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若仔细比对，就会发现——这仿佛是隋炀帝当年亲征高句丽的翻版。
唐虽未像隋一样损失惨重甚至灭亡，但在军事方面所受到的教训是一样的。
一方面，从《新唐书》对高句丽的描述可见，朝鲜半岛地势险峻，气候寒冷，而且离中原遥远。
另一方面，历往唐军灭东TU厥、征吐谷浑等，多在西北大漠或草原。因此，唐军作战方式多借“奇袭”、“奔袭”、“轻骑”等行之，以“速战速决”方式击溃夷狄；而且常纠合蕃将蕃兵以大军作战之势，行正面或侧背攻击，作战亦是多野战而少攻坚。
基于这两方面，再来看看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我们就能分析出唐军这一次撤退的原因到底有哪些了。
由于气候因素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六军出发，声势浩大。
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
唐太宗不肯换下褐色战袍一事，被传为千古美谈。他一生驰骋疆场，其战略思维总讲究“速战速决”。
唐太宗剧照
唐太宗对皇太子李治之言，是希望征高句丽在入冬前结束。可是，辽东天寒地冻的气候，冷得比中原还要早，而追求“出奇制胜”、重用轻骑兵作战的唐军，面对辽东寒冷的气候，却无法适应。
唐军常遇暴风雪，以致“士卒沾湿多死者”，再加上大雪之后，马匹粮秣无法就地取得，亦供应不继，使一向重视骑兵作战的唐军受挫，“战马死者什七、八”，可谓损失惨重。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唐太宗在班师敕令中指出“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这其实是撤军的借口。
因李勣等将在破盖牟城时，“获两万余口，粮食十万余石。”攻下辽东时“获胜兵万，户四万，粮五十万石。”又《新唐书》载唐军班师时“辽州粟上十万斛，士取不能尽。”可见，唐军应无粮食不足之虑。
这再一次佐证了——唐太宗敕令唐军班师的首要原因，便是气候因素。
战略与战术相矛盾
唐太宗一生征战无数，作战首重“出奇制胜”，所以才着重于轻骑兵战术之运用。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攻下白岩城后，听了李勣的建议，放弃了先攻建安的想法。诚然，就地势方面考量，建安在南，安市在北，且唐军粮草皆在辽东，确有“断吾运道”之险。但最后，他采取了长孙无忌的建议：
“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
唐太宗先后否决了李道宗“出奇兵直赴平壤”及群臣“直取乌骨，再取平壤”的建议，而采取循序渐进，由安市而建安，再由建安去平壤，即由北向南、步步为营的攻击策略。
唐太宗剧照
这“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战略，与唐太宗惯用之“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与作战方式迥然不同，因此产生了“矛盾”。
辽东地区天气寒冷，虽在攻取盖牟与辽东等城后，获粮不少，但随着补给线的移动及拉长，载运粮草的马匹无法负荷酷寒的气候而大批死亡，使得唐太宗虑于补给线的安全考量，不敢深入敌境，只得逐城攻占。
所以，气候因素加以战略与战术矛盾之故，最后唐太宗只得班师退回中原，结束了他第一次亲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
唐军整体兵力不足
贞观十九年冬，张亮率兵四万，及长安、洛阳募士三千，自莱州泛海，趋平壤；李勣率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趋辽东。
两军合势并进，总兵力不过十一万。
不仅如此，在总兵力中，张亮所率渡海之兵力即占四万，而据史料所载，陆路六万大军中，负责后勤辎重粮秣运送等后勤工作之兵员，亦占近半。
所以，实际攻城作战之兵马，不过三万人。
唐太宗剧照
若当时唐军兵力足够，战略得宜，以张亮所率渡海之陆军，由平壤入朝鲜半岛，配合陆路部队将安市等重镇包围，孤立平壤，以“阻援打点”的方式，逐城攻占，最后再取平壤，此役定有胜算，亦能达“速战速决”之效。
唐太宗一定考虑到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隋末炀帝发兵一百一十三余万大军征高句丽，最后导致亡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是国内北方尚有薛延陀未平。
所以，此次征高句丽实际参与战斗之兵，因客观原因而有限，实非唐太宗轻敌。
唐太宗亲征影响临场指挥
隋末炀帝亲征高句丽，曾命诸将曰：“高句丽若降者，即以抚纳，不得纵兵。”致各路将领无法实际指挥作战，一切都得依炀帝的诏令行事，以致常延误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