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为难的东亚妻子，背后都有隐身丈夫

黄子佼的情色风暴，没想到还有续集。

就在去年，台湾金牌主持人黄子佼才刚被两名女子指控强吻、诱拍裸照，引发了浩浩荡荡的反骚扰浪潮。

他巧言令色的狡辩发了一份又一份，就连鱼死网破的发疯都没能平息讨伐，最终在“轻生闹剧”以及案子因部分事证不足、双方和解的结案下，才换来了短暂的“隐身”。

结果今年4月，他又被拱上“台版N号房”事件。

据台媒报道，虽然黄子佼不被起诉，但在该案的搜查中，检方竟意外发现了他硬盘里私藏有上百部情色片，其中7部为未成年少女的不雅视频，且都是从非法的偷拍论坛上购买。

黄子佼本人，还是此网站的高级会员。

曾经光鲜亮丽的明星，原来是偷拍、未成年黑产业链的金主。黄子佼的不悔改，更加烧起了社会的愤慨。

观众已经不想看黄子佼“改过自新”的唠叨虚伪话，他们更期盼身为黄子佼妻子、女儿母亲的孟耿如，能从此看清渣男真面目，脱身解困，走上离婚的“康庄大道”。

没想到的是，哪怕有了实锤，孟耿如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原谅、站出来替丈夫道歉。

她一边在脸书上称黄子佼的犯错，只是不懂事，“未了解贩售影片的取得来源，才忽略了问题”，一边形容自己既然是黄子佼的妻子，那就要承担起责任，尽全力陪伴和付出。

观众听得一个头两个大。孟耿如的宽容，看似理由充足，实则又是女人为求体面，粉饰太平的委曲求全，其声明更有消解丈夫购买非法视频严肃性的嫌疑。

外人恼怒她的怯懦，“娇妻文化”又被扯出来鞭打，整个舆论的火焰，颇有从黄子佼转移到孟耿如的倾向。

其实，与其谈论孟耿如的“不清醒”，不如说这种局面，很可能是黄子佼精心制造的脱困策略。早前就有媒体报道称，黄子佼企图用新台币1亿元安家费，换来妻子孟耿如3年内不提离婚，让两人得以平静度过这段时间的风暴。

消息孰真孰假，都不影响黄子佼正在舆论里慢慢“隐身”了。

做了20年主持人，身为男性，又处在台湾综艺性别权力的高位，他太懂东亚男人保身的秘诀，那就是妻子这块“遮羞布”。

无事时，“宠妻”就是为他事业形象添砖加瓦的光环。在热衷塑造“娇妻”的台娱文化里，会宠老婆的男人，无疑就是魅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即使这种“宠”，只是语言上的单薄关爱，真到了紧急关头，哪怕女儿和老婆陷于危险境地，他还是会屈服于眼前会扎到自己的玻璃，让老婆先冲为敬。

妻子之所以能成为出轨、情色事件的挡箭牌，首先在于婚姻这种社会关系，有它独特的权力范围、豁免性和特殊性。

婚姻是一种承诺，代表了双方对彼此的唯一性和占有，出轨虽说是对承诺的撕裂，但如果能得到对方的谅解，无疑是最好的洗白和开脱。

黄子佼在骚扰事件的道歉信中，曾屡次提到妻子。他感谢老婆给自己带来了新生，信誓旦旦地承诺，未来无论是艺人、老公、爸爸的角色，都请全民继续监督。

但话里话外，总藏着自我夸耀的心机。

他剖析自己对不起老婆，又会穿插一段当年游湖时过客对妻子的“夸赞”——“嫁给他不错啦！”，然后铺陈女儿对自己的信任、妻子对自己的鼓励和支持。

他的自愧看似充满诚意，实则是卸责：你看，我虽然犯了点错，但至少在我的老婆心中，我还是好男人、好老公，对于女儿来说，我更是做得相当好的爸爸。连妻子都不介意我的放荡，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骂？

女性变为他口中出轨的无尽理由。一段婚外情里，注定会有一位“绿茶”、一位“小三”、一位不懂情趣的老婆。男人可以怪情人过于可爱，怪别人太主动，怪老婆严厉古板，而他在这场风暴中，却能美美地成为躺着的角色。

为出轨的丈夫道歉的佐佐木希、收拾残局的孟耿如，都是被推到闪光灯前的女性，她们的婚姻，是传统社会中经典的“女外男内”搭配——沉默隐形的丈夫与需要为家庭负责的妻子。

有另外一种修辞来形容这种关系——“给男人当妈”式的婚姻。表面上是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实际上是把对母职的消耗，转移到妻子身上。妈妈的照顾、妥协，转化成了妻子的隐忍。

妈妈和妻子的职责，常常是混合的。如果说妻子是遮羞布，那么母亲则是男人犯错惯用的脱身药剂。

黄子佼会狡猾地把自己的行为不端，全赖到妈妈的出轨，夸大给他自己造成的阴影，全然把自己的责任抹去。他怪妈妈、怪女友，话里话外都是女人的错。

上野千鹤子说：“对男人而言，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他的自尊心。”在东亚的传统中，功成名就的人一旦失利，母亲就成了魔鬼，而婚姻一旦不幸，妻子则随时成为挡箭牌。

黄子佼巨婴式的诡辩，是一种潜意识的厌女，谁克夫、谁命硬、谁教不好孩子，一个家庭的破败，总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而女人往往是莫须有的替罪羊。

《周处除三害》里被骗钱的母亲，明明只是想留下唯一的纪念婚戒，还是被恶人的PUA迷了心智。他们怪她命不好，正是对世俗的贪欲太强，她才会没了丈夫，孩子也命悬一线。

其实，这些明明都是可以强势反驳的鬼话，但故事里的女性实在是陷于这种责备里太久了，才会习惯性地自责与相信。恶人的颐指气使，恰恰源于他们潜意识里的嚣张和自信。习以为常的指责，掩盖了语义里的卸责和施压。

女人的教养里，不包含给她们辩护的意识。女性对自己的价值判断，一度基于男人的肯定。《周处除三害》里的小美母亲，为了证明自己值得，甚至可以替男人顶罪坐牢。她用忠诚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那仅仅是男人口头给予的价值。

妻子和妈妈，都是传统里被过滤掉自我的女人。

张爱玲在《谈跳舞》里谈母爱，有一些应当是加个括弧的“母爱”。男性提倡母爱，是为了利用这个名头，巩固女性的奉献角色。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重要的，所以不得不以“母爱”来获得尊重。

妻子的双面性，和母爱是一样的。一方面，她们困于旧有的价值标签中，认同作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应当照顾家庭、保护丈夫、维系体面，因为这是她们的责任，也是仅有的荣耀。

另一方面，“黄子佼”们显然也熟稔这个“道理”，他们擅长用妻子的原谅来为自己脱罪，抑或把自己的过错，替换成“妻职”的不合格。能想象得到，在这样的轮回下，妻子变为下一个“被怪罪”的妈妈，似乎也不奇怪了。

黄子佼的“妈妈论”，曾经让他获得过不少同情分和鼓励。这不仅有关性别，也是一种倦怠社会的逃避现象。

这几年，“原生家庭”这个词太火了。《都挺好》《欢乐颂》里，都有不作为的母亲，以及受牵连的儿女。

原生家庭成了现代人自我审视的源头，也成了社交平台里被讨伐的对象。

不可否认的是，童年对人的形塑有一定影响，但过于泛滥地归因，某种程度来说，也是现代人在面对心理、生存双重压力之下的一种卸责。

成长是复杂的，但它并非具有决定性，即使在人格形成之后，人们依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长大了就会变好吗？》中提到，每个人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拥有了独一无二的人格，这种“精神胚胎”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不同，也并不因为后天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但书中还写道：“每个人都至少有三个自我（three selves），一个是由基因决定的自我，一个是在环境与文化影响下的自我，还有一个是由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与价值所定义的自我，而最后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

内容：丰白卡
编辑：Felicia
排版：杨盼盼
题图：《流浪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