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贺龙接到重任，老部下却不肯配合，贺龙：给你3天时

1952年秋天，在西南担任军政要职的贺龙，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

这一年，贺龙已是56岁，半生戎马的他，正为西南军政忙前忙后。

老战友来电，贺龙很是高兴，两人在电话里亲切地交谈了起来。邓小平深知贺龙的性格，便开门见山了，他直言：“贺总啊！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不知你愿不愿意出马？”

贺龙一听，赶紧问是什么事，而后才知是中央希望他能出任体委主任一职。为了说明情况，在此后的交谈里，邓小平特意向贺龙透露了两点信息：

其一，这一任命是“下面有报告建议，请你当主任的”。

是的，推举贺龙出山当这个体委主任，的确是当时体育界的同志们想到的“妙招”。在他们看来，也就只有贺龙将军有这个能力了。

就在不久前，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们，还带着中国代表团去参加了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一共有69个国家和地区齐聚芬兰。但当我国代表团到达时，大会已经进行了10天，我国选手只赶上了百米游泳这一项比赛。

40人的代表团，带着全国体育人的期待，万里奔赴，为何结果会是这样？看过北京奥运会的年轻人，可能想不到新中国体育人还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原来很简单，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3年时间，在本届奥运会前，中国奥委会根本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没有参加的资格。

最后，在我国体育人的努力争取下，再加上一些与新中国建交的友好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才终于在开幕式前拿到了资格。

但此时，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开幕式也赶不上了，很多同志都说：“要不然，这次就不去了吧！”但周总理却明确批示：“去！”于是，一个40人的队伍匆匆集合，奔赴芬兰。

代表团回来后，全国体育总会的同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芬兰找到差距、开了眼界的他们，细细讨论着：中国体育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这注定会是一次决定中国体育命运的会议。

最后，大家向中央提出：请求建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委。不久，一份报告被送进了中央，上面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字：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搞体育的同志们点名要让贺龙来，这是邓小平透露给贺龙的第一个信息。

邓小平向贺龙透露的第二个信息是：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带了这么多年的兵，突然要去体委当主任，这一决定对贺龙将军来说自然是很突然的。于是，他问邓小平：“那么，主席的意思呢？”

邓小平如实告诉他：“主席也赞成”！ 是的，这个决定是和毛主席、周总理商量过的。贺龙明白了这是中央下的重任，当下就表态：“好！中央叫我干，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但与此同时，贺龙也提出：“我得向你要人、要钱！”邓小平听完当即同意，还称贺龙这兵马先行、粮草先行的脾气一点没改。

邓小平这个电话打完没多久，周总理便在1952年11月15日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了对贺龙的任命。

一通电话，一个任命，一个戎马半生的将军，开始了他体委主任的生涯。多年后，中国女排、中国乒乓球队，以及无数体育人都认为：这是对中国体育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之一。

然而，如果将时间拨回到那段岁月，咱们会明白当年贺老总这个体委主任，当得有多不容易：老百姓不认可体育、年轻人觉得搞体育没面子，就连多年的老部下，一开始都不肯配合他。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正是这段尘封的往事。当中国健儿一次次刷新世界记录时，有些人、有些事，该被更多的人知道。

一：一声招呼，老战友都出手相助

接到任务后不久，贺龙便向中央提出了要办公用房的请求，周总理给了8个字的批示：此事须向市府商办！

这事，自然就落到了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手上。

彭真一看，是贺老总要房，便先后安排把长安街17号、未英胡同33号拨给了体委。了解北京的朋友可能会很清楚，这两处的位置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好的，彭真市长确实是很支持贺龙的工作。

但因为新中国刚成立，这未英胡同33号的四合院里，当时也只有十几间简陋的平房。贺龙正四处从全国“招兵买马”，那么多运动健将和人才要上北京，这些平房肯定是不够用的。

于是，贺龙又亲自登门去找彭真。多年的老战友见面，分外热情。但当时，彭真市长也确实不容易，各类机关单位都陆续在北京成立，都需要办公会址。不过，到最后彭真还是想到了办法，把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拨给了体委。

这下子，可就帮了贺龙大忙了。房子解决后，彭真市长颇为高兴地来“邀功”，他给贺龙回复：“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贺老总看完，乐了。

二：冲着老部下发火：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

全军都知道，贺龙一向爱兵如子，但为了体委的事，他还真就跟老部下发了一次火。让他发火的人，名叫张之槐，曾是贺龙极为欣赏的老部下。

张之槐是贺龙上任体委主任以来，点的第一个将。被贺龙点将时，他正在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的位置上。

说起来，这张之槐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

张之槐出生于1913年，是个河北汉子，24岁从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妥妥的专业人才。但在那烽火岁月里，体育生在旧中国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毕业不久，张之槐便带着一腔热情参了军。

进到部队里，平时除了打仗，张之槐还参加了冀中军区的篮球队，成为了球队的主力选手。1938年，贺龙带着他的八路军120师，挺进了冀中。

兄弟部队来了，冀中军区的将士们自然要好好欢迎，于是两队人马便举行了一次篮球友谊赛。一开始对于这场比赛，贺龙还是很自信的。毕竟全军都知道他是个“体育牛人”，我军在部队里搞体育赛事、建立篮球队都是他首创的。为此，他还受到了首长们的表扬。

但这次，120师的篮球队却输了。

至于输的原因，贺龙自然也很清楚，原来冀中军区有两大“高手”。这第一个，就是身高近一米八的张之槐，人家体校专业出身，当时在部队里太少见了；这第二个，就是刘卓甫，人家可是“国手”，25岁时曾去过柏林奥运会。

输给这样的高手，贺龙十分服气，连说：“他们打得确实好！”事后，贺龙就惦记上了这两员猛将，硬是想方设法，要把他们二人弄到自己120师的篮球队。冀中军区的战友们知道贺龙将军的爱好，便欣然答应了。

后来，120师的“战斗篮球队”，还曾特意到延安打球。当时，延安也有不少篮球队，纷纷前来“应战”。朱老总、陈云等领导，还亲自来观战，每场比赛都是人山人海。最后，贺龙的篮球队获胜，张之槐等人也在全军有了名气。

新中国成立后，张之槐调入西南军区司令部工作，准备扎根部队好好发展。这时候，贺龙却来点将了，一向很服从命令的张之槐，却怎么都不愿意了。

之所以不愿意，我们从张之槐后来的一些话里面，就能找到原因。作为一个正规体育学校出身的体育生，他曾这样形容大家对体育的“不屑”：

当年，体育学院的学生出了校门，就把校徽藏在上衣口袋里，返回学院进门前再把校徽从口袋里取出来……

为何会这样？因为在全民体育意识还没有提升的年代，老百姓都认为干体育不能算是正式职业，最多就是一种业余爱好和消遣。

这一点，张之槐体会太深了。因此，他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成了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自然不想再回去干体育了。这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是人之常情。

于是，就算是贺龙“点将”，他一开始也不肯松口。贺龙知道张之槐的想法后，直接把他叫到办公室，当面问他：“张之槐，听说你不愿意去体委？”

张之槐没敢说话，只是低着头，怎么都不吭声。贺龙于是对他说了这样一件事，让他多年不敢忘记，他说：

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我都从窗户里看到，球场里总是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老百姓那么喜欢体育……

对于一个体育人来说，贺龙的话让张之槐感到惊讶：老百姓真的喜欢体育吗？真的需要体育吗？张之槐还是没有说话。过了好久，他才壮着胆子对贺龙说：“在部队工作也一样重要嘛！”

这下，贺龙明白了张之槐的想法，他不愿意脱下军装、不舍得部队的战友们。贺龙没有再勉强他，但却仍然很坚决，给张之槐下了“最后通牒”：给你3天时间考虑！

之所以给张之槐3天时间，贺龙跟他解释清楚了：三天后，你讲讲不去的理由，把大家都说服了可以不去，如果说不服大家，就得去！

那天晚上，张之槐一夜都没睡。跟了贺老总那么多年，他极少见对方发这样的脾气。他细细回想贺龙的话，想起自己当年学体育的初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贺龙了。

当天，贺龙并没在办公室，而是在打球。张之槐赶紧立正敬礼，毕恭毕敬地喊“报告”。贺龙没说话，只是转头看了他一眼，张之槐了解贺龙的脾气，知道自己把老领导给气着了。

好在，一旁的警卫员很机灵，赶紧出来给他解围道：“张处长，您来了！”就这样，在警卫的安排下，张之槐这才找了个板凳坐了下来，但仍然不敢说话，只是静静地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贺龙才放下球棒，问张之槐：“想得怎么样了？”张之槐赶紧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并保证一定会好好干。这下，贺龙才露出了笑脸。

一句承诺，就是一辈子。

往后余生，张之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张之槐”这个名字，在后来的几十年后，都跟“中国女排”这块金字招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1953年起，张之槐便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排球协会主席，中国排球早年的每一次进步里，都有他的努力。1985年，他被亚排联授予终身荣誉副主席称号。

三：贺龙是真敢用人

有了贺龙将军这块“招牌”，原先请他出山的同志们发现：四面八方的体育人才，都出现在北京。也就是直到这时候，大伙儿才意识到：原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是有高手的。

只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的是否能用，是需要贺龙亲自拍板的，比如原中国女排国家队队员曹其纬。

曹其纬的爷爷名叫曹汝霖。没错，就是当年袁世凯阵营里的高级官员曹汝霖，曾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与日本人签订了令国人唾骂的《二十一条》。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烧毁的就是他家的房子。此后，曹汝霖被罢了职，并于1949年逃往了中国台湾，后又经中国香港去到日本、美国等地。

爷爷令人憎恶，但孙女却是个爱国者。曹其纬身高一米七八，打得一手好排球。当时，有人提议让曹其纬进国家队，但不少同志认为：她出身有问题，肯定不合适。

这件事讨论许久后，都确定不了该怎么办，最后上报给了贺龙。贺龙了解情况后，发现曹其纬完全没有问题，便直接拍板。

当时还不到20岁的曹其纬，心里有很重的思想包袱，贺龙一眼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直接告诉曹其纬：你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

此后，为了开解曹其纬，贺龙还亲自给她写了两张纸的信。读完这封信，曹其纬泪流满面，对当时年轻的她来说，这是铭记一生的事。多年后，这位名将还记得：那封信有两张纸，写满了对我的鼓励。

后来，谢晋导演筹拍《女篮五号》，曹其纬本色出演。一时间，她成为了那一代年轻人的“偶像”之一。

像这样运动员，贺龙用得太多了。几乎每一次，他都是坚决拍板。一时间，居住在中国香港及海外的体育人才，纷纷从四面八方聚了过来。中国乒乓球、中国排球，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

四：尾声

1955年，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6年后，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世界大赛。

为了办好这场世界瞩目的比赛，贺龙雷厉风行，直接把张之槐等得力干将安排到工人体育馆办工。领导现场办工，一切为运动员服务，难怪当时有很多人都说：“贺老总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来了！”

为了鼓励我国乒乓球选手，贺龙找了一群老战友来动员。对那一批乒乓球国手来说，这是他们最激动的一段岁月，因为他们见到了周总理、罗荣桓元帅、陈毅元帅等。

陈毅元帅说话很直，直接对这些年轻人说：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 要有大国风度, 不要斤斤计较, 不要赢了笑嘻嘻, 输了就哭啼啼。如果你们全部失败, 我也要请你们吃饭……

周总理的动员话，则处处体现着对大伙儿的关爱和高瞻远瞩。总理告诉他们：

好好注意身体，胜利了，要再胜, 失败了下次再来。要把眼光放长。

陈老总和周总理，之所以都提到了“失败了没关系”这一点，是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有太多乒乓强国。

我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是1953年，不过8年时间。但前来我国参赛的匈牙利、瑞典等国，都是经常拿冠军的。特别是匈牙利，更是曾先后在各种赛事上，拿过68个大大小小的冠军。

与此同时，对于拿冠军这件事，我国运动员们多少有些顾虑。毕竟咱们是举办国，打得太狠和打得不好，似乎都不太好。对此，贺龙早就有自己看法，他曾提到两点：

其一，虽然我国是主办国，要讲友谊，但如果咱们打得不好，会让人家看不起，因此要尽全力去拼；其二，国际比赛就要打出水平，只要我们赢得有技术含量，那人家自然会心服口服，并不会不高兴。

多年后，很多中国体育人才意识到：打真水平、用尽全力，就是我们说的奥林匹克精神。在这一点上，贺老总走到了前面。

贺龙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运动员们的认可，他们放下了心里的包袱，准备全力以赴。最后的结果，徐寅生打出了惊艳世人的12大板，男队拿下冠军、女队拿下亚军。邱钟慧夺得女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又摘下男子单打冠军。

中国乒乓球，从此以一种风靡之势走向了世界，至今不曾改变。

如今，贺龙元帅已经离世52年了，但很多中国体育人仍在怀念着他。元帅领导体育事业，早就成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一则佳话，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