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不止一种女性主义

上个月，刚满65周岁的戴锦华在B站上传了一个视频，名为：“我的生命经验中，见过最仗义的人都是女性”。

没多久，观看量就达到了23万多，在她的评论区内，很多人分享自己关于女性、友情、人生的感悟，热评如潮。

恍惚间，人们又想到戴锦华那句著名的言论：“我选择不做母亲，然后大概每隔三天庆幸一次我的决定”。

作为国内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锋者，戴锦华的形象和定位，似乎从不曾和“女性”两个字捆绑。

在电影学圈子里，一直流传着“戴爷”这个称呼。

戴锦华身高一米七五，脖子上喜欢挂一条国风围巾，不打结不缠绕，任它随性飘荡。她笑声爽朗，走步生风。听过她的课的学生脑海里都会留存着这样的画面：“戴爷”边吸烟，边在下课间隙在走廊里和同学们惬意地聊天。

就像她保持着每天要吸两包半烟的“恶习”一样，她坦言，我这辈子，特别特别任性。

她说：“成为偶像并非我本意”，她认为她在年轻人眼中之所以成为了一个“文化、精神偶像”，是因为整个社会精神匮乏、彷徨和困惑，她是被各种各样的偶然推到现在的状态上的。

但即便如此，这个“任性”的女人、老师、学者，总是在给我们新的答案。

☰走入围墙

幼年的戴锦华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容易摔倒，容易磕到，像个笨拙的瓷娃娃。11岁的她身高就已经超过了一米七，她找不到同类也找不到伙伴，在大人里她是个小孩子，在孩子里她是个异类。

幼年的她见证了文革的惨烈，7岁的时候就被随时可能到来的红小将吓得瑟瑟发抖。她凭着贪生怕死的本能躲进了书海，靠沉迷阅读来填充自己寂寞的童年。

在书里，她找到了志趣所在。但是当时书籍资源匮乏得可怜，她只能通过速读、借书、抄书等方式，像一棵夹缝中的小草拼命扒取养分。

她读书不仅快，而且精，一本二十万字的小说，她五六个小时就能读完，而且禁得住大人的考问，讲起来表达准确、逻辑清楚。

戴锦华家的书架

此后的岁月里，她一直在沉积深厚的表达功底，用词准确、句式繁复，甚至令听众觉得信息量过大乃至艰涩。

像所有没长大的女孩一样，她也想变得很美，渴望被别人夸赞、鼓励，但这些她都没有获得。她也觉得自己不好看、不娇媚、不小鸟依人，传统的女性特质似乎都没有。她也曾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用父权社会的目光凝视自己，然后自卑。

给了她重要思想启蒙的一本书是《简爱》，“你以为我矮小、贫穷、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这在她懵懵懂懂的认知里掀起了滔天巨浪；

而后来她又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如烈火一般燃烧的赤子之心，也深深地烙入了她的生命底色。戴锦华曾在采访中谈起读书对她的意义：

“书籍对于我，像空气、水、食物之于人，你吸进、你摄入，成为你生命的养分。”

1978年，戴锦华考入北大。她每天在书海里自由穿行，在课堂上直言辩论，在那种开放、热烈的学习氛围中渐染四年，她深深爱上了北大，她的学术地基从此构筑。

青年戴锦华

当时戴锦华最欣赏的就是乐黛云老师，乐老师和她的爱人汤一介先生在家里摆满了书，供学生们随意看。但戴锦华那时对乐老师过于喜爱、崇敬，乃至于有些怯懦，不管多想和乐老师交流，都不曾鼓起勇气去敲开她家的门。

回忆起当时为什么决定一辈子在围墙内做个学者，她觉得自己很“矫情”：黄昏时分，她远远地看到了乐老师和汤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她停下了脚步久久驻足。

她希望自己也能够在大学里教书，一生活在校园里，受大学围墙的保护，这样老了之后就能像乐老师和汤先生一样，拥有“无法被剥夺的精神”，这就是她认为最值得的人生。

1982年，戴锦华参加了北大的硕士考试，她在专业课的考题上奋笔疾书，写到手指痉挛，但她没有想到的是，硕士考试也有知识测试，对于具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来说，她的答卷完全是自说自话、天马行空，毫无疑问，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落榜。

青年戴锦华

不过她还年轻，不懂什么是认输，她在刚奠基的北大电教楼楼前立誓：

“我一定会回来，会在这栋楼里讲课！”

本科毕业时，国家还是分配工作制，她身边的文科同学纷纷选择报社、出版社等更为“积极入世”的文化生产前沿的职业，而戴锦华则坚持进入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学校内。

在当时可能的寥寥选项中，她选择了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当时的北影，还不是现在的明星孵化地，而是无人听闻的边缘学院。

严家炎、孙玉石等与学生们在北大图书馆前合影（后排右一为戴锦华）

从23岁成为一名老师，到今年已经任教42年，其中有11年的时间，她都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度过。

一段与众不同的人生就在八十年代初期，悄悄埋下了萌芽的可能。

☱围墙之内

戴锦华任教于北影的电影文学系文史教研室，承担艺术概论课的教学任务。最开始，她对电影无知也无感，甚至判断“电影不是艺术，电影商业恶俗，借重工业、技术手段，没有人文学的含量”。

但也就是在最初的这一年，她坠入爱河，与电影深深相恋，这一恋便是一生。戴锦华曾在学校放映厅一天连看11部伯格曼的电影，就像热恋中的女孩一样，余生中她一遍又一遍地爱上电影。

戴锦华曾反复讲过的一个时刻： “我看完《精疲力尽》后那种欲哭无泪，欲说无语的激动，想在街上奔跑，想大声地呼喊说：居然有这样的电影！这是我渴望的电影。这是我生命中的电影”。

这种激动不已的生命体验，令她几乎想哭，她在这些影片里感到的是生命同调，情感的共振，似乎她渴望表达的一切都在这些电影里。

戴锦华

她浪漫的性情本能地促使她甘愿将一生献给电影事业。当时国内的电影业基本是一片荒芜，1986年，戴锦华向时任院长沈嵩生提出创建电影理论专业的构想，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

从此，她和一帮有着共同志向的教师进入了紧张忙碌的筹备期，一群人每天都聚在戴锦华的宿舍，在吵翻天的热烈气氛下进行业务讨论。

在第一个电影理论班的招生工作中，她跑遍全国各个考区，亲自面试，要求十分苛刻。二年级起，戴锦华便身兼三职，担任了这个班的主任教员、主讲教员、班主任。

戴锦华

在教学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系统的课程和教材。在互联网未曾普及的年代，与欧美国家的隔绝使得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途径获得相关参考材料。

所以他们只能给外国学者“打工”，从而换取能够复印材料的机会，拿到手里之后再自己翻译。靠着边收集边整理，1990年她把电影理论班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送出校园时，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的教材和课程。

1993年，应乐黛云教授邀请，已成为北影副教授的戴锦华到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任教授。在北大，学生们会提前三个小时来占前排的座位，500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沿着墙边、座位后面的过道里也都挤满了学生。

只要她开始讲话，所有嘈杂的声音都会倏忽消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讲台上的她吸引过去。她不用PPT也没有讲稿，她不点名也没有签到，五百多人像是共赴一场仪式，不为别的，只为喜欢。

戴锦华的课堂现今依旧座无虚席

讲电影的时候，她仅用口述，一帧一帧地给学生们拉片，将包括取景、角度、色彩、光影、服饰等要素在内的电影场景完全还原，然后，再用锋利的语言做刀刃，剔开电影外壳，讲述这部电影的诞生如何展现了电影工业的变化、如何反映了历史背景与社会思潮的变迁，再引导学生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并组织讨论。

围墙之内，戴锦华从未停止过阅读、思考和表达，电影一直是她的工作重心。

那时，她相信“北大的围墙足够厚”，她专心用一生做一名电影学者，这样到老了以后，就能够拥有精神的富足与安详，回望此生，也不会留有遗憾。

☲走出围墙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商业大潮席卷全球，戴锦华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她陷入了一种如站立于流沙之上的茫然无措的状态。

信仰的都会崩塌，崇尚的都被遗弃，这个世界在一瞬间在戴锦华眼里变得面目全非了起来。

除了孤单之感外，戴锦华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选择和价值。

更令她痛苦的是，变化之巨会令她失去朋友，曾经归属的社群已经被市场经济完全冲散，北大的围墙没有抵抗住浪潮，南墙被全部拆除卖给了商家。

昔日一起畅聊学术的好友打来电话，开口就问“能不能弄到50吨钢板材的批条”，甚至问“能不能弄到批件，把苏联的军舰倒到非洲”。

那时，她认真地考虑是否应该放弃学院和学者的身份。

经过无数思考，她得出结论：她不能只做一个批判者，而是要成为一个行动者、建构者，也就是那个时候，她想身体力行地去体察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她第一次不在大学意义上认识“知行”。

戴锦华在西北做社会调查

1986年，一个意外打断了戴锦华既定的人生轨迹，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她的这次逃离。27岁的时候，她野心勃勃，觉得天下没有自己做不了的事。有次因为咳嗽持续时间太长去了医院，却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晚期，并引发了多脏器的衰竭。

年轻的她每天躺在医院里，深夜听着运尸车推过的滚滚声音，她那时才意识到，平凡的日常生活如此珍贵，每天能看到太阳升起如此奢侈。

三个月后，她肺上的空洞奇迹般愈合，她才学会了“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插曲，戴锦华已经不再将学术研究当做自己的毕生追求，也促使她能义无反顾做出走出围墙的抉择。

就这样，21世纪初，戴锦华“叛离”电影界十年，电影不再是她工作和思考的中心，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对第三世界的考察上。

2006年，戴锦华在西非马里

她前往第三世界几十个国家旅行，没有计划和攻略，她和其他同行的国际运动学者把自己交给当地人，深入乡村腹地，通常是深山老林、穷乡僻壤，有时是游击营地、社会运动的抗议现场……

在秘鲁，戴锦华跟随原住民艰难地劈山开路于原始森林中，他们在地下发掘出一段根茎，村民削开后笑着递给她，她大口咬下，清甘的汁液充斥了口腔。

在印度，戴锦华曾造访村民选举大会，午饭是手抓饭，菜汤在农民黑黑的手上趟过，冲出一道道白印，但她狼吞虎咽吃得很香。她看到了难以解释的天然奇景，看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耕作，还结识了很多普通的、微末的当地人，并一直保持联系。

2001年，印度喀拉拉邦农村调研 戴锦华（前排右一）

她感动于那些人不一样的价值和精彩的人生，感动于最穷困的人拥有善意而美丽的微笑，她这样写道，“第一次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变得真实”。

沉默的十年，她让自己一直驰骋的思想扎根下来。体察、参与乡村生活，接触每一个真实的人，去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再次转回电影圈后，她看待电影的视角已经完全不同，她开始透过电影看到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真实的人。

电影不再只是她研究的对象，她要通过电影彻悟人生，她说：“我是把电影作为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窗口，通过电影去看到那些越来越看不到的东西，通过电影去看到关于人类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想象的改变”。

☳围墙之外

走到围墙外，回到学术界之后，戴锦华始终保持着对于社会与文化动态的高度关注，也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出现于公众文化探讨的场域中。

她之所以走到大众的目光之下，她坦率承认，比起年少的自己，她能够认识到校园的围墙会禁锢自己的生活。

她走入互联网的核心动力是非常个人化的，当这些原本属于课堂的内容进入到社会的各个空间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非常积极的效果，她看到的是关乎个人生命、人生的互动，这是她一直期待的东西。

2021年6月，她开通了B站账号，叫做戴锦华讲电影，目前已经有了近100万粉丝，获赞将近90万，播放次数2800多万。视频内容主要围绕当下的热点问题、电影评论等开展。

戴锦华的b站账号主页

“戴爷”还是那个“戴爷”，只不过从象牙塔里走到了公众面前。

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除了电影，她与世界分享她的女性主义，言说她的文化思考，回应热点社会关切，与年轻人探讨生命之惑……

从学校的围墙里出走之后，戴锦华不再给自己设限，她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在想什么、在经历什么。

她也会读耽美小说，看吸血鬼电影，追动漫，会说“安利”这样的流行词汇，也会对“孔乙己的长衫”发表意见。纷至沓来的年轻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听她分享，向她提问。

比起在网上被网友建议不要再发言的专家们，戴锦华尽力设身处地去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命状态，她说：“没有任何一个老人有资格评价一代人，我必须承认我一无所知，我必须重新开始思考，我愿意和不同代际的人分享这个思考。”

让无数年轻人奉为偶像的她，靠的不是口若悬河传授生命经验，而是完全抛弃成见与教导的平等思想：“他不比你知道得少，他不比你痛得轻，然后你再一次告诉他，你怎么不痛，我觉得是一种残忍”。

所以，比起信口评价，她带年轻人们共同挖掘焦虑、无助背后的原因，从而减少年轻人的迷茫。

她那份出走半生，不减当年风骨的气概，自带一份“突围”人生后的从容。

围墙内外，一墙之隔，但却是换了天地。围墙内的她，醉心于电影研究与教学；围墙外的她，求索无疆，自由驰骋。

一位学者的研究领域是否存在边界，戴锦华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她的研究广泛地涉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电影研究等。

她的思想之所以能灵活地穿梭于各个领域，并都有所建树，是因为她从未把自己框定在某个领域里，从不把自己定义为“xx主义/理论学者”，她不愿意被捆绑在学科大树的庇荫之下，她随自己内心的困惑跨界，不是为了扩大研究范围，而只是为了解惑。

戴锦华从任教至今已经42年了，谈起退休，她并无任何向往或排斥，她认为，对于生命里想做的事情是没有退休的，只是看死亡到来前，自己还能够做多少事。

她不会停下突破围墙的脚步。

她说，我很困惑，但我很快乐。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么，在走出围墙的过程中，戴锦华似乎也可以说一句：

世界上不止一种女性主义。

她对于女性主义的定义也许是：没有边界。

本期作者：若 阳

编辑丨排版： 立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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