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文脉·风物】惠州城墙：民国拆城十不存一，放养状态有待修缮

中国现存的城市城墙，大多数与明代全国性的筑城运动有关。宋仁宗登基后，下旨岭南修城，使原来无险可守的惠州建起恢宏的城廓，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据记载，惠州城墙城池建设宋以前无考，入宋后有城但甚窄小，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二十二年（1389年）扩城，自此奠定明、清两朝数百年惠州府城的规模和格局，又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修缮，1928年正式拆城，自此惠州城墙消散于鹅城。今日，惠州城墙十不存一，城砖亦散落在城市各处角落，无人问津。

城墙作为国家城市文明的载体，是中国古代城市最突出的物质标志，也是当地文化的重要标识，惠州明城墙因不可避免的政治、战争等各种历史因素无法完整留存，作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其经历了什么？残存的城墙城砖又有何种归宿？

天材地利筑就鹅城明城墙

据绘制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的长图《惠景全图》，惠州府城毗邻三江，被东江、西江（西枝江）、西湖环绕，府城与县城“一街挑两城”的独特格局亦一目了然，此处“街”指水东街，“城”指惠州府城和归善县城。

惠州城俗称鹅城，建城时选址东江中游，位于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一可扼东江流域水陆交通之咽喉，致使物资在此集散形成经济中心；二可控东江范围之军事局势，于战时易守难攻；三可利于统治管理州府，布置府城官署中心。

元明鼎革，社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流民成为明代突出的社会问题，全国上下开始兴起“城墙热”，大至省城，小至县城或者卫所，纷纷修筑城墙以自卫。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载，入明后洪武三年(1370年)至二十二年(1389年)扩建惠州城，共7座城门。城内设军城和民城，军城由水门学院衙前至小西门都督坊的府城西南；民城及府治机构位于府城东北。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庠生刘确和乡民黎俸等请建东平民城，以防寇患。明万历三年（1575年）县城城墙才筑成，与府城以浮桥相通，形成一地两城，隔江相望格局。明万历六年（1578年），县治由府城回迁县城，民城变官城，以水东街沟通惠州府城、归善县城的“一街挑两城”双城格局正式形成。明初惠城布局虽在县治迁出后略有变化，但至清代仍保持府治居北，军队居南，居民区靠西，手工作坊及商业区居东，十字街及东新桥为贸易圩市的布局。

中国古代筑城思想源头来自于先秦典籍的两种基本指导原则，一为《周礼·考工记》中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此类称之为“方正型”城池；一为《管子·乘马篇》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此类城池外形多呈不规则形，称之为“自然型”城池。

中国古代筑城思想多元丰富，明清城墙建筑万变不离其宗，据此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方正型”城墙，即西安、兴城等城墙；二为“自然型”城墙，即荆州、临海城墙；三为“方正与自然结合型”城墙，即南京、襄阳城墙。

惠州城墙依山靠水，是否属于“自然型”城墙？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本土文史专家何志成肯定，惠州城墙属于“自然型”城墙，其以“天材”“地利”而成城池，利用江湖两岸筑城，有利于城池防御，又可省去挖护城河功夫。惠州城不仅城外有山、水，城内也有山、水，与惠州府城相辅相成，更凸显出惠州山水城市自然环境的典型特征。

雄郡城垣见证民国风云

城墙除了可以呈现历史文脉及当地文化展示，军事防御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惠州城墙自然成为惠州城抵御入侵者的重要屏障。别称岭东雄郡的惠州，扼守粤东要冲，占据险要地形，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其自宋朝修筑起，其间经过多次修缮，历经数次攻守城战役屹立不倒。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哪怕惠州城墙见证了百年中国史、惠州史的改朝换代、风云变幻，经历了纷飞炮火的考验，面对近现代的枪炮时，冷兵器时代高挺坚固的城墙已难以做到保卫城市、守护城民，城墙默默迎来自己的归宿。

1923年5月孙中山命滇桂联军出兵东江，征讨陈炯明，以飞机、大炮、机枪、地雷配合对惠州城发动强攻。尽管联军敢死队数百人用云梯、绳索板攀登城墙，均为守军所阻，至11月历时半年，联军因未能攻下惠州城而撤兵。1924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分3路再次进攻惠州，历时四个半月乃无功而返，皆因惠州城有坚厚的城墙作屏障，易守难攻。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黄埔军校将士在强大炮火支持下激战30小时，以伤亡200多人的代价最终攻陷惠州城，结束了惠州自建城以来未曾一陷的历史。至此，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见证了惠州城墙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最后一次辉煌。

20世纪初，全国各地多有拆城现象发生，或为开辟城门，或为开辟马路，城市化浪潮波及着每一座城市。惠州拆城不单因为城门及马路的开辟，更为战争缘由。1925年10月16日，省城改造惠州同志会致电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请求拆毁惠州城墙，杜绝军阀觊觎，永保惠州安宁。

1925年11月7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颁拆城布告。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指挥部颁拆城布告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惠城处东江之上游，扼潮循之咽喉，城高基固，四面环水，自宋迄今，迭经战争，久攻不破。民十以来，陈逆炯明意图叛变，先遣杨逆坤如盘踞斯城，藉作谋叛根据地。五年之间，老弱罢转，丁壮苦饷，四民失业，闾里为墟。城内外商民，受祸尤烈。博罗、河源等县，均延及之。推原其故，皆由惠城危阻，叛逆据之，以为祸国殃民之资，若不亟予拆卸，难保惠民不再受荼毒。本总指挥以人民之休戚为本军之休戚，向以本军之武力为人民之武力，三民主义即为本军与人民无形之金城汤池，自毋庸此有形之城垒以为据守。况民生主义，衣食住行四者并重，拆城辟路，可利民行。广州及繁盛县分，均经先后举办。惠州为东江首善之区，岂容缓图？合行布告商民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须知城存民患，城废民安，出水火而登祍席，在此一举。其各仰体斯意，共襄成之。此布。

1926年8月5日，惠州民众因东江匪患严重，呈请国民政府暂缓拆卸惠州城东、西、南3面（北门已拆平）城墙，蒋介石复电批准；1928年，惠州府城拆城正式开始。

据1926年民国《道路日报》第一期报道惠州拆城和开辟街道规划如下：

查惠城（府城）共长一万四千余尺（英尺，下同），城基阔二十尺，外面以石结城，高度六尺，城墙以砖结，高度十九尺，合共高度三十五尺。每砖长十一寸，阔五寸，厚三寸。现为免除军阀凭险盘踞，縻烂地方后患起见，决定拆毁。但参照治河处民七、民十一两年勘定潦涨最高界线，并依照地势计划可将城墙分别拆低约二十尺，预计可拆得青砖约九百万块。以六成计，可得整砖五百四十万块。以广州现在市价计算，每万块约值价银一百八十元，合计值银九万七千余元。内除每万拆工削工银约二十五元，共除一万三千五百元，实余料价约八万四千五百元。但拆下之后，运往广州变卖，应需费用若干，应俟核定办法始能算定。

据何志成考证，初始拆城意在将拆后城砖运往广州变现，以此支付拆城费用。可惜的是此举貌似可行，操作起来却极为繁琐，历经一年，仅仅拆除小东门一隅，费用未如预期所得，工程停滞不前。1927年8月，惠州各界以拆城辟马路为由召集大会进行筹款事宜。两个月筹得款项后，继续拆城开路。1929年，拆东面城墙筑成环城东路和水门路；拆南面城墙筑成南门路和长寿路；拆西面城墙筑成环城西一路和二路，仅保留地势较低的北面城墙和平湖门、小东门两座城门楼。

据《惠州市志记》载，清末惠州城共有街巷91条，其中府城46条，县城45条，宽度普遍在1.7-3米之间。进入民国后除拆城增筑的环域西、环城东、水门等街道外，还对原来的水东街、万石坊（今中南路）、名儒坊（今中山东路）、四牌楼（今中山北路）、横廊下和打石街（今中山西路）等几条主要街道进行改造。至1949年，惠州城区街巷从原有91条增至154条，其中府城88条，县城66条。

城墙何时能成惠州城市名片

元末明初，各地出现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城池建造运动，亦是史上用砖石筑造城池的最大一次筑城运动，该运动持续时间一直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如今泛指的中国明清城墙，为始建或成熟于明清时期（1368年-1911年）并保存至今的城市城墙遗产，在历史上，这一时期的城墙数量不菲。据有关学者统计，明代筑有城墙的城市有1403个，如果将附郭的县(148个)记为已筑城城市，明代城市的筑城率已经高达98.7%，然而保存至今的城墙不足百分之一。

国家文物局从2006年开始启动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多番努力下，形成目前十省十四市的“8+6”模式，即8座已列入国家申遗预备名单的城市城墙和6座申请列入申遗预备名单城市城墙共同申遗的局面。

近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国际文化交流专题片正式对外发布，该片在影片中展现14座城墙，意在彰显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级别城市差序格局的逻辑体系，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中国明清城墙申遗项目的重视度。此番举止，能够深入挖掘城墙的遗产价值，扩大“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为其他具备城墙的城市书写了一份城墙保护的前景参考书。

近年来，惠州市政府深入挖掘当地文化，开展古村落活动，建设修缮府城遗址，但对城墙的关注和保护尚缺。岁月留痕，城墙变迁，惠州明城墙依旧寄托着惠州民众心中的乡愁与记忆，城墙还可反映出中国以“城”安国、安家的民族情怀，以及以“墙”强国、强军的建筑意义。如有关部门加强保护、传承或利用，将目前一段短短的明城墙打造成看得见、摸得着、走得进的“民”城墙，让更多人了解并珍视惠州明城墙剩余的残骸，让鹅城具有苏迹亦有城迹，成为惠州重要的城市名片，更能为千年鹅城留下一份宏伟壮观的文化遗产。我们将在后续采访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遗产保护科有关人员，追踪城墙现况或有关文物的保护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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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城墙城砖现况惹人叹

从惠州城区的街巷盛况来看，城墙城砖已由墙变街，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再次融入惠州府的历史血脉之中，续写新的历史篇章。事实上，民国时期被拆除的城砖不计可数，不完全用于街道建设，大部分城砖无家可归，无处可去。

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汉新在十多年间多次拾取、收藏城砖，其收藏的城砖中不乏带有砖文的砖块。他表示，惠州城墙拆城后的城砖大部分已破损，成为碎砖，运往广州变现不现实也不实际，后该变现举措也停止。拆除后的城砖无处可去，无人管理，民众看见该状况觉得十分可惜，附近居民便购买城砖用于房屋建设，当时的惠阳县长也自掏腰包买下城砖带回用于修筑民用房屋，因此可以在惠州很多房子上看到刻有光绪年砖文的城砖。东江水里也隐匿不少城砖，早年间城砖数量多浮于江面，被数次拾取后，如今需摸至江稍深处方可找到城砖。

惠州明城墙至今幸存古城墙约800米，保存较好一段城墙位于中山公园至朝京门，长300多米。我们跟随刘汉新由归善县府衙遗址行至明城墙现址，沿路随处都能见匍匐在草丛中、浅埋在泥土里的城砖。临近归善县府衙遗址，我们留意到在东坡亭粮仓旧址矗立的石碑前不到几米处的树木下，有一块方正完整城砖与草丛绿意纠缠在一起，路过匆匆行人难以察觉。将该砖块提起，砖块压着的泥土处已然成为了虫类的生态区，一眼望去，数只鼠因突见光亮而挪动奔走，体型较大的蚂蚁因震动在城砖上竖起触角晃动，似示意陌生人放下它们的家园屋顶。如若不是刘汉新介绍，记者万想不到，此块无砖文灰扑扑的砖块是一块城砖，刘汉新感叹：“谁会在意随处可见的砖块。”惠州明城墙的城砖大部分都没有砖文，不似南京城墙具有“物勒工名”责任制铭文的城砖，具备更高的历史价值。府衙遗址内有一归善县城墙摆放处，城墙堆叠的数块城砖中有清晰可见的“光绪己丑年重修”砖文字眼，以横条拦截示意文物所在，游客可以手触摸清光绪城砖。

更多带明清砖文的城砖仍在明城墙现址上，刘汉新表示，“惠城砖”指的是清代砖，“府城砖”指的是明代砖。我们走过短短明城墙现址，看见了数块砖文清晰的城砖，但更为显眼的是军事遗存下的痕迹，如炮击过后的空洞。虽已由后补的墙砖填满，但其走向与旧墙砖走向不同，颜色上也偏黑，依稀记录着曾经的战火，哪怕是外行人都能明显看出其中的差别。明城墙现址周围如今都是民居和商铺，也是城砖再度使用最明显的地方。走访发现，某民居与某民居楼宇夹缝间，往里望去可见最靠里的明城墙；紧挨民居门前楼梯旁状若废墟的低矮少量砖块也是明城墙城砖。在某处低矮明城墙，我们拨开杂物找寻到靠近下方的某块具有砖文的砖块并拍照。此明城墙前堆积着蛇皮袋装满的废品，塑料袋盛满的垃圾。一居民在后侧拿着玻璃瓶子等待我们侧身离开，不太在意自家门口的垃圾摆放处为何有人驻足，更担心人为拨乱了垃圾摆放位置，在我们离开后，他上前将瓶子与其他的垃圾摆放在一起，并稍稍归整了几个塑料袋子后离去。

位于东新桥附近的小东门横水渡遗址，其旁侧小巷矗立着城墙与楼房，目前楼房已被打上危楼的标识，但部分仍有居民居住。清明时节雨滂沱，近日则恢复了难得的晴朗微风。我们走进该巷观察到，右侧有一段城墙底部存在渗水现象，持续的细小水流从底部城墙流出，水渠里似有堵塞物让水流不能及时排除，因而导致一定距离的底部城墙都处于湿漉漉、青苔漫长的状态，招惹细小飞虫徘徊，且流水潮湿范围已在不大的巷子里逐渐波及民居门口。我们蹲下查看，发现有个别的底部城砖已被水流冲刷出砖与砖连接处的空隙，飞虫由此进出。“清明还没下雨之前这里就已经在渗水了。看到水要到门口就大概扫一扫，进出门注意一下。”某位在住居民表示，目前没有人来维修，还在住的居民自己进行打扫或防范，但也没有进行过多处理。

文、图 贺沁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