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派人到香港工作，由谁主持？毛主席拍板：让小何去

尽管延安的环境要比保安好得多，窑洞也很受用；但是，毛泽东自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以来，却因为兴奋与思考过度，不得不服用安眠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得以从偏处一隅的保安，迁到延安府城。

国民党也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几个主要城市西安、太原、南京设立中共办事处、红军办事处或联络处，以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经国共谈判，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改编会场

此后，为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向国民党当局洽领军饷，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八路军来往人员及参军青年，八路军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

这些城市有：西安、南京、上海、太原、长沙、武汉、重庆、成都、兰州、迪化（乌鲁木齐）、贵阳、韶关、洛阳等。

当时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热情高涨，上述城市的八路军办事处都在1937年夏秋间纷纷设立起来了。

在八路军设有办事处的地点中，有一个城市最为特殊，那就是香港。

毛泽东虽然没有到过香港，但是对英国统辖下的香港是很有印象的。

早在大革命时代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期，他就听周恩来、聂荣臻等谈过香港，还特别注意在广州寻看香港地区的报纸，从中了解国际的动态。

他注意到，孙中山也曾以香港为辛亥革命之活动基地，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多年矛盾冲突中，无论是李济深还是李宗仁等大员，每遇挫折或低潮，就会趋避香港，伺机东山再起。

在江西中央苏维埃时期，中共中央设在香港的电台，就传递过极为重要的情报与国际动态。

长征结束后到陕北，他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得知斯诺经常路经香港，就曾托其方便的时候“搞”些香港报纸来看，这是最受他欢迎的“礼物。”

全国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谈到在相关主要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项时，只涉及国内城市，并不涉及境外要埠城市香港。

周恩来、朱德离开南京后，于8月22日赶到陕西洛川，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政府的国防与外交等情况。

当时，国民政府已同意发放8月份抗战军费及开拔费88万块大洋，补充品也在办理领取。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为人深为了解，在洛川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说过：”老蒋八月份发给88万块军费当然好，但我们并不认为老蒋以后会月月发军费、甚至越发越多。”

他并不对蒋介石会持续给中共部队军费及物资等寄于厚望。

没几天，有消息传来，在南京国共谈判中，国民党当局向周恩来等答应过给8月份军费88万大洋，等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钱之光去领的时候，就变成了50万大洋。

反倒是海外华侨同胞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支援热潮，对八路军倾囊相助，毛泽东对此印象深刻！

为此，这年9月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思考抗战大计，就同张闻天商议在香港设立一个八路军办事处。

他认为这是个独特的办事处，是不需要跟国民党当局谈判打招呼的，当然，要跟英国人打招呼。

当时，香港是太平洋地区枢纽性的国际城市，对于国内抗战地位重要。

毛泽东对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事极为重视，派谁去香港挑这副重担呢？

延安方面已经派出的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或主任，都是党内与军内的资深重量级人士。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在叶剑英调走后，由林伯渠、董必武先后任领导。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由彭雪枫担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由李克农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由谢觉哉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先后由陈云、邓发、陈潭秋担任。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先是李涛，后来是钱之光；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是徐特立到长沙设立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由潘汉年担任等等。

徐特立

谁才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合适人选呢？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们在延安的窑洞里开会讨论建立香港办事处事宜，对让谁担任办事处主任，大家各抒己见，提了不少人选。

香港是英国统治下的国际城市，是英国式的自由世界，市面操粤语及英语，港府办公讲英语。

对于中国来说，香港是内地与海外广大侨胞沟通、联系、交往的枢纽。

要说，在国内宣传八路军抗战，还受到国民党当局限制的话，在香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日的业绩，是不受国民党束缚的。

在会上，政治局委员们提了几个人选。

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

秦邦宪，即博古，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精通俄语、英语，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刚与周恩来一起代表中共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谈判；

后来，博古又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国共合作谈判。当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抗战爆发后，李克农已派秦邦宪的弟弟杨琳携带两万美元去香港以开办商号的名义设立“联华公司”（即现在大名鼎鼎的华润），以打前站建联络点。

博古担任主任，优势是资格老、地位高，而且前期有丰富的谈判经验，和港英当局打交道相对容易上手，而且他的弟弟也在香港工作，兄弟合作相得益彰。

伍修权，湖北武昌人，在陈潭秋、董必武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进入中央苏区，回国后成为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翻译，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

伍修权

1937年2月，伍修权从红15军团73师参谋长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伍修权的优势是，他本人精通俄语、英语，且长期担任翻译，对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有丰富的经验。

张文彬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参加过著名的平江起义，长征结束后奉调毛泽东身边工作，这年他虽然刚26岁，但已经经历了多年革命战火的砥砺与磨炼。

毛泽东很爱才，认为文彬年轻而堪大任，不忍将他留在身边仅做秘书工作，于是就提议让张文彬负责开展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张文彬不负厚望，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并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立下了大功，之后调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在中央苏区时就负责与十九路军和广东王陈济棠打交道，还当过中央驻十九路军代表，长征时奉命到白区与国民党高层谈判，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

20年代末，潘汉年还曾经在香港工作过，对香港各方面情况都很熟悉，当时担任着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这些人选摆上桌面，毛泽东却一个也没选，出乎意料地点了另一个人的名字：“我看可以让小何去嘛，他到香港工作最合适。”

不仅是毛泽东，在保安与延安，大家都对一个被称为“小何”的人很有好感。

那时候，在西北山里头，尤其在偏僻贫瘠的保安，消息多闭塞啊！许多人都知道，要知晓外面的消息：”庙里找小何去。”

原来，由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博古主持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设在保安边的一座破庙里，连博古在内，社里仅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小何”，他的名字叫何柳华。

这个小何因精通五国外语而在红军中从事一项独特的工作，在红色中华通讯社专门负责为中央领导写外国新闻电讯。每天要写数千字，还要自己负责刻蜡板。

这些专供中央领导看的外国电讯稿，也就是今天《参考消息》的前身。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红色中华通讯社新闻台继续为中央领导接收汇报来自外国的新闻电讯。

一般人不知道“小何”的背景，他的真实身份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几个中共高级领导知道。“何柳华”，是这个身材显胖的年轻人的化名而已，他的真名叫廖承志。

长征初到保安时，廖承志虽说年仅28岁，却已有10年中共党龄，而且在海外已经闯荡了多年，曾留学日本，去德国、荷兰等国参加国际工人运动。

他在日本、德国坐过洋人的牢，回国之后又在上海坐过国民党的牢。经多方营救出狱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他饱受张国焘迫害，因周恩来悉心营救，才没有被张国焘砍头。

很多人都来找廖承志看新闻，连毛泽东、周恩来也经常来找。

廖承志晚年回忆说：”每天晚上11点至12点钟的时候，毛主席一定来，来看当天的第一手消息。毛主席来时，一面看，一面问，一面谈，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

廖承志生性活跃乐观，还是当时红军剧社的骨干，上台演出时很幽默，还画得一手好画，经常帮身边人画肖像，大家都很喜欢他。

后来，王震曾说：“毛主席对小廖很有好感，称小廖是我们党一个宝贝，就是从那个时候说起的。”

毛泽东看重廖承志，还有深一层原因，因为他是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其母何香凝先生也是同盟会前辈及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中深有影响。

廖仲恺

并且她大力支持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在丈夫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杀害之后，仍然不改国共合作主张。

长征途中，毛泽东还获悉何香凝在上海发表了抗日救国的主张，对她很尊敬。

虽然说，年轻得廖承志此前尚未独当一面挑起革命重担，但是，他已加入中共有十年，在工人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张国焘斗争的斗争中已经经受了长期的考验。

加上他父母亲是国民党创始人的身世背景及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应该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地位独特而且担子也很重，毛泽东慧眼看中廖承志是挑这副担子的最佳人选。

1937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晚饭过后，廖承志从新华社所在延安城东北面的清凉山，穿过城街，徒步走到城西南的凤凰山去。

凤凰山麓毛泽东旧居

凤凰山麓李家窑院，是毛泽东到延安的第一个住地。中共中央进'延安以来，这条路他和毛泽东都常走。

这是在保安形成的规律，将近午夜时分，毛泽东常常从住地走到清凉山来找他，看他刚刚写完的国际综合新闻电讯，再跟他交谈时势。

那时候，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不久，红色中华通讯社就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了。

这是毛主席约他离开延安前去谈话。也许是因为即将告别延安去香港，这次去见毛泽东，他步子有点慢，边走边看这黄昏中的古城。

进到毛泽东住的石窑洞，寒暄过后，毛泽东问：“小何，你到过香港吗？”

廖承志说：“我母亲出生在香港，我虽生在日本，但早年经常跟随母亲出入香港。记得有一年，新军阀陈炯明囚禁我父亲，母亲怕他斩草除根，就将我和梦醒姐送到香港避难。”

廖仲恺一家

毛泽东说：“恐怕你母亲和你姐姐，要再次去香港了。淞沪会战从8月13日开战，打了1个多月了，上海有可能失守。”“我正准备往上海给潘汉年发电报，要地下党设法协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你在香港，要尽可能到宋庆龄身边，配合她的工作。这样，你在那里将成为孙夫人与延安方面的直接联络人。”

毛泽东就此谈起国共合作后，各地办起了八路军办事处，语重心长地对廖承志说：

“香港在抗战中处于很重要的特殊地位，现在，中央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这副担子，交给你了！”

前往香港前，廖承志在汉口逗留了几日，等候周恩来向英国“讨”一个说法。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一再要求西方英美等列强出来“主持公道”，可是英国政府总是以“深觉调解甚为困难”：”在实力未充足前怕多事”等理由敷衍。

在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之后，由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这年12月下旬，英国驻华使馆也跟随着迁到武汉办公，在江北的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馆办公。

上海与南京被日军占领之后，华东沿海地区涉及到西方英美等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周恩来就在汉口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

卡尔说：“我是军人，注意到国民党军在上海、南京连遭败绩时，中共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却打了胜仗，尽管战事规模不大，可是，胜利对贵国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啊！”

周恩来借此话题就汤下面，对卡尔说：“八路军在敌后英勇对日作战，得到海内外赞扬，海外广大华侨纷纷捐助款项、医药和其他物资，这些钱款物资，都是从海外转入大陆内地的，所以需要英国方面帮忙啊！”

卡尔问：“我能做点什么？”

周恩来说：“将军，我们得到的来自海外的抗战物资，在香港没有机构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设立一个办事处。”

卡尔又问：“由办事处办理物资中转吗？”

周恩来进一步说：“对！这个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只是秘密活动，这就不妨碍贵国的中立地位，请将军关照香港英国当局，给予便利。”

日军大举侵华也损害了英国在华利益，因此，中共的要求得到了卡尔将军的应允。

于是，1938年元旦一过，在汉口等候的廖承志按周恩来安排，乘火车到广州转搭轮船前往香港。离开汉口前，他给已在香港的母亲与姐姐梦醒发了电报。

廖承志在武汉

1938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早晨，穿西装的廖承志与另外两个穿西装的男子在九龙一家茶楼喝早茶碰面。

当时三人见面讲的是上海话，廖承志调侃地称：“三个上海小开来香港白相。”

另两人，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夏衍；毛泽东把潘汉年称为“上海小开”，周恩来称夏衍为“上海小开”，称廖承志为“半个上海小开。”

在谈话中，廖承志还告诉潘汉年何夏衍，自己马上要在香港立一个家，有了一个贤内助，也便于长期在香港开展工作。

潘汉年高兴地说：”我见过经家大小姐，很好的事嘛！”

原来，廖承志离开汉口前，给已在香港的母亲与梦醒姐发了电报。当他搭火车到广州转乘粤港班轮来到香港码头时，眼前的情景真令他喜出望外啊！

廖梦醒

来码头接船的不是姐姐梦醒，也不是姐夫李少石，而是朝思暮想的女友“阿普”经普椿，她是上海巨商经亨颐家的千金小姐。

廖承志从国外刚回来时，在上海就被投入国民党监狱，经过经亨颐、柳亚子、宋庆龄三人作担保，于1933年3月他得以释放回家，并结识了同住在一条街的经普椿。

两人熟了，无话不谈。这年8月，摩承志秘密去参加红军。他留给经普椿一封信，信中写到：”如果你真正爱我，等我两年。”

如今四年过去了，经普椿此次专门跟着何香凝，从上海来香港与他团聚。两人从码头回到何香凝在香港的家未里森三堡。何香凝也很喜欢这个姑娘，有情人该成眷属了！

1939年1月7日，廖承志与经普椿在跑马地摩利臣山道的家里，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婚礼，何廖两家在港亲朋好友都来祝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廖承志、经普椿夫妇与母亲何香凝在武汉留影。

被廖承志称为“叔婆”的宋庆龄也前来贺喜，并赠了两块精致的绸缎衣料，还亲手给新娘子的脖子上挂上一条金项链。

廖仲恺、何香凝在早年与孙中山交往时，就常把子女廖梦醒、廖承志带在身边。因此，宋庆龄被廖承志称为“叔婆”，这是由于历史与家庭的原因形成的，足见两家世交之深。

办完婚礼第二天，廖承志就着手物色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地点。

因潘汉年做了多年白区地下工作，廖承志很尊重他，潘汉年对办事处地点提了两个条件：

一、办事处要设在闹市中，便于各方面人士进行联络；二、办事处无论是楼房或院子，一定要有后门，万一有意外情况便于撤离。

在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的带领下，廖承志踏遍遍了港九繁华地带，亲自勘察地点。

吴有恒

吴有恒是广东恩平人，1936年冬他只有24岁，就担任中共香港地下党的书记了。

廖承志比吴有恒年长五岁，廖承志母亲是香港人，少儿时在香港住过，他对吴有恒笑着说：“想不到我半个香港人，对香港的情况还不如你这个恩平仔熟悉。”

吴有恒说：”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原来：”九一八事变”时，吴有恒正在广州致用中学读书，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议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严词痛斥日本军队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因此被中学开除了。

于是，他当起了小学教员以此谋生，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他来到香港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同年12月，在中共香港市委成立大会上，由主持会议的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宣布任命吴有恒为中共香港市委书记。

当时，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很活跃，吴有恒在香港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联系十分广泛，他对廖承志说：“工作需要让我近两年几乎跑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

在香港湾仔闹市区，吴有恒与廖承志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2楼的一间大房子，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楼屋。楼房楼下有商铺，又有后门。

1939年春节过后，潘汉年从武汉回来，看了他们选的这套房子，也觉得不错。

潘汉年认为香港环境复杂，要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经验，必须另辟几处活动基地，才能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于是作为情报专家且经验老到的潘汉年还选择了三个备用场所。

一个是香港医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在深水埠开办的“南华药房气潘汉年首选“南华药房”，是有历史渊源的。

上世纪30年代的皇后大道

因为柯麟先生早在1924年就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他与叶剑英保持着良好关系，后来还参加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与贺诚合作开设“达生医院。”

回到香港后在中共党员柯正平的帮助下，于深水埠开设“南华药房”，以“中医师柯麟”名义行医。

他曾经掩护过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硕勋到海南一带进行革命工作。李硕勋牺牲后，组织上将其夫人赵君陶和儿子送回上海，就是潘汉年接应的。

潘汉年对柯麟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明确地对柯麟说：“抗战爆发了，南华药房很重要，你要在香港坚持下去。”

同时，廖承志指派有地下情报工作经验的连贯负责“南华药房”这个据点。

柯麟在自办的医院讲话

另一个是廖健的“印尼办庄义顺源。”廖健又名为廖安祥，为人正直侠义豪爽，被称为“梅州大侠”，他还有枪支，手上掌握着一支可观的民间武装力量。

潘汉年认为，廖健在香港开办的这个义顺源可作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廖承志指派李少石负责“义顺源”的情报据点。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办起来了，但是不公开挂办事处的牌子，而是在房门挂着“粤华茶叶公司”横匾，办事处的外室为摆着各种茶叶的铺面，内室为会客办公，接待各方面人士。

当时，尚未发生太平洋战争，但是，日军已对香港虎视眈眈，日特在香港十分活跃。

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潘汉年规定一切工作必须按秘密工作的要求进行，组织大家学习隐蔽斗争方法，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不准照相及送照片给人。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人员合影

因此，至今我们始终未能寻获一张“粤华茶叶公司”的老照片。

潘汉年还规定办事处成员不得与亲戚、朋友、同学通信往返，出门时或返回前，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领导人，除了廖承志、潘汉年、吴有恒之外，还有担任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委员的连贯。

连贯，是张文彬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调过来的，公开身份是廖承志秘书，负责处理办事处日常事务性工作，在香港跟随廖承志的时间最长。

多年来，曾数次在香港配合廖承志工作。建国后也一直协助廖承志做华侨事务工作。

连贯要比廖承志年长3岁，广东梅州大埔人，早年受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他是1925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

连贯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开办后，最为迫切的一件要事就是解决海外各地华侨捐款往哪里汇寄的问题。

当时，在英国管治下的香港，要找一家银行代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捐款，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抗战爆发以来，南洋地区及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与物资，都是统筹统汇，寄交给国民政府，然后由国民政府分配使用。

实际上，这些来自海外侨胞的捐款捐物，连一分钱、一瓶药、一床被子都分配不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手里。

在与国民党的交涉中，周恩来早就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需要“分筹分汇。”

早在武汉的时候，周恩来就提醒过廖承志：”你表妹夫邓文钊是可以信赖的爱国银行家，在香港是可以帮我们忙的。邓先生在香港很有身份，也有一腔抗战爱国热情。”

邓文钊

廖承志到港后适时向邓文钊提起周恩来的嘱托，邓欣然答应帮忙。

当时，香港有好几家华人银行是被国民党势力控制的，我党以华比银行的名义，接受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保证这些捐款不被国民党吞掉。

廖承志终于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解决了这一难题。从此，海外华侨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就可汇寄“香港华比银行廖承志”收，短短几个月就收到汇款220万元。

办事处从1938年1月初开办以来，经廖承志与同事们日夜努力，很快就收到了可喜的成绩。

仅在1938年4月份的一个月内，就收到香港同胞捐献给八路军的价值1.5多元的医药。

相比之下，当时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人每月1.3元，这笔钱相当于新四军建立初期由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全军的军费。

迁址后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同时，海外华侨从加拿大、英国、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纷纷捐款支援八路军、新四军。

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震动和恐慌，日本和国民党驻港人员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

港英当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派出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五人，当局的借口是“査禁从香港邮寄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英宣传品。”

廖承志马上急电报告周恩来，然后亲自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港英当局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经周恩来在重庆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反复交涉，港英当局才以“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为由，将连贯等人关押至3月15日释放，并归还收缴的文件。

1938年9、10月间，秘密集结7万兵力于澎湖马公岛的日军南支那派遣军，为配合武汉攻势，开始酝酿发动广州战役。

日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和及川先遣支队，分三路于10月11日黄昏抵达离香港很近的大亚湾口，12日凌晨大亚湾登陆战打响。

日军选择的登陆日子是经过精心谋划的。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在香港这个自由港住着孙科、宋子文等一批国民党政要高官，准备庆祝一番。

按惯例，驻守大亚湾的国民党军高级长官都到香港欢度国庆去了，没有三五天是回不来驻防地的。

很快，1938年10月13日，日军就在大亚湾登陆了。消息一传入香港，整个港岛为之震动！香港街头已经涌来了潮水般的大批广东难民。

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

日军登陆大亚湾，标志着日军攻占广州的战役打响了。这天，廖承志急忙赶往香港西区吴有恒的住处，这是香港西区华人聚居的地区，在此碰头开会不会那么显眼。

昨日他发出紧急通知，安排10月13日这天与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等负责人，在吴有恒家召开应对局势的紧急会议。

廖承志赶到吴有恒家中时，香港的几个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已经到齐了。

廖承志作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相关指示：领导东江人民进行抗战的重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廖承志就组织敌后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等具体问题，与大家进行紧急磋商。

当时，香港中共组织的情况是这样的：吴有恒任书记的中共香港市委管的党员有650人，曾生任书记的香港海员工会有党员50人，来自澳门的党员50人，总共750个党员。

因为惠阳不属香港管，所以去惠阳打游击的事，吴有恒及曾生都决定不了，需由廖承志拍板。

本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香港地区组织抗日武装，早在廖承志上任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有过指示。

如今日军要打广州了，敌人肯定要切断广州与香港的交通，组织游击队去惠阳打游击的任务迫在眉睫。

于是廖承志对大家说：“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由市委或者海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带队去。”

经过讨论，廖承志决定派香港三分之一的党员即200多人去惠阳去打游击。当研究到由谁带队去的时候，吴有恒和曾生热情很高，都争着请战要去。

吴有恒振振有辞地说：“曾生你别跟我争了，理由很简单，我会打枪，你不会打枪。”

曾生反驳说：“老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适合。首先，从个人来说，你是恩平人，在客家地区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我是惠阳人，语言通，了解情况。”

“同时，我在家乡坪山地区进行过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一批青年，在那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其次，从组织上来讲，惠阳县淡水、坪山地区的党组织是我们海委直接领导的，我从任海委组织部长到任海委书记期间，一直负责指导他们的工作。”

“这个地区也是我们许多海员的老家。现在家乡沦陷，乡亲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有责任回去组织群众，开展救国救民、保家保国的抗日游击战争。”

曾生与夫人合影

廖承志听了，点头表示赞许，就一锤定音地说：“曾生说的有道理，我看就曾生回去吧。来不及再请示中央了，就这样定了！”

有恒的积极性虽值得表扬，但你们两人不能都回去，香港的工作也很重要，仍需要加强领导力量。有恒同志留在香港的责任也不轻啊！”

廖承志也分析了去东江打游击可能会碰到的困难和有利条件，他说：

“我们刚回去一时没有武器，没有经费，更重要的是没有经验，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比如东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人民群众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

”而今，东江地区又有我们的党组织，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现在又是很好的时机，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后，国民党守军溃败，群众彷徨无主。”

东江游击总队合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群众必定会支持我们，估计国民党军政当局也不会马上反对或者阻挠我们的。”

“同时，敌人刚入侵，一时还难占稳脚跟，敌伪的统治秩序也未建立，我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

最后，会议决定由中共香港市委抽调市委组织部长周伯明和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两位主要干部，配合曾生去组织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

周伯明是广东大埔县人，曾受组织派遣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当过二等兵，参加过西安事变，在延安抗大学习过。

“七七事变”后，他被派回广东工作并由曾生在海员工委抽调数名得力干部一起前往东江。

谢鹤筹，广西扶绥人，在“四一二”政变后革命低潮时入党，曾参加邓小平等领导的龙州起义。

谢鹤筹

有这两位香港市委的骨干领导协助，曾生很高兴，这两人有参加军事斗争的经验，三人很快就全力投入回东江打游击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会后没几天，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就动员与物色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东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从24日起，曾生和周伯明、谢鹤筹组成临时工作组，带领最先组织起来的队伍，先后分头从香港出发，进入惠阳地区。

当时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仅有借来的25条枪，伙食等经费是廖承志、吴有恒在香港措的，杨琳的联合公司也给予赞助。

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的这支“惠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后来成为威震南疆的抗日劲旅“东江纵队！

鉴于廖承志在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期间表现突出，因此虽然他未出席中共七大，但是在七大会议上还是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七大选出的委员及候补委员中最年轻的（时年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