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权：长征途中留在财主家养伤，50年给战友杨勇写信：我还活着

1950年4月，贵州军区成立，担任司令员的，是率部解放整个贵州的原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担任军区政委的，则是原第五兵团政委的苏振华。

两人的任命，很快被发布到了报纸上。

此时，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一带当泥瓦工的孔宪权看到这个消息，尤为振奋。

孔宪权

他立刻给杨勇和苏振华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自己当年在娄山关战斗时没有牺牲，现在还活着，希望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职务。

杨勇，苏振华接到信后，非常惊喜，赶忙回信，与此同时，他们将信也传给了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

黄克诚是两人的老领导，同时也是孔宪权的老领导，他知道孔宪权还活着时，也很高兴，将信转给了有关部门。

不久，中共遵义地委发布命令，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

黄克诚

几天后，枫香镇的大街上，开来了一辆整个遵义唯一的一台美式吉普车。

没见过汽车的乡亲们很是诧异，大家并不知道这辆汽车的来意，不一会儿，汽车停在了孔宪权的家门口。

乡亲们眼睁睁看着这位叫孔宪权的泥瓦工，被车上的来人，邀请坐到了车里。

相对于汽车来枫香镇的震惊，乡亲们更加惊讶的，便是孔宪权的真实身份。

孔宪权是如何认识杨勇，苏振华的？他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杨勇

1911年的一天，孔宪权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由于家贫，孔宪权少年时期，吃了不少的苦头，后来，为了改名自己的命运，他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并于19岁时，正式参加了红军。

红军是一支为老百姓当家做主的部队，孔宪权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中，要想苟延残喘，并不容易，参加红军，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孔宪权明白，相对于自己家庭的苦难来说，参加红军，更能保障他能每天吃上饭。

怀揣着每天能够吃上饭的“理想”，孔宪权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红军队伍。

参军以后，孔宪权逐渐明白了红军队伍的信仰，是要解放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是要让所有穷人都能吃上饭，吃饱饭，人人有衣穿，人人有田种。

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变得“无所畏惧”

当场参军只是为了吃饱饭的孔宪权，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理想”，开始投入到真正的革命中去。

在中央苏区时，每逢作战，孔宪权都会勇猛地冲锋在前，因而他的职务也是一升再升，先后当了排长，营长等职。

1934年，孔宪权以师侦察参谋的身份，参加了长征。

长征之初，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部队损失很大，等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后，由于人数不够，红三军团不得不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团。

这时，红三军团直辖第10、第11、第12、第13团，孔宪权担任了12团作战参谋。

红军一渡赤水后，为了摆脱10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娄山关处于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东西两侧群峰突起，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同时，娄山关也是黔北著名的古战场，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驻守娄山关的是贵州军区王家烈的“双枪兵”

要夺遵义，必定先占娄山关，中革军委几经思考，最终将夺取娄山关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

彭德怀深思熟虑后决定：“12团和13团为先锋团，攻取娄山关”

作为12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接到命令，不敢耽误，立刻赶在大部队前，侦察敌军情况。

1935年2月26日，12团抵达离娄山关30里的桐梓县城，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部队战士们都很饥饿疲惫，当众人正想休整时。

12团团长谢嵩听到了侦察兵的报告：“昨日下午，13团已在娄山关半腰和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激战，双方正对峙在关口下。”

谢嵩听后放弃了全团休整的计划，即刻带着部队，直奔娄山关。

冲刺在最前面的，就是孔宪权。

当孔宪权带着侦察兵来到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时，当场就和敌人交上了手。

在孔宪权的指挥下，部队有条不紊地对敌人进行反击。

可是随着敌人援军的大幅度驰援，部队的阻击力量，越来越薄弱。

眼看情况不妙，孔宪权独自站了起来，用手枪射击敌人。

敌人看到孔宪权的样子，像是一个当官的，立刻向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说时迟，那时快，孔宪权正在向敌人射击时，他忽然感到身体不由自主的向右倾斜。

原来，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射到了他的左腿胯骨里。

看到孔宪权倒在血泊中，敌人冲了上来，孔宪权用力将自己滚到旁边的一个水沟里，正在他继续拿枪反击时，12团3营营长邓克明带着大部队赶到了。

终于等到了援军，一直憋着一口气的孔宪权，终于舒展开来，随后，他被送到了战地卫生所。

经过检查，孔宪权的左腿胯骨里，中了敌人六颗机枪子弹，留下了十二个枪孔。

之前战斗时，孔宪权还不觉得有什么疼痛，这时到了医院，他实在是忍受不住，大叫了起来，众人看到他的脸色，滴落着一颗颗黄豆大的汗水。

战地卫生所的医生见孔宪权疼痛得厉害，便将一小杯的玛卡水递给他喝。

孔宪权喝了一口，但这并未压制住他的痛感，那天晚上，孔宪权因为疼痛，叫了一夜。

与孔宪权一同在战斗中负伤的，还有时任12团政委的钟赤兵。

钟赤兵比孔宪权还惨，因为他的右腿被敌人打烂了，为了保命，医生不得已将他整个右腿锯掉，使他成为了独腿将军。

当然了，钟赤兵也有比孔宪权幸运的地方。

钟赤兵

娄山关战役结束后，部队需要长征，大家都知道，前方的路依然艰难险阻，为了伤兵着想，部队命令负伤严重的，将其安置在老百姓的家里，等将来革命胜利再来接。

钟赤兵比孔宪权幸运的地方就是，他本来被安置在老乡家里，但是他本人却是不愿意，最终，他的坚持，感动到了彭德怀，继续跟随部队走上了长征。

孔宪权没有坚持下去，而是被安置在了当地。

不过，部队对孔宪权还是很照顾的，不仅给他留下了一名通讯员和一名医生，还按照团级干部的标准，给他留下了不少的大洋，而部队将他安置的老乡家里，也是大户，即当地的地主宋少前。

宋少前是当地的一名郎中，开了一家药铺，虽然是地主之家，但是他为人比较开明，经常无私地帮助红军伤员，因而部队对于宋少前，也是比较信任的。

在离开遵义时，部队给宋少前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好好对待孔宪权，并且保护好他，等将来红军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如果孔宪权有了什么问题，便拿他是问。

由于红军的叮嘱，再加上宋少前本人比较上心，因而在几个月后，孔宪权的伤势，就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1936年“西安事变”后，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了部队的消息，他想要离开寻找党组织。

但是宋少前执意不同意。

宋少前：“你不能走，假如几年后红军回来了，看到你不在这里，我该去怎么证明我保护了你啊？”

孔宪权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因而就继续留在了宋少前的家里。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孔宪权坐立不安，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宋少前的家。

遗憾的是，此时的孔宪权已经没有办法和部队取得联系了，而且再加上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厘米，走起路来完全是一个跛子，孔宪权也没想再去找党组织，以免给部队增加负担。

由此，孔宪权走上了漫漫的“流浪之路”

几经辗转，孔宪权来到了遵义县枫香镇，在这里，为了谋生，他当上了一名泥瓦工。

除此之外，由于当年他读了一些书，比较有文化，因而也多次帮助当地人打官司，教小孩子学习。

虽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孔宪权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仍然在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在另外的道路上，发光发热。

没多久，有人将孔宪权是红军的消息给传了出来。

红军在长征时，无论经过什么地方，都对当地的老百姓很好，枫香镇的老百姓，亲身体验过红军部队与其他部队的不一样，大家都是拥护红军的。

因而当众人得知孔宪权是红军时，对他的态度更加亲切了。

之后还有人专门去找孔宪权，用新鞋子，新衣服，来换孔宪权穿旧的鞋子，衣服，大家都喊他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孔宪权也乐于帮助乡亲，因而在枫香镇，孔宪权还算是活得比较自在。

他的这份安静平和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

新中国成立时，孔宪权为之高兴，那个时候，他也想要回归到党组织，但是没有自己熟悉的人，直到1950年时，当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当年红三军团的老战友杨勇，苏振华当上了贵州军区司令员，政委时，他的一颗心再也等不下去了。

因而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杨勇，苏振华对孔宪权这位老战友，记忆犹新，此时得知他还活着，很是高兴。

当两人看到孔宪权想要再次为党组织工作时，当即将消息告诉给了黄克诚。

说起来，当年孔宪权入党时，黄克诚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而对于孔宪权还活着的消息，黄克诚也很惊喜。

之后，在黄克诚等人的鼎力协助下，孔宪权复出，被任命为了第七区的副区长。

不过没多久，遵义就有了更适合孔宪权的职务。

1951年，是建党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由于孔宪权曾在红军中的职务较高，并且亲身经历了遵义会议的前后。

因而孔宪权被任命为了筹备委员会的秘书。

上任以后，孔宪权兢兢业业，完成了各种复杂，困难的任务，1955年，遵义会议正式开馆。

孔宪权，被任命为了首任馆长。

1958年，邓小平前来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佳的人选。”

后来，在孔宪权的努力下，毛主席还亲笔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晚年的孔宪权，更是创造了一个传奇，特殊时期结束后，他多次接见了外国作家和记者，美国著名的作家哈里森·索尔伯兹里，在听了孔宪权的故事后，还将他写进了自己的书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进行大篇幅的介绍。

1988年，老红军孔宪权因病去世，享年78岁。

全国七大军区，为其发来了唁电，能够得到如此的殊荣，孔宪权可谓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