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导语
大业十四年，这个正史中不存在的年份，一位主宰中国命运十四年的帝王逝去了，有人说他是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也有人说他是乱国虐民的大暴君，在笔者看来，乱国虐民是客观事实，雄才大略也不能否认。杨广的一些国策从今天来看不失为一个战略家、政治家的构想。
演员富大龙饰演的杨广
在杨广诸多战略，其实有一项战略是被很多人忽视了的，因为这个战略还没有最终成型就因为国家大乱和杨广的死亡而终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杨广着眼于天下形势还是真的高瞻远瞩，这个未成形的战略极有可能刷新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这就是杨广的区域协调发展构想。
建立在多京制基础上的区域协调发展构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更好的镇抚商朝故地和遗民，就开始于洛水之畔营建洛邑为东都。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武王豊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兹）辥（乂）民。”—《何尊》铭文
西周营建成周成为中国多京制范本
成周（洛邑）落成以后，历代均以周王朝为范本，推行两京或多京制，此后的东汉、曹魏和后来的唐、宋等王朝也都采用了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在隋朝之前，西周、东汉、曹魏、北齐等在首都之外设置了不同形式的陪都，如东汉的南都南阳、曹魏的别都谯等，但是这些陪都大多是象征意义高于政治意义，有些陪都终当朝皇帝的一生可能都没去过，这一现象在后来的宋、明、清等朝也都出现过。
杨广的区域协调发展构想是建立在多京制的基础上的国家战略，其内核是充分发挥都城以点带面全面发展的功能，真正彰显多京制的优势，打破陪都象征意义高于政治意义的现象。
兴建洛阳、经营江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超前思维
杨广的区域协调发展构想胜在战略意义的长远规划和地域中心城市建设的超前思维。
南北朝末年形势
众所周知，隋帝国是由周、齐、陈三个国家组成的（西梁国小且属于傀儡政权，故而不计），其地理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周代表的西部地区，齐代表的东部地区，陈代表的南部地区。周都长安、齐都邺城、陈都建康，这三座城市也便是这三个地区的中心城市，这三座城市作为三国都城，有着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城池坚固等共同特点，但是这三座城市都被隋文帝杨坚下令废置或拆毁。
杨坚登基后，于长安附近的龙首原修建了大兴城，并迁居于此，此后三百多年间，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大都会，仅靠关中地区并不足以供养如此庞大的用度，隋唐时期，要从东部和蜀中地区调集大量物资和粮食以供给首都的巨大开销。遇到关中受灾，堂堂天子也要前往洛阳就食，这也是隋唐两朝皆重洛阳的原因之一。
兴建洛阳
在隋朝前，洛阳就已经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朝定鼎之地，北魏末年北方大乱，洛阳城多次遭逢战事，城池已不复汉魏风采，随着魏孝武帝逃亡长安投奔宇文泰、高欢拥立新君东迁邺城，洛阳的地位就明显降低了。隋朝开国后，洛阳又逐渐发展起来。
杨广更是刚刚即位就下发诏书营建新都洛阳为东京，次年，新洛阳城建成，杨广便迁都于此，大兴城成为了隋朝的陪都。
“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隋书》
隋唐洛阳城
杨广迁都洛阳的原因很多，他给洛阳的定位也有很多。从区域发展建设的角度看，洛阳不仅是全国的首都，也是东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自杨坚在平定三方叛乱时拆毁了邺城，东部地区就失去了一座具有区域凝聚力和统摄力的中心城市。现代有句俗语：“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座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带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近年来，河南、山东等省把区域全面均衡发展调整为在均衡发展基础上对区域中心城市有所侧重的原因。
经营江都
搞定了北方，杨广又把目光投向了江南，此时的江南不过才平定了十五六年，不稳定因素比起北方地区更甚。江南士子百姓对隋朝有诸多不满之处，尤其以隋文帝拆毁三百年名城建康为甚。
平陈，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隋书》
六朝金粉地—建康城
建康是吴晋宋齐梁陈六朝古都，自孙权定都于此后，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建康大多数时间都是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朝衣冠南渡后，建康逐渐发展成为一座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国际性大都会，为江南百姓和南迁士族所景仰。建康的毁灭固然有隋文帝杨坚威慑江南、震慑江南百姓的政治考量，但是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角度上分析，这无疑是一场灾难性事件。
杨广想要收拾江南人心，兴建一座新的南方区域中心，他选择了临近故建康城的江都。江都是原扬州总管府驻地，杨广在平陈后，担任扬州总管多年，颇有经营，江都在杨广看来，可算是龙兴之地了。
大业元年八月，就在杨广命杨素和宇文恺营建洛阳之时，杨广就南下江都，待洛阳建成，杨广从陆路回返洛阳。
杨广崇好奢靡气派，对于江都宫的营建很是重视，江都宫也是杨广兴建的诸多离宫中最为气派和奢华的。大业年间，在杨广的大力支持下，江都逐渐发展为南方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大业六年，杨广第二次下江都，看到繁华起来的江都城，杨广决定提升江都的政治地位。
江都城
六年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隋书》
京尹之义为治理国都的官员，隋朝的京尹有两个，分别是京兆尹和河南尹。杨广即位后，改州为郡，因西京大兴城和东京洛阳城分别位于京兆和河南，意义特殊，故而不以郡称之，而称为府，其行政长官称尹，其官秩比起寻常郡太守要高，可以理解为现代的首都直辖市市长。
杨广提升江都太守的官秩，通俗的讲就是把江都郡由普通城市提升为直辖市，在隋朝可是独一份。杨广虽然没有给江都陪都之名，但江都已具陪都之实。至此，加上西京大兴城，杨广确立的三个区域中心城市已基本成型。
放眼历史
放眼历史，中国历朝所行之两京制、多京制，其首、陪都城在地域上至多只涵盖了两个区域，如汉之东西二都，分列东西二地；明之南北两京，地处南北两方。纵使像宋朝先后设立了四座都城，但这四座都城基本都处在同一区域内，离首都汴梁最远的北京大名府也不过二百多公里，这样就很难起到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
隋朝疆域图
杨广以洛阳为中心安抚东部地区，以江都为中心安抚南部地区，又以大兴为留都，着太子杨昭留守以安抚西部地区，杨昭早逝后，杨广征伐高句丽时又以杨昭嫡长子杨侑留守西京，如此形成了三个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三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局面，这也是促使隋朝在大业中期达到极盛状态的原因之一。
“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胭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资治通鉴》
杨广的区域协调发展构想充分发挥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头作用，且在多京制的基础上，用巡幸的方式加强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威慑力，这与后世元代的两都巡幸制和清朝的木兰秋狝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广的这一超前构想与他的另一条重要国策交联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隋朝南北齐头、东西并举、汇聚中原的全面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管是杨广真的高瞻远瞩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都与现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作为一位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古人，这一构想绝对是超越整个时代的。
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和东中西协调发展
冬日的扬州瘦西湖（隋属江都）
杨广方一践祚，就开始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连通南北，修成了一条南起余杭，北达涿郡，交汇洛阳的大运河，大运河的修建是中国乃是世界运河史的大事，对中国南北方的协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以来，中国的南北方分离了近三百年，不少人都认为中国就会这么分开了，时人称北方失陷为神州陆沉，其间虽有桓温、刘裕等意图再统天下，可终究是未能达成。
终于，在周隋两代的努力下再次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毕竟分离了那么久，心理、风俗甚至是语言上都存在差异，杨广修建大运河，不仅是为了推动南北方经济联动，也是为了促进南北方的交流与融合，杨广的这一功业是不容抹杀的。正如唐皮日休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修建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