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6年年初，为国家操劳了一生的周总理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让人揪心不已。有一天，罗青长去医院看望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总理，周总理交代了他一番话。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头脑还很清醒。他向罗青长提起了很多鲜为人知但又功勋卓著的人物，这其中就包括“双面特工”杨登瀛。
缓缓说完这些人的名字以后，周总理情真意切地说：
“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是如何成为双面特工的？他与周总理有怎样的渊源？他曾为党和国家做出过多少贡献？建国以后他的境遇如何？
罗青长
成为“双面特工”
杨登瀛是广东人，早年他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1919年，看着国内越来越激烈的革命形势，杨登瀛毅然归国。
其实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杨登瀛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回国以后，杨登瀛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但在机缘巧合之下，杨登瀛加入的是国民党，属于左派人物。那时的国民党还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所以给了杨登瀛足够的发展空间。
杨登瀛本身长得文质彬彬的，而且博学多识、善于交际。所以他很快打开了回国后的社交圈子，与不少国民党的高官要员都能说得上话。
杨登瀛
外加杨登瀛曾留学日本，所以他日语水平很高。因而他在日本人开的通讯社，以及一些外国租界都有朋友，这为他之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一直在上海发展，所以杨登瀛亲眼目睹了残酷的五卅运动。也正因如此，他结识了当时工人运动的领导——顾顺章。
虽然顾顺章后来无耻地叛变了革命，但是他在最初的几年确实是跟着党走的。因而杨登瀛也在顾顺章的介绍下，认识了不少共产党人。
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举起反革命大旗。这让杨登瀛愤怒至极，他公开批评了蒋介石的无耻行径。
蒋介石不是宽宏大量的人，因而这也导致杨登瀛身陷囹圄。在大牢里遭了几个月的罪，他才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的保释下重获自由。
走完大牢里这一遭以后，杨登瀛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变了，变成了再不值得追随的样子，所以他开始另谋出路。
恰在此时，曾经与杨登瀛有些交情的共产党人陈养山流落到了上海。在此之前，陈养山曾在浙江领导农民暴动，只是不幸失败才逃到上海。
陈养山在上海举目无亲，所以他只能寻求杨登瀛的帮助。让陈养山惊喜的是，杨登瀛不但给了他容身之所，还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了他真正的战友。
陈养山
杨登瀛在国民党的地位并不低，但是此时的他一点也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卖力了。于是他才在国民党内普遍反共的情况下，对落难的陈养山施以援手。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剑虹也找到了杨登瀛，希望他能去给自己帮忙。这个组织说来拗口，但其实它就是中统的前身。
而特派员听上去似乎没什么地位，但在调查科人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却有很大的权力。说得简单粗暴一点，特派员在上海抓谁甚至杀谁都不是难事。
但当杨剑虹提出让杨登瀛给他做副手时，杨登瀛却非常犹豫。因为他不想再在国民党助纣为虐，而是一心想改投共产党。
自己纠结不出来结果，杨登瀛就跟陈养山说了这件事，希望陈养山能给他指一条明路。陈养山深知兹事体大，于是立刻向党组织作出了汇报。
陈养山的汇报直接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当时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推进非常不顺利。如果这时能获得杨登瀛的助力，那对党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
因而1927年底，在上海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杨登瀛见到了共产党史上的传奇人物——陈赓。也正是在这家咖啡馆里，杨登瀛正式开始听从共产党的调遣。
陈赓告诉杨登瀛，组织上希望他能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的情报部门。一旦成功，他不但能为组织提供情报，还能营救不幸被捕的同志们。
杨登瀛听着陈赓的话恍如醍醐灌顶，回去以后不但立马答应了杨剑虹的提议，而且还开始干劲十足地争取更高的职务。
另外一边，共产党配合着让杨登瀛多出“业绩”。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眼里，只有产出足够的“业绩”，才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与情报。
为了提高杨登瀛在国民党的信任度，陈赓时常会给他一些党的刊物、传单之类的让他给国民党交差。
党组织甚至还会安排地下党员布置一些空会场，伪装成要开重要会议的样子，再让杨登瀛带人去现场“破案”。
一来二去，杨登瀛在国民党的地位越来越稳，蒋介石都对他赞赏有加。没过多久，蒋介石亲自下令：“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后来陈赓谈到那时的情况，不无骄傲地说过：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而杨登瀛在其中作用巨大，他不仅能借助职务之便为党组织提供情报，还因此救了不少重要人物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