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李冬梅：纪念母亲为起点，而电影要抵达更远的地方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记录了女孩小咸12岁那年，从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到妈妈去世的7天时间。至2024年5月电影上映，李冬梅和这部电影相伴走过了7年。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海报

李冬梅出生在巫山附近的小村庄，是家中长姐，有4个妹妹。在她的成长记忆中，这个家庭里没有快乐。父亲长年在外务工，母亲从李冬梅记事起，就一直在经历着怀孕和生产的循环。而祖辈因为“三代单传”心事重重。

母亲一心想要一个男孩，这份心愿终结在第五个女儿诞生后。胎盘卡在身体里，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更令人揪心的是，造成胎盘膨胀的原因，正是母亲生下孩子后，一听又是女孩，“气到了”，用拳头捶胸口，血灌进胎盘造成的。

影片中，是四个男人抬着滑竿运送母亲，一路小跑着下山，山村离镇上的医院遥远。其实母亲本可以在离医院更近的外婆家生产，但那时候的村里习俗认为，女人在娘家生孩子不吉利。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李冬梅和她的家人来说，这个悲剧，是“医疗落后，地方偏僻”造成的。

姐妹们在妈妈坟前

“我妈妈觉得，生儿子是她的责任，生不出儿子是她的罪过。”李冬梅在幼年时，很想问妈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就偏要生一个儿子？”连带的一个问题是：“我哪里不够好。”这种残忍的心理暗示不约而同地留在李家五个姐妹心头，彼此心照不宣，但都感同身受。“那是一种愧疚感，会觉得，如果自己是个儿子，会不会妈妈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电影里，在妈妈的坟前，小咸对父亲说，“我会像儿子一样孝顺你”。现实中，她的所作所为全然超越了一个儿子。母亲去世后，父亲有长达7年的时间没有露面，而她承担了“长女如父”的角色。她谈起电影里这一句刺痛无数观众的台词，“它确实是让我这几十年都在践行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像一个儿子、像一个男人一样去生活，我没有给自己权利去柔弱，我要去赚钱，让我妹妹去读研究生，我甚至觉得我的爸爸是我的孩子，我照顾他的情绪，关心他今天有没有开心。”

五个姐妹都一样的要强，成绩优异，事业有成。她们成了幼儿园园长、律师或特殊儿童教育工作者。“不比别人家的儿子差”的信念成为了五姐妹上进自强的动力，却也像一道枷锁，为女孩子幼小稚嫩的心带来沉重的负担。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李冬梅算是个异类。她的前半生是乖乖女，村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获得体制内教师的体面工作。之后创业，她甚至赚到了数目可观的钱，还供妹妹读完了研究生。

31岁那年，迟来的叛逆让她做出身边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只身前往澳大利亚从零开始学习电影。 在此之前，她不是影迷，对于电影的知识积累寥寥无几，但她热爱文学，喜欢叙事，又被身边同事发现给一草一木拍摄时都能够进入极其专注的安静状态。另一个有点心酸又动人的初心是，那时候她以为电影都很赚钱，她想用拍电影赚钱，给和妈妈一样的女性成立一个生育基金。

2019年电影开机纪念照，当时片名为《小咸》

2020年，不惑之年的李冬梅交出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影片雕琢了李冬梅童年记忆里与母亲相处的最后时光，悠长冷静的长镜头穿越两场新生与死亡。“电影里每一个镜头里的时光都是我的记忆里二十几年以来反复的回响。”李冬梅说。

此后几年间，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最佳影片”、平遥国际电影节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哥德堡国际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最佳国际影片处女作奖……这个“中国式乡村生育故事”在不同的国度与文化环境中获得回响，有人对女性的命运感受到深刻的共鸣，有人为勇敢而精准的简练电影语言感到赞叹。

在媒体视角里，李冬梅的人生是一个好故事。上一代的悲剧映射着时代令人扼腕的无力悲歌，自强不息的下一代热血励志。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段伤痛不可磨灭也无法被荣誉和褒奖粉饰。

电影获哥德堡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最佳国际影片处女作奖

成为一个创作者后，李冬梅有很多机会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说起这段成长的创痛，从不同的角度剖析读解，但和自己的家人，这段真实而具象的痛苦反而谁也不会谈起，姐妹们在一起，聊得更多的反而是明星八卦。她的父亲，想要给女儿帮很多忙，但至今拒绝看这部影片。

平遥的颁奖在冬天，紧接着要过年。李冬梅从觥筹交错的名利场抽身，转身进了寺庙做义工，过了一个特别宁静的春节。之后疫情三年，她进入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教书，在这里写了新的剧本，又重新出发完成第二部长片。她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曾经内心惶恐的小女孩找到了坚实笃定的力量。

一晃三四年过去，《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将于5月8日在全国艺联上映，上映期间适逢母亲节，李冬梅觉得，这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

当年用平遥奖金还完拍电影的“花呗”，又开始“被掏空”——为了让小众的电影与更多的观众相遇，李冬梅选择自掏腰包尽可能多跑一些城市的路演。毕竟这部没有明星，节奏缓慢，甚至连台词都惜字如金的电影，要获得便于观众观影的排片场次的可能性极小。别的电影带着明星跑路演是增加曝光量的锦上添花，李冬梅的路演甚至有几分孤注一掷的无奈。以主创亲临交流，组织观影团的方式把想看电影的观众聚集起来，是李冬梅和发行团队能想到的“打捞”观众的最好办法。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路演时间表

过去这些年里，《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在各种影展放映，每每结束，总有感慨万千的观众向李冬梅讲述他们被电影深深刺痛或抚慰的地方，甚至有中年人观影后抱着李冬梅痛哭。“当初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个初衷是希望像我妈妈、像小咸、像外婆这样的女性，她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的处境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和理解。”

电影上映前，澎湃新闻记者再次和李冬梅谈起这部电影。关于家庭历史的讲述里，她是那个直面着伤痛破茧蜕变的小女孩；关于电影的阐述中，她是坚定了自己独特风格美学的创作者。

李冬梅

【对话】

长出的新皮肤的伤口

澎湃新闻：电影里面的时空设定是妈妈去世前的最后七天时光。现实里妈妈去世后，围绕在你们身边的人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李冬梅：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两个妹妹，她们分别比我小4岁和8岁。那个时候爸爸在妈妈去世后就走了，他离开了7年，没有回来过一次。刚开始他还会给我写信，后来连信都没有了。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甚至以为他不在这个世界上。

小时候可能有更多的恐惧，也有怨恨。但后来也能够理解。实际上，那些年我爸爸过得也非常艰难，他在外面还债，带着很大的负疚在生活。这次回老家放映电影的时候，爸爸说他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不能去看这部电影。

他其实还没有走出自己心里的那个阴影。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在我爸爸心里也特别重要。他可能从来不敢面对。我们是小孩子，我们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所以我可以以讲述者的身份来讲这个故事，爸爸却不会这样觉得，他的愧疚可能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讲。

而我的外婆，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每次提到妈妈她都会特别伤心，每年我们姐妹去我妈的坟地，外婆都会跟着一起去。但过了十几年后，外婆跟我说她哭累了，不想再为这件事情难过了。

至于妹妹们，大家都很勤奋，也都很坚强，每一个妹妹的成绩都挺好的。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地憋着一口气，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想证明不比别人家的儿子差。

村子里其他的人后来也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们还挺有同理心的。这次回村子放电影，很多乡亲都去看，他们也还是对我妈妈的命运感到惋惜。

电影中的外婆和妈妈

澎湃新闻：之前电影获奖的那年，你接受了很多采访，也分享了很多你的经历和伤痛。这种直面内心最痛苦的回忆一遍遍讲述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感受吗？

李冬梅：从我真正开始写这个剧本，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这七年里，我几乎每一天都与这个故事相关。电影上映前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是一条漫长的与观众相遇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我接受了很多采访，每次采访都需要我直面那些经历和伤痛。但我已经能够用电影去拍这段经历了，所以采访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负担。

但有一个感觉确实很有意思，我发现在讲述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变形了，它变得模糊了。曾经那么深刻的东西，当时在我的心里很具体的感受，已经完全被抽象成了言辞，这种抽象是一种剥离、一种异化。但我觉得也挺好。

我前几天回老家，去到我妈的墓地。在清晨，鸟鸣中我踏上了那条路，我觉得内心特别宁静。她已经走了三十几年了，以前我走那条路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种眩晕。但是现在，我只是觉得那条路上正好是我妈妈安息的地方。我在她的坟墓旁边坐着，看着她墓地对着的风景和山，很宁静地回来。它有点像是一个已经完全凝结后长出了新的皮肤的伤口。

李冬梅工作照

澎湃新闻：拍电影的时候有回到村子里，让一些经历过当时事件的人参与到电影里面，他们作为亲历的成年人的记忆有成为电影某些素材的补充吗？

李冬梅：我有采访过当时抬着我妈去医院的小爷爷。他讲的细节跟我记忆中的有所不同，我相信他讲得更接近真相。然而我还是非常固执地去还原我自己的记忆。

这个电影容易让观众造成一个误解，大家觉得以真实经历改编的，细节是不是跟真正发生的就非常一致。但我在创作的时候，并不是在追寻还原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我的感受、我的情感，以及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都是非常自我的。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作者性。而且，这部电影里的某些东西对我来讲它是不可还原的。它只是呈现了我当时38岁写这个剧本时，对于12岁那一段时光的一种抽象的感受。

一朵花、一片叶子落在地上的风声

澎湃新闻：同样是失去妈妈、怀念妈妈，你选择用一种非常极简的方式去呈现故事，而不是像《你好，李焕英》那样去获得更多共情和情感宣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李冬梅：首先，我认为像《你好，李焕英》这样的电影是好的，我想贾玲在创作这部电影时，在情感上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毕竟这是对她妈妈的一种深深怀念。而那么多观众，上亿的人，能陪着她一起感受、一起哭、一起笑，这其实也是一种功德。我也很欣赏那样的电影，她非常真诚，所表达的内容也非常朴实。但在我自己想要呈现的故事维度上，出发点并不仅仅是怀念我的妈妈。怀念妈妈是原点，但并不是我故事的终点。

所以这个电影与观众之间在情感上的互动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和深入，原因在于我没有试图在情感上与观众有太多的联结。我不是要去索取观众的眼泪，而是希望观众不止看到忧伤的故事，而是理性之外的东西——生而为人，我们在这个世间存在的一种形状、脆弱和无常。当然它有共通的情感框架，母亲失去了女儿，女儿失去了妈妈，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共通的。但我不用在电影里面去告诉你这个女儿有多么的痛苦，妈妈会怎么样。我们抵达的东西不应该停留在情绪和情感这一层面，而是应该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理解和感受。

片中的小咸是李冬梅自己的童年投射

澎湃新闻：可以具体展开一下你想要抵达的电影是怎样的？以及现在的手段怎样帮助你抵达？

李冬梅：我真正想要讲的是人世的无常。因为设定了这样的终点，所以我选择抵达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很多观众会觉得电影慢，但其实日常和无常就是这样的如影随形。如果无法将日常做得非常扎实，那么无常的到来也就不会那么震撼人心。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就是我对电影观的一次非常彻底的践行。我到现在仍然以此为傲。选择更中庸的方式去拍摄，这部电影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艰难。但我并没有后悔，因为这部电影既满足了我的情感需求，也践行了我的电影观念。我很开心我能这样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海报

澎湃新闻：过去这部电影获奖的颁奖词里都提到你对于时间的捕捉和刻画，在这方面你有怎样的心得，以及这种电影美学观念，是如何习得和形成的？

李冬梅：我的电影美学观念与我的人生观紧密相连。我如何看待人生，就会如何用电影去表达。在我的观念里，电影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度探讨。电影作为媒介，应该去呈现那些我们平时可能忽视或者不愿面对的真实。

我很在意电影中的时间观念，我认为时间本身就是电影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力量。在我的电影中，我尝试通过各种手法去呈现时间本身的质感，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以及时间对人物和故事的影响。

我必须承认塔科夫斯基的《雕刻时光》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我第一次读到《雕刻时光》时，我深受震撼。塔科夫斯基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他认为电影不仅仅是记录现实，更是通过影像、声音等手段去探索和表达人类内心的复杂。这种观点与我对电影的理解不谋而合，那本书让我意识到，电影不仅仅是拍摄和剪辑，更是一种对时间的雕刻和对生活的洞察。所以我每次写剧本之前，都会重新读那本书，让自己回到电影的原点，去思考如何用影像去表达我对生活和时间。

澎湃新闻：这种非常极致的表达方式，在得到了业内比较好的反馈后，对于你之后创作上的信心，或者导演的话语权等方面带来什么帮助吗？

李冬梅：可能在别人心里会觉得导演这样做是有一些道理的，不再是一个虚空的、没有根据的“无理要求”。我在拍新片的时候，还是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太执着于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会不会太受限于自己熟悉的路径。所以下一部电影我要做的最大工作就是去找一条更陌生的路径。

电影节给的褒奖只是一个瞬间的认可，不能当作永恒的丰碑。我不希望电影节的颁奖词永远一样，希望下一次如果再获奖，颁奖词会说我有突破，看到在电影上做了很多探索。第二部片子应该是一个更极致、更简练的东西。

之前的那些经验不合适了。《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一个宏伟宏观的东西，是从远处、高处看的东西，但新片是一个用显微镜去看的东西。两者不相容，不能说一套东西就能把两个都包括。但有些东西是相通的，比如对于时间，我们怎么通过电影的本体去呈现时间本身。在《妈妈和七天的时间》里我这么做了，但在新片里我可能做得更极致。这方面我会更坚定或更自信一些，但开始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的。

澎湃新闻：但选择这种方式，意味着对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担心吗？

李冬梅：这是一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人们对于内容的索取已经到对嗨点、爆点的刺激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我希望我的电影它是安静的，就是你要去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可能是一朵花、一片叶子掉在地上，但它有风声。电影甚至可能是一根针落在一块地毯上。谁会听见一根针掉在地毯上呢？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李冬梅的电影美学获得了诸多肯定与褒奖

不回避女性的苦难，也不做总结性的发言

澎湃新闻：当决定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你意识到你们家的故事是一个有典型性的“中国式生育故事”吗？

李冬梅：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特别明确地觉得这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的关注的重心从来没有在这个上面。我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感受和经历，而不是它的典型性或代表性。当然，如果别人从我的故事中看到了某种典型性，那也只是他们的一种解读方式而已。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海报

澎湃新闻：女性议题现在在舆论环境中很热，对当下这个时代身边人的观察，以及对当代女性的一些观察，有成为你的某一些创作领域或者关注的议题吗？

李冬梅：没有，它可能还没有进入我想用电影去表达的阶段。如果我要做，我可能去做一个纪录片，去跟大量的女性接触，去倾听她们或者去记录她们，而不是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因为我的电影可能更重要的是来自我自身的这些东西，是向内的。如果我要从外面去做，抵达的方式会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对于总结性的那种发言，我没有发言权。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剧照

澎湃新闻：现在网上能看到某些电影选择的营销策略，对于男权和重男轻女思想的批判，试图往一种更普世的女性苦难叙事上去靠。

李冬梅：我的母亲36岁生了5个孩子，这些东西我不用去回避。这是电影的一部分，如果作为观众，他们愿意看到的是这个部分，那也是我的心愿，也是一种安慰，我妈妈这个形象真的是被人看见了，甚至有人对这样一个群体产生了深刻的理解和反思。

所以聊到这个话题我不觉得不舒服，宣传短视频里的文案是我自己写的。“我妈妈她觉得生儿子是她的义务，生不出儿子是她的罪过”，在她30多年短暂的生命里面，从她嫁给我爸爸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她都背负着这样一种重担，她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当电影去到欧洲，很多欧洲的观众会关注这部电影的美学，关注一个导演的电影观。但当它回到了中国，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它也可以是一种更接地气的现实。

我这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悟，你看我这个电影在村子里放映时也有人看到哽咽，还是生活处境很好的男性看完也有很深的理解，这是让我意外的。所以我能理解并且赞同宣发小伙伴们在这方面的选择，只能够让这部电影给只去电影节的人看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