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何以坚守28年？真相：背后大哥是回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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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凉州陷落，狭长的河西地带的咽喉被吐蕃扼住，凉州以西就完全与唐朝本土隔绝开了，北庭、安西与河西残余诸州形成了一块飞地。

从出土文书看，广德二年凉州失守后的一段时间，伊、西、北庭确实曾经一度与朝廷失去了联络。

可以想象在这种状态下，唐朝中央是无法有效地控制北庭与安西的，这以后的北庭与安西实际上是被迫进入了一种自我管理的状态。

同时也应该看到，西北诸镇与朝廷的阻断也不是绝对的，虽然西州获得的改元消息是滞后的，但毕竟朝廷的情况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途径传递过来。

1、北庭、安西与大唐的通与绝

《旧唐书·回纥传》载：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以朝奏，因附庸焉。

可见，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攻势，回纥就成了北庭、安西与中原传递消息的通道。同时，在中原无力救援的情况下，北庭、安西也只能依靠回纥的力量来对抗吐蕃。这样回纥就在北庭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即所谓北庭“附庸”回纥。

正因为如此，唐朝与回纥的关系，便决定了北庭、安西与中原的通与绝。

作为漠北的强大势力，回纥更热衷于将中原的财货珍宝带到草原，所以唐朝很容易与回纥达成用钱帛换取军事力量的利益交换。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回纥就曾入唐助战，对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唐朝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不过很快唐朝就与回纥交恶，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的反叛使唐朝与吐蕃、回纥同时进入战争状态，凉州也正是在此年失陷。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死后，郭子仪随即与回纥结盟，大破吐蕃。

根据《新唐书·代宗本纪》所载，朝廷于永泰元年十月得知杨志烈的死讯，闰十月郭子仪即建议向河西诸州派遣长史。这一时间点正好与仆固怀恩之死吻合。

由此推测，唐朝正是通过此次与回纥的结盟，经回纥得知了河西与北庭发生的重大变故，从而作出调整决策。

但一直到永泰二年西州仍然在使用广德年号，说明朝廷对于杨志烈死后西北局势的处置措施，也是未能及时通过回纥传达到西州。

可见，唐朝虽然能借助回纥等蕃部来联系北庭、安西，但使者往来仍然有不少滞碍，消息传递速度也被大大延迟了。

此后，唐朝与回纥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唐朝被迫与回纥进行绢马贸易，以换取和平，大量的财富也流入回纥。在这种关系中，唐朝无疑是处于弱势的地位。

但是凭借这种和平的状态，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断断续续地与北庭、安西取得联系。

2、回纥与大唐战与和的影响

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三年”载，大历三年(768)末，宰相元载与诸将商议调整屯驻地点，即确定郭子仪自河中移镇邠州，安西北庭行营自邠州迁泾州。这也导致了是年十二月北庭行营的骚乱。郭子仪最终在大历四年六月迁至邠州，李抱玉则一直驻守奉天。

大历三年八月吐蕃进犯灵武、邠州，九月李抱玉遭李晟出大震关进击吐蕃，以解灵州之围。

就在大历四年五月，唐朝将仆固怀恩的幼女册封为崇徽公主，嫁与回纥可汗。

这也是这一时期唐朝与回纥交往的最重要的外交事件。因为这次和亲，唐朝与回纥的关系必然会有所改善。从这种迹象来看，唐朝联络北庭、安西的这道诏书，极有可能就是在与回纥和亲的背景下得以发出的。

《旧唐书·代宗本纪》在“大历七年”(772)下载：

八月庚戌，赐北庭都护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

可知在大历八年朝廷与北庭亦曾有过联络，给曹令忠赐名应当也是为了奖掖他镇守北庭之功。

《册府元龟》卷八二五《总录部·名字第二》载：

曹令忠为北庭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大历七年八月，赐姓李，改名元忠，以边将宠之也。

可见，曹令忠在改名之前，就已经是北庭节度使了。伊西北庭节度使例兼北庭都护，《旧唐书》称其为北庭都护，应当只是对其官职的省称。

大历十年(775)起，唐朝与回纥的关系开始恶化。大历十年十二月，回纥寇夏州。大历十三年，回纥又大举进犯。回纥的军事行动，或许是为了强迫唐朝继续维持不平等的绢马贸易。

相应的，在代宗末年的这一段时间内，史料中也完全看不到北庭与朝廷有任何联系。

唐朝与回纥关系的波动，也使北庭、安西陷入了完全隔绝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大举进攻瓜州、沙州，河西节度使周鼎遇害，也都是在大历十一年前后。

时间上的吻合也暗示着，吐蕃是借助唐朝与回纥关系松动的间隙，对唐朝的西北飞地进行了侵蚀。

德宗在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即位，随即开始采取亲吐蕃、远回纥的外交政策，唐朝与回纥、吐蕃的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

德宗通过释放俘虏来主动向吐蕃示好，至建中元年(780)唐朝与吐蕃使者频繁往来，关系明显改善。

同年，回纥发生内乱。国相顿莫贺因为反对登里可汗南下入寇唐朝，率众杀死登里可汗及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可汗，并向唐朝遣使修好。

但德宗因在宝应元年(762)于陕州受牟羽可汗之辱，故立志要改变代宗朝的姑息策略，对回纥采取了十分强硬的立场。

建中元年八月，德宗勒令滞留长安的回纥使者及九姓胡归国，振武节度留后张光晟半路截杀可汗叔父使者突董等九百余人。

德宗甚至一度想撤回册封可汗的使者，不过最终唐朝使者源休还是抵达回纥，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而可汗也忍气吞声，没有深究突董等人被杀之事，只是希望唐朝能支付欠下的马价。

急于平定内乱的武义可汗需要从唐朝得到钱帛，故而更迫切地希望能与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德宗强硬的态度下，回纥也只能委曲求全主动向唐朝示好。在这种背景下，北庭、安西获得了与中原联系的良机。

3、唐与安西、北庭最后的交通

建中二年(781)，北庭、安西的使者终于抵达长安。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

…初，李元忠、郭昕为伊西北庭留后，隔绝之后，不知存亡，至是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上嘉之。

根据诏书内容来看，此时北庭节度使依然为李元忠，而安西的主帅已经变成了郭昕，而且郭昕此前仅为四镇节度留后，而非节度使。直到建中二年七月这次入奏之后，郭昕才被正式任命为四镇节度使，同时北庭、安西也同时升为大都督府。

值得注意的是，北庭、安西的这次入奏明确说是通过回纥。

建中元年回纥内乱，武义可汗主动与唐朝交好，甚至可以姑息唐朝杀死回纥使者。在这种局势下，允许北庭、安西使者抵达长安，应当也是回纥向唐朝示好的一种策略。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通使，朝廷终于能够详细了解北庭和安西的近况。

《唐会要》即载郭昕、李元忠“尝发使奉表章于朝，数辈皆不达，信闻不至朝者十余年”。不过虽然北庭、安西一直未能将表章送于朝廷，但并非完全“信闻不至”。

大历七年，朝廷尚赐曹令忠名为李元忠，说明其间还是有一些联络的。无论如何，借助建中初年新的外交形势，唐朝终于可以与北庭、安西建立正式的联系了。

不过好景不长，德宗奉行的联合吐蕃、仇视回纥的政策，使唐朝与回纥的关系日趋疏远。建中四年正月，唐、蕃于清水会盟。同年十月丁未，泾原兵倒戈，占领长安，推举朱泚为帅，是为“泾原兵变”。

十二月，幽州节度使朱滔发动叛乱，以响应其兄朱泚。回纥则出兵协助朱滔。这样回纥就站在了唐朝的对立面。

兴元元年(784)八月，德宗派出使者“宣慰”回纥”。唐朝被迫同意再支付一笔马价物给回纥。在唐朝与回纥博弈的同时，唐朝的“盟友”吐蕃却在想着趁火打劫。德宗为了向吐蕃借兵讨伐朱泚，许诺将北庭安西之地割让给吐蕃。

吐蕃虽然出兵，但却“观望不进，阴持两端”，朱泚讨平后又来向唐朝求地。

德宗本想招李元忠，郭昕还朝，诏书都已经草拟，甚至连派去与吐蕃交割的使臣都已经选定。但是这封敕书并没有实际发出，使臣也没有去交割。

在李泌的劝说下，德宗还是决定不轻易放弃北庭、安西，而是让其继续为唐朝坚守，以牵制吐蕃。此后，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边境，贞元三年(787)五月更是在平凉劫盟。德宗不得已，只能转而联结回纥。

贞元三年九月，唐朝答应回纥和亲。贞元四年十一月，德宗之女咸安公主出塞和亲。

唐朝疏远回纥的这段时间，北庭、安西与中原的联系也出现了阻滞。

实际上，早在贞元二年五月，朝廷就收到了来自北庭的消息。

《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二年五月”下载有：

丁酉，以伊西北庭节度留后杨袭古为北庭大都护、伊西北庭节度度支营田瀚海等使。己亥，…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卒，赠司空。

唐朝应是在此时得到了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去世的消息，于是任命留后杨袭古为伊西北庭节度使，并对李元忠进行了追赠。

贞元五年(789)，又有唐朝的使者到达了北庭。《悟空行纪》载有僧人悟空游历四镇、北庭，随使者抵达长安的经历。

悟空到达安西时，四镇节度使依然是郭昕。而当他到达北庭时，北庭节度使已不再是李元忠，已换成了杨袭古。

刚好在贞元五年朝廷的使者段明秀来到北庭，于是在当年的九月悟空随北庭、安西的奏事官一同入朝。悟空特意提到，他们走的是“回鹘路”。

由于回纥可汗已经改宗摩尼教，悟空甚至不敢随身携带梵文佛经。直到贞元六年二月，悟空才随使者抵达长安。旅程竞然有五个月之久，转历回纥诸部的艰辛也可想而知了。此时，与唐朝和亲的武义可汗已经去世，但唐朝与回纥的关系没有出现波动，使者也才得以往来奏事。

只可惜在不久之后的贞元六年五月，北庭就陷落了。

4、北庭存亡与回纥的关系

隔绝中的北庭，对回纥的依靠绝不仅仅是传递消息，北庭还需要通过回纥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吐蕃。

《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载：

吐蕃既侵河、陇，惟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与沙陀、回纥相依，吐蕃攻之久不下。

北庭、安西虽然在为唐朝坚守，但唐朝国力衰弱已无法再出兵西域。北庭自广德二年(764)隔绝以后坚持二十余载，除了驻军的奋勇坚守以外，实在是有赖于沙陀、回纥等部族的军事援助。

北庭很早就开始寻求与回纥联系。

在永泰元年(765)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杨志烈遇害之时，北庭节度留后周逸就是与仆固怀恩有所联系。而作为回纥可汗的岳父，仆固怀恩背后的势力当然就是回纥。

在当时，北庭就已经选择联系回纥以自保，不愿再出兵援助河西。朝廷对此也无计可施。隔绝之后，北庭节度使曹令忠（即李元忠）更是要依靠回纥的势力与吐蕃对抗。可惜史籍中只提到北庭与回纥“相依”，而没有记载回纥援助北庭的细节。

只是在记载贞元六年北庭失陷之前的情况时记有：

于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去冬寇北庭，回纥大相颜干迦斯率众援之，频败。

这一次吐蕃大举进犯，回纥便是由大相颉干迦斯亲自率军救援。

回纥之所以援助北庭，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唐朝结盟。对于回纥来说，北庭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北庭和西州都是商贾云集、财富积累之处。回纥也以军事援助为条件，对北庭进行了经济掠夺。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

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

回纥强取豪夺之状，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北庭既是唐朝通往西域的门户，同时也是北方草原通往西域的一个重要通道。

回纥需要通过控制北庭来保证贸易的畅通。其通过绢马贸易从唐朝得到的钱物，也可以经此流通。

学者甚至认为，回纥如果失去北庭与西州，就会从财政方面动摇整个国家的根基，所以北庭的存亡是关涉回纥兴亡的重大问题。

故而回纥会倾全国之力在北庭与吐藩决一死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纥对于河西的态度。

河西节度使周鼎在沙州被吐蕃围困之时，曾向回纥求救，但回纥“逾年不至”，最终导致了周鼎被害的结果。回纥救援河西并不积极，因为河西并不像北庭那样关涉其核心利益。

总之，回纥对于北庭的援助，更多地还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回纥并不是真的想帮助唐朝守卫疆土，他们终究还是想要直接控制北庭。

5、北庭的存亡与沙陀

真正与北庭唇齿相依的是沙陀。

《新唐书·沙陀传》载：“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一般据此认为，沙陀即是处月。沙陀与唐朝、与北庭地方有着极深的渊源。

处月部世居唐代轮台县（即今乌鲁木齐）附近。早在唐朝进入西域之前，处月就统属于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叶护。

随着唐朝势力在西域的扩大，处月也归附于唐朝。永徽五年(654)，唐朝在处月部落居地设立了金满州和沙陀州，将其置于羁縻统治之下。

在唐朝处理龙朔元年(661)葛逻禄部落的案件中，正是金满州都督沙陀某最先向朝廷报告了葛逻禄南下的情况。

龙朔二年，处月首领沙陀金山随薛仁贵讨击铁勒，因战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处月大部或随之赴瓜州。先天初，为了躲避吐蕃，又迁回北庭。开元二十二年(734)北庭都护刘涣的“悖逆”事件，也曾波及沙陀。

安史之乱爆发后，金满州都督沙陀骨咄支亦曾率部赴中原靖难。从这些史实来看，沙陀真可谓是“世为唐臣”。

同时沙陀本就是为避吐蕃而迁回北庭，作为北庭附近最重要的部落，沙陀的存亡也与北庭密切相关，必然会与北庭一起抗击吐蕃。

《新唐书·沙陀传》又载：

贞元中，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庭，陷之。

然而实际上沙陀只是与“北庭之人”一起被迫降附吐蕃，没有“寇北庭”之事。

北庭陷落后，沙陀被吐蕃迁徙到甘州，不过沙陀最终在元和三年(808)逃至灵州归唐。从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立场出发，沙陀还是倾向于依附唐朝。

作为影响晚唐五代历史的重要部族，沙陀具有十分强悍的战斗力。沙陀与北庭将士的齐心坚守，也是保证北庭安全的重要因素。

除了回纥与沙陀之外，粟特人也在北庭具有重要的地位。粟特人在唐代常常被称作昭武九姓、九姓胡，等等，他们是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最为重要的商人群体。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北庭历来就是粟特人的聚居地。

这些掌握大量商业财富的粟特人，无疑会对北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6、北庭的存亡与粟特

说到粟特人，就必须要关注一下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

大致在大历四年(769)前后曹令忠就已经是北庭都护，那时他的职务至少是北庭留后；在大历七年被赐名李元忠之前，他已经是北庭节度使了；直到贞元二年(786)他才死于任上。

如果从大历四年算起的话，曹令忠统领伊、西、北庭的时间，长达18年。

这几乎跨越了整个北庭被隔绝的历史时期。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维持北庭的稳定，曹令忠一定是通过卓越的才能有效地整合了北庭的各种势力。除了个人才能外，出身背景应该也起了很大作用。

从姓氏判断，曹令忠就很像是个粟特人。荣新江先生指出，曹令忠改从皇家的李姓，说明他很可能就是出身胡族的曹姓，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来自西北其他地区。这一推断无疑是有道理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常常会给出身外族的将领赐以李姓，如李怀光为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谅祖籍安息，本姓安；李茂勋为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国臣为河西人，本姓安；李国昌为沙陀人，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为党项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等。

从这一点来说，曹令忠被赐名为李元忠，完全可以作为他是粟特人的一个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曹令忠长期担任北庭节度使，无疑会有利于平衡北庭驻军与粟特胡商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商业民族，粟特人通常会在丝绸之路上便于贸易的地点建立聚落，因此他们的足迹遍布于自西域至中原、甚至草原的广大地区。

所以不仅北庭有粟特人，回纥、沙陀之中都有粟特人。粟特人对于回纥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载：

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

这里就明确讲到粟特胡人为了攫取财富，劝回纥牟羽可汗南下侵唐。虽然有不少粟特胡人在随后的内乱中被顿莫贺诛杀，但还是可以看出粟特人已经深刻地介入到了回纥的内政之中。

回纥改宗摩尼教也与粟特有关。

作为节度使同时又是粟特人的曹令忠，既是北庭唐朝驻军的统帅，又是粟特势力的代表，他可以更好地与回纥、沙陀沟通，大概也会取得他们更多的信任。

这样，北庭驻军与回纥，沙陀、粟特等各种势力结成了利益群体，共同守卫北庭。

他们共同的利益就是在北庭保护自身的安全和财富。回纥为了经济利益必须要援助并逐步控制北庭，沙陀则只能与北庭共进退，粟特人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北庭实现了长期的稳定坚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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