镇被洗劫一空……

沿公路两侧的石块、墙壁、门板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粉笔字和箭头：德字部队到南川集结，1462部队落伍官兵快赶往重庆，张兴民兄，你的太太跟徐团长坐汽车先走了，你快赶路……

战争，有时就像一位富于变幻的魔术大师。当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统帅正在运筹帷幄之时，在湘鄂川黔边的千里战线上，他们手下的将领们，正在演着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好戏！

11月1日，担任迂回歼敌任务的二野第5兵团，在千里战线的南端，向守备贵州的国民党部队，发动了出奇不意的进攻。

当天，南起天柱、北至辰溪的百余里进攻地段上，第5兵团所属的16军、17军和配属指挥的第10军，像一支支利箭，刺破了湘黔边境上的雾障与沉寂，向猝不及防的敌人奔去。

贵州，是猬集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和残存于中南地区之白崇禧集团的接合部，在军事上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区。贵阳，又是川黔、湘黔、桂黔三条公路的枢纽，它北通四川、东接湖南、南 连广西、西达云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攻占了贵阳，不但可以斩断西南中南两大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联系，关死成渝地区守敌西逃的大门，而且还为攻取重庆、成都打开了翼侧迂回的通道。

因此，黔境作战，贵阳、遵义等战略要点，为二野第5兵团的首要攻略目标，志在必取。

同时，贵州又是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的最薄弱环节。

守备这一地区的是何绍周的国民党军第19兵团，下辖第89、49两个军。这两个军均为1949年初由杂牌部队拼凑而成，兵员少，内部派系复杂，矛盾重重，战斗力不强。

此外，国民党贵州绥署主任谷正纲、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等，一直认为贵州北有胡宗南，东有白崇禧，解放军不会在这一方向发动进攻，所以，疏于戒备。仅将19兵团的两个军及若干保安部队，配置于黔东北地区，沿湘黔公路部署。

11月初的几天内，在5兵团各路大军的猛烈攻击下，贵州东部的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夺路而逃。

5兵团向各部队提出了与国民党军争时间、比速度的口号，开展了 “看谁追得快、看谁打得猛、看谁抓的俘虏多”的立功竞赛 运动。

解放军挺进贵州

部队在“进军大西南”口号的鼓动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不顾严寒路险，连日风餐露宿，每日行军都在100里以上，猛追溃逃的国民党军。 11月14日23时，二野第16军46师138团进占贵阳。

在第二野战军5兵团先头部队进抵贵阳附近时，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纲、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于13日晚仓皇逃离贵阳。

二野5兵团攻占贵阳后，从东南方向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粉碎了白崇禧集团西撤滇、黔的企图。

从此，白崇禧和胡宗南两个战略集团的联系被切断，等待着四川境内国民党军的是越来越紧的包围圈和被各个歼灭的命运。

11月1日，当二野第5兵团向贵州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的同时，在战线的北部，第3兵团主力以及配属二野指挥的四野部队，也开始了叩击川东门户的行动。

按照第二野战军前委确定的作战部署，实施川东方向进攻的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右路，以配属的四野第50军、42军和湖北军区独立第1、2师组成，由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担负由川鄂公路向鄂西南之建始、恩施、宣恩等地进攻的任务。

左路，以二野第3兵团的第11军、12军和配属的四野第47军组成，由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指挥，沿川湘公路向黔江、武隆方向迂回，切断宋希濂集团的退路，并在右路军的配合下准备将宋希濂集团聚歼在黔江、彭水地区，打开四川东部的大门。

在解放军两路进攻队伍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宋希濂平分兵力，实行全面阻击。然而，几天之后，当他发现自己的右翼受到强烈攻击时，便认为左翼野三关东西一线地形有利，企图集中主力打发反击。

二野战军前委得悉宋希濂部在调整部署的情况后，当即命令陈锡联、王宏坤两路兵力同时发起进攻。

宋希濂

6日，解放军左右两路同时发起猛攻，一举突破了宋希濂部署的一线防御，形成钳形攻势。

8日，被解放军打懵了头的宋希濂方才清醒过来，眼看 着自己的部队快要遭到合围，便急忙下达南撤命令，企图后退至黔江、两河口、龚滩、彭水地区组织防御。

黔江，是川鄂交界地区四川境内的一个县，这一带山岭连绵，地形 险要，并有唐岩河、郁江做天然屏障，易守难攻，素有“川湘咽喉”之称。

在此地防守，是宋希濂川东防御计划中狡兔三窟的第一窟。如果此地再守不住，盅可以退至乌江以西，凭借乌江天险 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顽抗，这是第二窟。最后，还有第三窟。

判明敌人的企图后，担任左路进攻指挥任务的陈锡联命令部队兼程急进，以坚决果断的动作攻占彭水，切断敌人的西进之路。

为了加快行进速度，第12军军长王近山命令36师乘车开进，沿川湘公路急驰，于11月9日进占乾城、永绥、秀山等地。

与此同时，该军的第34、35师则沿大庸、永顺、保清、永绥之线攻击，并尾随36师跟进。

11月11日，第12军先头部队攻占酉阳后，以一个师直趋彭水，以两个师西出龚滩。

11月14日，该军西进部队攻占龚滩并乘胜强渡乌江西进。然而，由于担任12军先头部队的36师行动过快，前出太多，在马头山地区的黄家坝遭到敌方宋希濂兵团主力数倍兵力的抗击，随即展开激战。

在作战中，36师于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的情况下顽强奋战，师参谋长安仲琨，在身负重伤之后，仍坚持指挥部队作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最后，在友邻部队的 支援下，36师顽强攻击，终于击溃国民党守军，夺占了通往江口场的要点。

王近山率12军猛打猛冲的同时，11军亦不示弱，在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的率领下，沿石门、慈利、桑植西进，直逼来凤、龙山，并乘胜进占咸丰，将正在向南转移的宋希濂部拦腰截为两段。

攻占咸丰县城后，11军以第31师92团为前卫，不顾夜暗路滑，饥渴交加，冒雨进击。11月12拂晓日进至黔江以东塘湾地区。

解放军的突然出现，大大岀乎当地国民党守军 所料，一声“共军来了”的惨叫之后，敌人纷纷弃阵地而逃，争相抢渡唐岩河。

此时，河面上尚有国民党军临时架起的两座浮桥， 无奈过桥的人太多，人拥马挤，最后，浮桥不堪重负被压断，桥 上的国民党官兵全部落入唐岩河中，成了落汤鸡。11月12日上午，第11军31师92团夺占黔江县城。

攻取黔江后，11军31师师长赵兰田通过电台向军前指报吿:

敌人犹如惊弓之鸟，一触及溃，毫无斗志。因此，部队必须 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昼夜兼程，穷追猛打，方能全歼逃敌。

曾绍山、鲍先志接受了赵兰田的建议，当即命令第32师、33师轻装前进，加快进击速度。追击命令下达后，部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泻直下，直趋川境。

赵兰田

时至11月17日，作为防守川东方向的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6个军，已经大部被解放军歼灭。剩下的部队，仅有第2军及15军的大部和118军的298师，退到乌江西岸，成为宋希濂拱卫其第二窟的看家本钱。

正当宋希濂命令其残部撤往乌江一线时，进攻之中的解放军右路第42军和50军，在乌江东岸遭到国民党76师警戒部队的抵抗。

11月17日，右路解放军部队进至彭水后，根据命令放慢了攻击速度。这时，陈锡联率领左路第11、12军沿川湘公路由秀山北进，向彭水侧后迂回，不料在黄草坝附近与宋希濂部的第2军部队遭遇，前进受阻。

得知前卫部队在狭窄的黄草坝附近受阻后，陈锡联果断下达命令，令后续部队不顾一切艰险疲劳，立即分数路强渡乌江，向西猛追，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11月22日，配属二野第3兵团指挥的四野第47军139师 416团夺取乌江重要渡口白涛镇。下午，被俘敌军官被送到团前进指挥所，从他身上捜出一封信，副团长苗汝昆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钟彬

中宾（钟彬）吾弟：
特派经国儿前来慰劳。金门大捷，看来共军不是不可我胜的。望弟抓住大好时机，鼓舞官宾士气，率部死守鸟江，严防共军占我重庆。
切！切！
中正

原来这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苗汝昆边看信边询问。敌军官吞吞吐吐地说：“我……叫钟彬，是、是……第14兵团司令。”

苗汝昆追问道：“你今日乘船下驶，准备到哪里去？”

钟彬犹豫了一下，便开口说了实情：“今晨，我与宋长官，噢，不，宋希濂商量，准备率残余部队到白涛镇渡口布防，结果，自投罗网。哎，你们来得太快，真没有想到啊！”

是啊，第14兵团司令钟彬没想到，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没想到，连西南防御计划的总策划人蒋介石也没料到，我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居然选在了这人迹罕见的川东地区。

11月14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多封电报乞求之下，蒋介石由台北飞抵重庆。

此时，山城已经是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了：

自从11月1 日第二野战军在湘鄂边境向川黔两省东部发起进攻的半个月内，南线的第5兵团已经攻取黔东的铜仁、镇远、贵定等县，并兵临贵阳城下；

在北线，第3兵团和四野部队解放了鄂西的来凤、咸 丰及四川的秀山、酉阳、黔江、龚滩等地区，蒋介石精心构筑的“西南防线”，在其意想不到的方向被解放军拦腰斩断。

11月15日上午，在蒋介石下榻的山洞林园别墅，召开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作战会议。会议还未开场，报丧的电报便已到达。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看完机要秘书送来的电报后，哭丧着脸向蒋介石报告：

“总裁，刚刚收到的电报，贵阳于今晨失陷。”

本来，一团乱麻的战况已经叫蒋介石烦心的，贵阳再一失守，西南与中南的战略联系即告中断，老蒋心中的邪火更不打一处来， 他脸色铁青地骂道：

“前方将领无能，畏敌如虎，党国的事业就败在这群饭桶手里！”

“何绍周现在何处？嗯，宋希濂已经撤到哪里啦？”

何绍周

待胸中的一腔无名火泻出后，蒋介石开始询问战况。直到这时，张群等一干人才意识到该说点什么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研究，众将领们一致认为：共军从湘、鄂边境突破，意在直取成、渝，截断胡宗南入川之路，合围成都平 原的国民党部队。

为此，蒋介石作出决定：急调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以第1军空运重庆；命宋希濂部分别由达县、黔江地区西撤，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解放 军前进，掩护胡宗南撤退；

同时，令孙震的第16兵团由万县西撤，拱卫“京畿”。

11月15日，在南部战线发起进攻的第二野战军5兵团夺取贵阳后，便接到了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

占领贵阳后，最多休整3天，即应经毕节入川，断敌入渝退路。

看完电报后，5兵团司令员杨勇笑着说：“3兵团在川东方向一打，蹲在重庆的蒋介石大概沉不住气了。这不，野司规定我们最多只能休息3天，然后经黔西北入川。看来，在贵阳只能打个盹，想安安逸逸地晒太阳是不可能了！”

11月16 日， 5兵团前委会议决定：由兵团司令员杨勇率兵团前进指挥所随第16军、第18军入川作战；由兵团政委苏振华、政治部主任王辉球负责留守，指挥第17军肃清残敌，开展地方政权建设。

11月17日，杨勇率16军经清镇向黔西北开进。随后， 赶到贵阳的第18军亦尾随其后，向黔西北重镇毕节前进。

11月25日中午，137团全部渡过乌江，并乘敌不备插向纵深，完成了任务。

在46师137团偷渡乌江的同时，担负左路进攻的第47师，3 天进击270余里，连过4条河流，插到了何绍周兵团防线的背后。 随后，16军第48师于大定县歼敌400余人，俘虏国民党军第49军参谋长饶启尧。

11月28日，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二野5兵团第16军解放了黔西北重镇毕节，截断了四川国民党军企图逃往云南的退路。

解放军接管毕节煤矿

就在杨勇指挥5兵团第16军攻占毕节的同时，在战线的北部，陈锡联正率领着3兵团主力第11、12军，于南川地区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形成了直捣重庆的态势，

解放军重兵威逼重庆，蒋介石及其伪国防部惶惶不可终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四处调兵、八方遣将，企图将川东方向和川北方向 的溃兵组织起来，形成拱卫“陪都”的新防线。

可是，这一切都 是徒劳的，解放军各路劲旅从东面、北面、南面同时进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合围圈，重庆的国民党首脑机关已成瓮中之鳖。

上了毛主席的当，不知道蒋介石有没有反省过，反正在他日记中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