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价值观念主导的家庭扶助义务立法及其本质

中华文明是以家庭”孝道“伦理为核心构建的文明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皇权士大夫修行中，“齐家”这个环节是个体走向社会化人格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公共治理参与的低下水平决定了家庭伦理成为德性的天花板和个体风险的最后”救赎“，帝王“家天下”思想和草民的“热炕头”追求本质上都是一种男权主义家庭伦理，它在中国实际上发挥了类似宗教信仰在西方的作用。

为突出家庭伦理价值的核心地位，秦以来的皇权法统不断地强化家庭关系中强烈的人身绑定和经济依附关系，这种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如此深入骨髓，即使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革命狂飙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家庭中心主义痕迹。这种立法和司法指导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家庭婚姻关系被赋予最强烈的人身和经济绑定；其二，与社会保障不足和政府职能缺位相匹配，婚姻和家庭实际上成为个体防范人生风险的最后屏障。

我国家庭扶助义务立法的特点

为达成上述价值追求，我国立法对血亲和姻亲纽带结成的家庭成员或婚姻双方设立了理论上终生的相互扶助义务，婚姻法所特指的三代血亲之内的家庭成员之间，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有相互扶助义务和财产继承关系。

家庭扶助义务包括三大类法定扶助义务：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夫妻及兄弟姐妹间相互扶助义务。这些扶助义务同样适用于法律拟制家庭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关系）和存在实际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关系。三类扶助义务中法律还对一些特别情形单独列示，这类扶助义务严格来说是以上三种扶助义务失去正常履行条件下的补充或补救，可统一概括为”风险类扶助义务“。

例如，父母除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之外，对丧失劳动能力不能自理的成年子女仍然有扶助义务，如果这样的子女同时还有子女，父母还要负担孙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父母过世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扶助的，这种扶助义务可以推及到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再比如，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丧失赡养能力的祖父母，有赡养条件的孙子女仍然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没有孙子女的，有扶助条件的老人的兄弟姐妹仍然对老人有扶助义务。

这种“风险类扶助义务”存在血亲和姻亲间的义务优先级和强度等级差异，一般来说，家庭中血亲关系的扶助义务强于并优先于姻亲关系，但是夫妻之间扶助义务的姻亲关系优先并强于血亲关系。

家庭扶助义务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学本质

以上家庭扶助义务的立法价值取向表明，我国的家庭是个人人生重大风险的最后屏障，除了你用钱买路或者用泪求助之外，法律上没有任何机构或组织有无偿且确定的救助义务。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是没有道理的。老一辈人虽然贫穷，可是他们的生老病人是国家保障的，即使农民至少心理上还有个生产队做主。现在的年轻人只能靠自己，社会竞争加剧和高度不确定性造成的压力甚至超过了单纯贫穷给人的痛苦，所以老一辈人用自己过时的经验强迫孩子们传宗接代对年轻一代真的不公平：您只想着抱孙子的快乐满足，您有没有想过这孙子们未来怎么养？您的儿女们未来靠谁养老？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中，通过血亲和姻亲纽带对”风险类扶助义务“的泛化诉求，是社会保障不足和政府职能缺位的需要，通过广泛的家庭成员”风险类扶助义务“实际上把社会公共义务和政府职能全部打包成了个人和家庭责任，这对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经济体来说绝对是一条族群萎缩乃至自杀的道路！这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和公共财政的法定义务，但同时也造成了个体生存压力巨大、家庭抗风险能力极为脆弱的现实。社会保障不足和公共救济不到位经常造就”一人生病，全家返贫“的灾难，一些弱势贫困人群极端情况下甚至全家走上绝路！

市场经济以来社会化商业保险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从总体覆盖比例以及实际效果来看，优质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仍然是极少数高端精英才能享受的待遇。多数国内销售的所谓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风险覆盖极为狭窄、理赔条件极为苛刻，实际上没有形成对普通百姓的风险补偿作用，反而以保险的名义实现了对强势人群的补贴和对弱势人群的再剥削！国家立法需要对普惠制的社会和商业保险进行规范和补贴，才能催生惠及大众的社会和商业保险环境，否则所谓保险不过是资本大鳄们玩弄金钱游戏的工具！

建议

将家庭和个人生养风险完全推卸给个人和家庭承担的立法思路，除了不符合现代政府职责要求之外，也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造成巨大障碍。目前年轻人的婚姻恐惧、生育恐惧以及整体经济内需疲弱的社会经济萎缩状态，与这种家庭扶助义务中社会和政府职能严重缺位有不可或缺的关系。

建议修订我国目前有关家庭扶助义务的立法，大幅度增加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府的家庭扶助职责和义务，大力促进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发展，增加家庭这个最基本社会结构的活力，以适应我国今后重要的人口趋势和经济转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