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公元十七世纪，多尔衮带领清人入关时，曾经要求百姓留长发，结果，汉人们奋死抵抗，无数百姓宁可砍掉脑袋也不肯断发，甚至还有人要逃到国外，或者跑入寺庙出了家，其民族精神和反抗意识着实让人感动。
转眼间，二百多年过去了，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华民国建立后，“剪辫子”的口号也终于下达了全国各地。
然而，令人傻眼的是，按理说应该兴高采烈、破旧立新的人们，竟然又死命的护着自己的辫子，不让剪。
你能理解吗？看似一成不变的反抗，却充满了矛盾和荒谬。
同样荒谬的是，古代臣子被皇帝赐死，除了要跪好姿势，谢主隆恩之外，有的还会痛哭流涕，上书称谢，就差高唱《听我说谢谢你》了。
那么，他们的反抗意识呢？既然反正都要死了，为什么不痛痛快快骂两句呢？
皇权的威力
唐书记载：武则天掌权之时，备受信任的宰相刘祎之因为“议论返政”，被赐死于家中。这位老先生临死前，还亲笔写了一份几千字的长表，感谢武皇，写完才上路。
此类“杀人诛心”的故事，古史典籍中可谓数不胜数。
从“指鹿为马”的秦二世，到汉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董仲舒，再到赶上了清朝文字狱的70岁大臣尹嘉全，无处不彰显着皇权的威力。
自打有文字记录以来，赐死制度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始终。从商周时代，一直延续到了秦汉，以后历朝历代，沿用不废，无论王公贵族，还是三宫六院，一旦接到了“皇令”，谁都不敢有任何的怨言，只能默默的选择接受这一切。
这一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首先，应该是千百年君主专制下，帝王和下属的默认，既符合君主独裁的需要，又符合习俗传承的演进。
不像开篇所述的“留发不留头”的百姓那样，百官朝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观念，并非一成不变。
从春秋战国的“师友臣”，到清朝末期的“奴才”，其实经过了漫长的“削权期”和“调教期”，孔孟诸子可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跟班，不要说赐死，就连打屁股都不可能。
但是后来皇权越来越专制，臣属越来越逢迎，皇帝可以说一不二，超越一切刑律独断独行，百官谁敢不从？
再者，有了罢黜百家，又有了程朱理学，再加上科举制度，百官的“愚忠”情结可谓根深蒂固，从民到臣，从臣到奴才，官的顺从品性和奴化心理经过了世世代代的锤炼，“被赐死”反而成了臣子表现“忠君爱国”的良机，简直“求之不得”。
既有制度挟制，又有伦理安心，赐也赐的爽快，死也死的光荣。那么，如果誓死反抗到底，又会如何呢？
反抗的命运
一般而言，胆敢反抗老板的员工，不仅得不到加薪和赏识，就连周围的员工，都会伙同老板一起来对付此人，可谓古有“死无葬身之地”，今有“大型社死现场”。
西汉文帝时期，有一位知名的大臣薄昭。
他是皇帝的亲舅舅，既有拥立之功，又手握兵符，官拜车骑将军。但是，他晚年骄奢淫逸，到处安插亲信，引起了皇帝的不满。
在一次“公然杀害了朝廷使者”后，一份“赐死”的命令也随之而至，这位老兄也很直接——不肯。
他一直躲在家中，穿上了甲衣，严阵以待，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结果，外甥皇帝就轮番派出官员，人人披麻戴孝，在他的门前哭丧，鬼哭狼嚎，日夜不停。最终，这位老兄心理崩溃，还是在家里自杀了。
比较而言，文帝算是“一代仁君”。杀人的方法其实有无数种，想要受罪，还不好办？
如果大臣一时想不开，没有谢主隆恩，反而回骂了皇帝的祖宗十八代，那么到了第二天，很有可能这位大臣的妻儿爹妈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家里的旺财，都一同在大牢里大骂此人的祖宗十八代。
本来只是一个人死，结果变成了“夷九族”。本来只是喝口毒药的事，结果腰斩的腰斩，砍头的砍头，绝了一族的血脉不说，还被菜市口的百姓指指点点，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