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战后日本的“昭和陆军”研究

作者介绍

祁建民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

内容摘要“昭和陆军”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推手。战后日本无论是官方战史编纂还是旧军人总结，以及学术界研究，多将日本失败原因归结于“昭和陆军”，并围绕失败本质，从国家战略及军队体制、军队社会史和将校培养等方面进行诸多研究。从研究的总趋势来看，由追究军部的战争失败责任，转向对于战前军队体制和军政关系的实证研究；由将“昭和陆军”视为一种异质的特殊存在，转变为从战前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中分析其出现的必然性；由对于军队组织体制的制度性研究，转为对于军人行为和思想意识的人性研究。不过这种研究的基本目的还是为日本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虽然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日军对于亚洲国家的伤害问题，但总的来看，对于日军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大量暴行与“昭和陆军”本质上的内在关系依然关注不够、研究未深。

关键词日本 昭和陆军 军队体制 军队社会史 将校培养

战后日本将昭和战前时期的陆军称为“昭和陆军”，这一称呼与“明治陆军”相对，有着特定的含义。“明治陆军”是所谓日本近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曾取得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但“昭和陆军”却是日本走入歧途的推手，军部狂奔，直至毁灭，所以战后日本对“昭和陆军”多持批判立场。北冈伸一指出，“昭和陆军”与以前陆军的性质非常不同，曾发挥出极大能量。川田稔认为，“昭和陆军”是满洲事变以后重新组织化并政治化的陆军。满洲事变中陆军首脑更迭，宇垣派被清除，一夕会幕僚掌握陆军中枢后全面承认关东军的行动，由此陆军在政治上崛起，推动日本脱离国联、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到太平洋战争。户部良一认为，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军人跋扈、政党政治凋零，军部走向政治化，形成幕僚政治。一般认为“昭和陆军”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一次大战后日本推进军备近代化并开始构建总体战体制的历史背景，二是其组织上主要来源于以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为核心的军人团伙。北冈伸一认为，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课那些对于中国问题和满蒙问题非常关心的军人。

关于“昭和陆军”一词，就笔者所见，1959年大谷敬二郎所著《落日的序章 昭和陆军史》一书即已开始使用。此前高宫太平所著《军国太平记》中虽然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已开展对于“昭和陆军”的研究。1968年又有中村菊男出版《昭和陆军秘史》。这些著作标志着对于“昭和陆军”的具体研究的开始，此后“昭和陆军”一词渐渐多被使用。1979年，近代日本研究会出版《近代日本研究》专辑《昭和时期的军部》，对于陆军派阀对立、统制派经济思想以及近卫—真崎集团等进行专题研究。2007年，半藤一利等在《文艺春秋》发表《昭和陆军 日本型组织的失败》特集，讨论“昭和陆军”失败的原因。2011年，川田稔出版《昭和陆军的轨迹》，2014年至2015年又陆续推出《昭和陆军全史》三卷本，系统研究“昭和陆军”的兴亡过程。2018年，保阪正康出版《昭和陆军研究》上下卷，研究内容深刻。现在“昭和陆军”一词已被广泛使用。

战后日本关于“昭和陆军”的研究存在多种主体和多重目的，有的是从官方角度总结经验并彰显战前军人，有的是为了回顾个人经历向后人述说以避免再犯错误，有的则是继续维护战前国策顽固宣扬侵略史观，当然也有客观研究以总结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以维护和平。在研究内容上最多是探讨“昭和陆军”为什么失败，除了对外政策、军政关系和战略战术外，还有从陆军体制、武器装备和将校培养制度上进行考察，特别是从社会史角度把军队纳入近代日本演进过程中的研究近年逐渐增多。

一、多样的研究主体

战后日本关于“昭和陆军”的研究，根据其研究主体可分为官方战史编纂、旧军人经验回顾与学术探讨三类。

首先是官方战史编纂。战后日本官方很早即开展战史研究，以弄清史实、总结教训。日本战败仅3个月后，日本政府即成立大东亚战争调查会，以追究战败原因及真相，其第二部会是关于军事的，其调查内容包括军队的政治干预与影响、日中战争后的战争指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国际形势与国防方针、军队的编制运营问题和作战用兵上的败因等。但这个组织不久即被解散。1945年底，盟军最高司令官要求日本复员省协助美军对日本战史进行调查，其后便在复员厅内设立史实调查部和资料整理部，由旧海陆军军人组成，负责收集整理“大东亚战争”的有关资料。日军战败时大量烧毁重要文件，残存下来的由美军搜出或接收后交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管。1950年日本警察预备队成立，战史编纂开始提上日程。1955年在日本防卫厅内设立战史委员会，并在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内设立战史室，后编入防卫研修所，是为战史编纂之肇始。

战史室基本由旧军人组成，从事战史调查研究及战史编纂，其战史资料最初只有从厚生省移交过来的1万余件，为此战史室开展对于国内残存资料的收集并要求美国返还其没收的文件。1958年，日本从美国接收回4.1万余份日军文件资料，其中约3万份移交给战史室。战史室从1965年起计划编纂战史丛书，在编纂过程中，又陆续搜集到一些资料。目前，战史室所藏陆军资料已有约8.1万件，海军资料3.5万余件，地图4.8万余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丛书”共出版102卷，其中关于日军战略和组织制度部分在“大本营”系列中，内容涉及陆军国防方针、用兵思想、军制和军备等方面。战史室还对旧日军关系者进行大规模访谈，有6500人次，另有8700人次被邀请到战史室进行详细座谈。这种访谈和座谈记录作为口述史料对于档案资料而言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有助于全面了解作战的决策、背景和经过。笔者在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资料室查阅参加过华北治安战将校的访谈记录和旧军人回顾录，他们多认为当时中共开展的游击战威胁巨大，中共政治工作有力，而当时日军对此却认识不足。1980年后，在偕行社所办《偕行》杂志上曾连载部分旧军人访谈记录“将军说”。

官方战史丛书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包括对于国际形势判断失误、国力和军备状况准备不足、具体战役指导过程存在问题等。在战史丛书中对于日军的所谓“精神力”“白刃战”多有颂扬。这种官方战史存在重大缺陷，正如吉田裕所指出的那样，战史丛书是由旧陆海军将校作为编纂官所编写的战史，从日军中央角度观察战争指导史的色彩浓厚，并带有彰显那些勇敢作战的“帝国陆海军”将士性质。从第一线官兵的角度看，这套丛书具有片面性，未能反映出战场的真实，这种批判在丛书出版过程中就已出现。

其次是旧军人经验回顾。战后一些参加过战争的旧军人出于不同目的回顾并总结经验教训。1947年，原关东军参谋，后任兵务局长的田中隆吉出版了《日本军阀暗斗史》一书，揭露陆军派阀之争、军人跋扈、宪兵横暴以及东条英机缺乏领导资质等。曾任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和步兵联队长的服部卓四郎从1953年开始出版战史著作，1956年编成8卷本，1965年合编为《大东亚战争全史》一卷本。他从政略与战略结合的角度对于战争指导、最高统帅、重要作战进行总结，认为存在着战争指导机构分裂、缺乏整合、陆海军对立等问题。1967年至1968年间，木户日记研究会对曾任陆军省军务课长和中国派遣军参谋的西浦进大佐进行了多次访谈，西浦进认为陆军存在重大缺陷，即上级提出的方案在传达过程中被形式化，政策制定者与现场执行者之间沟通不足；中下级精英军官一旦升为高级军官后便变得无责任、无能力。西浦进的访谈记录于1968年由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刊行，2014年正式出版。1973年，曾任总力战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五航空军副参谋长的堀场一雄出版《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他认为国家全面的战争指导体制没有确立、没能发挥强力机能；陆军内部存在对立，陆海军分裂；政府和舆论的权益思想使得一些方针无法实现，还有人事更迭频繁、思想未能统一等问题。1976年，原炮兵少尉山本七平出版了《一下级将校所见的帝国陆军》，对于日军的“精神力”战法、士官学校学历主义、军中保守规则、长官私下命令和故意表演出来的“气魄”、被强迫的自杀等进行了检讨。1996年，原大本营情报参谋堀荣三出版了《大本营参谋的情报战记》一书，指出陆军无视情报的体质，认为昭和陆军的官僚体制是败因。1979年，原大本营参谋井本熊男出版的《从作战日志整理的大东亚战争》一书认为，东条英机内阁的失败是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不限于战争指导中枢，陆军、海军和政治指导者都是如此，另外，中坚幕僚与领导层之间存在隔阂。

近年对“昭和陆军”有深入研究的保阪正康指出，陆军高级将领，特别是在政治和军事上有领导地位的精英军人几乎没有留下回忆录和手记，为了研究昭和史，只能通过对其副官、秘书等周围人的访谈来了解。保阪指出，日军高级军人与普通士兵在“死”的观念上不同，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死”是日常发生的，甚至对“死”也变得不再害怕，但对于高级军人来说却不是一定出现的日常现象，从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军人实际上到战场第一线的并不很多，另外高级军人所进行的军队教育就是使人疯狂，是一种胁迫，用强制和威逼迫使士兵走上战场，所以，高级军人与普通士兵的观念与境遇完全不同。虽然1941年东条英机以陆军大臣名义下达《战阵训》，要求军官“率先躬行”，实际上却是强迫士兵去死，但高级将领却可逃避。另外，高级将领从内心看不起政治家，保阪通过对东条英机的心腹和秘书赤松贞雄的访谈，了解到东条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讨厌政治家的那种漂浮不定，不能向大众谄媚”。东条从内心看不起政治家，当时的军人大多都有这种想法。

保阪正康通过对“昭和陆军”旧军人的300余册手记进行分析，将其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类：将“昭和陆军”的轨迹与自己的轨迹同一化；虽然位居“昭和陆军”中枢，但对政策持怀疑态度；自己与“昭和陆军”的轨迹不同，说明自己的独特之处；为“昭和陆军”辩护以将自己正当化；彻底批判昭和陆军；客观总结昭和陆军和自己的历史以及为了向后代述说。

再次是学术探讨争论。对于“昭和陆军”的学术性探讨，由于战后较长时期里学术界对军部和战争反感，大多回避这方面的研究，从而使战史与军队研究在一个时期成为官方和旧军人的专利。饭塚浩二于1950年就开始用讨论的形式从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角度对日军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日本的军队》一书，这被认为是战后关于军队研究的起点，但这以后却没有出现更多的这类研究，只有秦郁彦于1953年至1954年间，对关押在巢鸭监狱的A级战犯曾进行访谈录音（这些口述资料收入2018出版的秦郁彦著《走向实证史学 历史学家的回想》一书），其著作《日中战争史》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史》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出版。1975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松下芳男出版了《日本军阀的兴亡》一书，从陆军派阀角度分析“昭和陆军”的学阀特征。他认为昭和军阀就是陆军军阀，这是在长州军阀凋落之后新出现的学阀，其特征是军队的实权由中央的中坚幕僚掌握，过去军阀实权由最高级别的人掌握，下级军人作为后盾，向国政施压，但昭和军阀主要由佐级军官甚至尉级军官向上级施加压力，再由将官级军阀施展权威，也就是出现下克上的风潮。还有就是昭和军阀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另外，昭和时代的青年将校有轻视传统（轻老）的倾向，上级将校无能、无力。同样有过军历的藤原彰于1978年出版了《天皇制与军队》一书，按照阶级理论分析“昭和陆军”的性质，他认为进入大正时期以后的军部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实行者，是掌握国家的垄断资本的代言人；由于统帅权独立使得天皇权限绝对化；士兵主要来源于自耕农，而将校的构成核心是统治层的武士集团，他们既有传统武士的思想和情感，同时又带有军事专业官僚的性质。

1980年代以后，有多部关于战争和军队的通史性著作问世。1986年，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战争小史》一书出版，他认为整个15年战争中日本作为国家给对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同时也给日本国民带来惨祸，这是日本帝国战争指导者和实行者一系列政策选择的结果，天皇作为行使统帅权的人必须承担责任。江口对“天皇法西斯论”提出疑问，认为法西斯在一般意义上是指金融资本的暴力独裁，而战时日本在本质上是封建性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与阶级性质不同的金融资本暴力独裁相互结合并出现转化，由此他提出“两面性帝国主义论”。1987年，藤原彰的《日本军事史》上卷出版，该书总结了近代日军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军进行的改革，由此其独自的战法、战训和思想得以体系化，包括强调精神主义、引进家族主义、主张强制服从、提高军部地位、介入国民教育和成立在乡军人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形态发展为总体战，但日本受国力所限，军队装备开始落后，为此便强调速战速决。日军虽然发生革新运动，但将校团的本质没有变化，他们的地位由特权和半封建的身份制得以保障，成为天皇制的基础，进而确立法西斯体制，军部走向政治化。随着军队急剧扩大，出现将校人数不足、士兵素质下降、军纪颓废、士气低迷等现象。1988年，具有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经历的大江志乃夫出版了《昭和的历史 第3卷 天皇的军队》一书，对于昭和时期的兵役制、军队、军事官僚与政治、昭和军阀、军部主导的国策和“皇军”的自我毁灭等进行研究，特别对军队组织、军中内务、将校团和战略战法有深入分析。他认为日本军队被称为皇军，军人具有直属天皇的意识和思想，这是日军最独特的地方。通史性的著作还有原自卫队航空支援集团司令部防卫课长坂本祐信于2014年出版的《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第2卷，该书涉及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结束的全过程。

针对官方战史丛书没有涉及战场一线士兵的缺陷，吉田裕于2002年和2017年分别出版了《日本的军队》和《日本军士兵》两书，从战场士兵的角度研究“昭和陆军”，他通过对战争动员的研究分析民众对“天皇军队”的支持行为，包括军队与社会的关系、“天皇军队”的民众基础与实际状况，重点分析作为近代化推进力的军队为什么会成为15年战争中那样的非合理的、精神主义的、僵化的军队。他通过对士兵患病、饿死、“特攻”、营养不良、精神疾患严重等状况的分析，指出日军存在着根本缺陷，如统帅权独立、多元分权的组织体制、私的制裁、军纪颓废等。他认为日本“后发的资本主义”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2009年，一濑俊也出版了《皇军士兵的日常生活》一书，论述了士兵应征入伍、军队生活、士兵与家族，直至战死的全过程，揭露了士兵在军队和战场的种种遭遇，描写了士兵“生”与“死”的真实状况。

对于学术界将“昭和陆军”定性为“天皇制军队”的观点，户部良一于1998年出版的《日本的近代 9 逆说的军队》一书则提出“逆说”，他认为，作为天皇权力的统帅权独立，最初并不是为了强化军队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相反，统帅权独立是为了确保军队的政治中立性，具有防止干预政治的一面，但后来却转变为支持政治参与和政治介入的制度。他还认为，把忠诚于天皇的日本军队看作是非近代军队的观点也不确切，封建领主转为向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即国王效忠，这绝对是近代的现象；后来人们关于日军的独特形象大半形成于战争将要结束时将校们所表现出的狂热主义。日军的狂热主义表现为“特攻”、誓死不撤退，还有在战场上对非战斗人员的杀伤、强奸和虐待俘虏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他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对具有这些特征的日军用“天皇的军队”加以概括存在疑问。政治体制与支持这种体制的军队之间的确有某种关系，但是忠诚国王的军队不一定就会狂热。关键是“天皇制”的概念究竟是何种意义，用“天皇制军队”的场合就意味着这是一支用来支持一种特殊体制的军队，将万恶之源归于“天皇制”，这与赞美日军是理想形态的观点一样都只是强调其特殊性，否认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日军可能具有特殊性，但是简单地都归于“天皇制”则应慎重。世界各国的军队有共通之处，君主制国家的军队也有共通的地方，所以在论述日军的特殊性时首先要确认那些共通的地方；其次应该注意的是，在“大东亚战争”末期日军所具有的狂热特征这虽然是事实，但是日军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性质吗？狂热的非合理性是不是日军的本来特征。在“义和团事变”时出征的日军士兵军纪严明，日俄战争时按照国际法善待俘虏，这样的日军形象与昭和时期的日军很不一样，在战争这种非合理的极限状态下，军人采取非合理的行为也可能有不得已的成分。他认为日军在近代化和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遇到各种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逐渐发生了变化，因而产生了非合理性与狂热。户部的研究注意到近代军队的共同性与日军自身的演变过程，但也带有为“昭和陆军”辩护的色彩。

北冈伸一认为，战后关于陆军的研究大多以批判先行，但对于陆军内在的理解却为数不多。2012年，北冈伸一出版了《作为官僚制的日本陆军》一书，这是继其《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对日本陆军研究提出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关于日本陆军的特征，在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武士这种军事职业身份的国家建立近代军队时要否定武士阶层会存在困难，但是不否定这支将革命（戊辰战争）引向胜利的军队，近代化的军队就无从建立。第二，当时的中央集权化虽然以天皇为中心而得以实现，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其作为权力的中心却没有实权。重视以天皇为中心的连续性，对于这种传统，以不承担法律责任地位加以确认的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往的“天皇制军队”观点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的。没有天皇的绝对存在就不能与西洋列强抗衡，但是如果是绝对性的存在，又与天皇制传统相矛盾。在这种矛盾面前，天皇对于建言者的建议几乎原样接受，并在这种默认下制定了宪法。第三，在建言者的建议之间出现相互矛盾时如何统一成为问题，在陆军中央，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等为前提的两者立场如何统一就很难，这种统一的非正式主体就是长期掌握权力的长州阀。他主张要从这个观点观察陆军的派阀问题。北冈的军队研究涉及近代日本的国家体制问题。

二、主要研究内容

战后日本关于“昭和陆军”的研究范围与深度不断扩展，涉及战争失败的本质、社会基础、将校培养体制等，此外还有关于战场士兵真实状况以及军队地域性研究。由于笔者此前曾发表文章对此有过介绍故从略，以下仅就战争失败的本质、军队社会史研究和将校培养体制方面进行介绍。

关于失败的本质。战后日本总结战争失败原因，一般都首先归过于“昭和陆军”。1946年政治评论家岩渊辰雄提出战争期间国民被军部欺瞒，战争中的军部问题日本人自身已经无法解决，最后败于盟军。日本人应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对军部独裁政权进行研究。战后关于“昭和陆军”研究的出发点就是分析其失败原因，不仅检讨其战略战术，更重要的是关注其体制上的问题，也就是“失败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200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70周年之际，《文艺春秋》刊发特集，半藤一利、保阪正康、福田和也、户部良一、黑野耐等代表性研究者共同长篇讨论“昭和陆军”失败的组织原因，他们提出由于派阀抗争导致军队改革失败、陆军精英教育体系存在缺陷、所谓“天才战略家”问题、有见解的人得不到重视、参谋的失控行为、平庸领导者和下克上理论以及被社会氛围所支配的集团等。同年，川田稔在《周刊现代》发文认为，对于战败要从战前开始观察，他重点对四名有代表性军人即永田铁山、石原莞尔、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的思想与行动进行分析，以揭示战败原因。

对于“昭和陆军”失败原因的探讨除官方战史编纂者、学术界及旧军人外，昭和天皇本人也多有思考。1991年，昭和天皇的“独白录”出版，其中就有他对战败原因的分析。他认为日本战败的原因，第一是对兵法研究不充分，没有体会到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根本原理；第二是过于重视精神，轻视科学的力量；第三是陆海军不一致；第四是缺乏有常识的首脑人物，过去的如山县有朋、大山严和山本权兵卫这样的人物都已经不在了。政略与战略不足，而且军队首脑多只通一门，缺乏对部下的统帅能力，导致出现下克上的局面。

关于日军失败本质的研究涉及战略决策、战斗战术、武器装备、军政体制、军队组织和军队领导者等多方面。关于战略战术和军政体制等方面，前面已有涉及，以下仅就近年研究较多的武器装备和组织论方面加以介绍。

关于武器装备的研究，1975年原陆军参谋加登川幸太郎出版了《三八式步枪 日本陆军的七十五年》一书，作者以明治38年开始使用的三八式步枪为象征，认为陆军是在装备没有充分更新的状况下以这种旧式武器投入太平洋战争的。由于装备未得到更新，所以只能一味地依赖于“精神力”。陆军无视国力，提倡作战优先，结果陷入日本侵华战争的泥潭，继而鲁莽地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惨败。日军依靠“精神力”将白刃突击作为步兵的根本战术。日本侵华战争时，日军的装备虽然在具体战斗中战胜了没有充足火炮和坦克的中国军队，但却没有最终获胜，这是由于日军缺乏机动力，在包围歼灭战中失败，因而没能彻底打垮中国的抗战意志。1996年，加登川又出版了《陆军的反省》（上下册）一书，对陆军的战略、体制、派阀和军备上的失误进行反省。三野正洋于1995后年相继出版了《日本军小失败研究》和《续 日本军小失败研究》两本书，他首先分析了日军的种种鲁莽行为，即不顾国力的差距、轻视补给、统一化和标准化、改革失败、用兵者无能和头脑僵化等，其次是对军舰和武器性能进行具体比较分析，指出其缺陷。

从组织理论角度展开的代表性研究是1984年户部良一等出版的《失败的本质 日本军的组织论研究》一书，他们认为日本陆海军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白刃战思想，虽然在战场一线的军人不满意火炮的射程和威力，但日军整体上对火炮的轻视一直持续到“大东亚战争”。基于白刃战思想的“刺刀突击主义”是日本陆海军的战略原型，具体表现为：基于无形的精神要素是最大战力的这种“战训”，在已预想到将来物力不足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对军人精神磨练来加以弥补；彻底贯彻“步兵中心主义”，步兵战斗的关键立足于依靠攻击精神的白刃战；陆军认为相比物质资源的获得，人力资源的补充更为容易，因此尊重生命的观念相对薄弱。陆军虽然在大正14年（1925年）建立了坦克部队，但对坦克的作用经常持怀疑态度。日军的坦克战法学习法国，以小型轻量为主，将坦克与步兵的直接协同作为基本方针。日军组织结构中缺乏美军那样的能对陆海空军进行统一指挥即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联合参谋本部。日本虽然设有大本营，但是没能将陆海军作战统合起来，只不过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势力用来进行协议的场所。在管理制度上，人事晋升基本是年功序列制，并且陆军首脑部以兵科出身为主，海军则是炮术科出身者占统治地位。日军的组织非常安定，军人不善思考、不读书，服从上级并不会反驳，是一种安定的长老制。在制度上不允许从组织的末端向中枢提出情报和意见。军人追求既存路线，不求自我革新，固执于特定模式，缺乏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日军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将官僚制与集团主义奇妙地结合起来，虽然有科层制，但又有依据情感的人与人的结合，形成放任个性的下克上体制。

保阪正康认为，日军组织的根本缺陷表现为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获取知识偏颇；没有理解“天皇军队”的意义；对于战争问题的思考有误，以及不知道人类社会已进入20世纪，观念落后。对于“昭和陆军”领导者的特征，保阪总结说，这些人大多不阅读文学书籍，连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书籍也不阅读，因此，他们不了解人们的心理，缺乏社会科学的思考方法。如1941年4月至11月间日本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这本来应该由外交专家来谈判，但实际上却由军部施压并主导外交。陆军将校把对外交涉等同于作战，认为妥协就是失败，只从自己一方的角度考虑和盘算，因而寸步不让。他们在对外交涉时还将军事行动的结果作为交涉条件，使外交从属于军事。

关于军事社会史研究。随着对“昭和陆军”研究的深化，从社会史角度在更深层次揭示其体制和行为的探讨在1980年代后不断有成果出现。

对“昭和陆军”官僚制进行社会史研究的，首先有筒井清忠于1984年出版的《昭和时期日本的构造 历史社会学的考察》一书。他认为下克上的不断发生与日本“禀议制”这种独特的组织制度有内在联系。陆军体制首先就是在对外方面下克上行为的连锁发生，一旦对外挑起事端，这种无视陆军中央的下克上军事行动就会不断发生，直至走向太平洋战争。最初是石原莞尔发动满洲事变，接着是武藤章挑起绥远事件，进而是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当武藤意识到这会失败并试图避免太平洋战争时，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却要扩大战争。其次是“复仇”理论，一旦擅自挑起事端的人失败，就想着复仇，失败之后还要进行新的冒险。如从武藤章挑起绥远事件失败到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后，便极力要将卢沟桥事变扩大。挑起诺门坎事件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在1941年的关键时刻回到参谋本部，他们为挽回在诺门坎的失败便积极推动新的战争。在日本官僚制度中是按照失误多少进行评价的，同期入职者一直存在着晋升竞争，其中若有失败则会降职，结果未曾失败的人就容易晋升。到了“昭和陆军”时期，如果有人失败，周围的人还会为他提供再次冒险的机会，由此形成“复仇”的理论。军人为了挽回失败，就靠再次成功，这种状况反复出现，由此军中形成对攻击性行为的赞许和对失策者的宽容。再次就是任用精英军人的体制缺陷。首先是选拔机制的缺陷，要成为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长，只有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这一渠道。因为人才补充经常会有曾失败的人重新回到核心岗位。还有就是军事教育问题，由于强调“要将作战决心贯彻到底”，军人们排斥妥协。那些不适合搞政治的军人虽然在口头上总讲一些大义名分，但却经常搞阴谋和谋略。另外，在组织论上就人的个性来说，那些排斥一切妥协的人更容易进入中枢机关，其典型就是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争强好胜。作为军人一般都好强，但田中却极端好强，喜欢争吵。在决定和与战的关键时刻，由这样的人担任作战部长非常不合适。另外就是按照日军海外驻在制度，精英军人很少去美国。陆军大学从第1期到第48期毕业生中一直有10%左右的成绩优秀者被派往国外留学或驻在，据统计，到德国者有150人，到法国者90人，到俄国者80人，到中国者65人，到英国者55人，到美国者40人，其中到德国者最多，是到美国的近4倍，其次是到法国、俄国，而到美国者非常少，一般都是去不了德国才去美国。所以在与美国开战时，在日军中央机关中了解美国国力状况的人几乎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日军核心人物中，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有驻苏联经历，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到过法国，战力班长辻政信则没有国外驻在经历。军务局长武藤章驻德国时，曾在回国前两三个月时去过美国，这种经历可能使他了解到美国实力的强大，这与他反对与美国开战有重要关系。他主张如果美国对德国宣战，日本也应采取旁观态度。

围绕陆军将校培养体制的社会史研究则有广田照幸于1997年出版的《陆军将校的教育社会史》，该书从比较社会学的角度注意到日本军队特别是将校阶层的特殊之处，认为日军与贵族传统较强的英国和德国军队不同。由于高级将校职业在日本社会中的威信和魅力已经失去，结果日军将校出身的基本阶层是那些已逐渐失去经济基础的旧特权阶层即士族，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层次，从士官学校毕业成为将校只是那些在经济生活上不安定阶层实现飞黄腾达的捷径。户部良一对昭和陆军军人的家庭出身进行分析，揭示出“昭和陆军”的一些特征。他发现，在明治初期的军官中，士族出身者占大多数。从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比例来看，最初士族出身者多，但此后平民出身者不断增加，到20世纪30年代，青年军官几乎都是平民出身。这就意味着虽然这些军官高调地主张“武士道”精神，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却并不是武士的直系子孙，他们之所以强调武士道德和观念上的国体论，其实正是由于他们在出身上没有武士背景。

野邑理荣子在《陆军幼年学校体制研究 精英培养与军事・教育・政治》一书中则指出,日本精英将校与欧洲军队相比具有非贵族性特征。她认为，首先，日本陆军精英的培养方针没有封建身份制度的限制。欧洲各国的陆军精英培养学校即幼年学校是带有贵族特权的学校，日本的幼年学校则没有封建身份制限制，在原则上对所有男子开放；其次，陆军幼年学校虽然对所有男子开放，但是1896年后，这种学校成为培养将校制度的核心机关。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为防止日本反对藩阀政府的社会风潮蔓延到军队将校，便采取德国和俄国那样在幼年学校彻底进行忠诚于天皇的精神教育手段，用来保证以天皇为顶点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军队秩序。虽然不是德国、俄国那样的贵族学校制度，但是日本幼年学校在将校培养制度中却处于核心地位，带有特权性质。所以日本陆军精英培养制度中虽然坚守阶层开放、四民平等，但又采取欧洲贵族主义秩序，以及学校根据出身予以区别对待。日本采取全民皆兵的制度，为此要求所有国民都具有军人精神，但专门设立进行军人精神教育的幼年学校也意味着日本国民的军人精神不足，这样陆军自己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全民皆兵的原则。经过1896年的改革，日军将校的出身被分为陆军幼年学校和普通中学两种，幼年学校是将校培养体制的核心。在德国与俄国，将校出身学校不同的社会背景是贵族与一般市民的这种封建制身份区别，核心是身份，出身学校不过是附属的。日本虽然否定了封建制身份上的差别，但却强调出身学校的不同。笔者以为野邑所提示的问题非常重要，由于将校按照出身学校不同形成军人学历身份上的差别，所以在人事制度上按照出身校与学习成绩任用和晋升，军人之间相互竞争。为了突显精英将校的特权身份而强调精神教育，对于没有学历身份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则施以严酷纪律；军队中派阀（学阀）、非制度因素和下克上横行。

关于将校培养体制。作为主导“昭和陆军”的将校阶层，特别是那些中坚将校，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这支军队的性质与特征，因而对陆军将校培养体制的考察也引起研究者关注。

松下芳男于1975年出版了《日本军阀的兴亡》一书，他认为“昭和陆军”的特征之一就是学阀的存在。陆军派阀开始来源于藩阀，后来则成为陆军大学的学阀。陆军的派阀除了纵向的之外，还有横向的，这来源于幼年学校。幼年学校派阀是陆军将校出身于陆军幼年学校还是普通中学的对立关系而产生的。陆军兵科将校的补充渠道有四种，一是幼年学校的毕业生，二是普通中学毕业后考试合格者，三是各兵科下士官考试合格者，四是从准士官或曹长特殊晋升的。第四种与前三种多少有些区别，在晋升上有所限制，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也只能晋升到中佐。在这类将校中也有个别人能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但人数很少。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国家至上主义和尚武的封建性教育，其思想狭隘，缺乏正常的情感，倾向于军国主义和武力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信徒。日俄战争后幼年学校学生的目标就是“夺取蒙古”、统治亚洲。这些学生在满洲事变时是佐级军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已成为将军。他们在幼年学校学习德、法、俄三国外语，其后也到所学语种的国家留学，或担任驻在武官，因而他们比较了解德、法、俄三国的情况。相反，中学毕业者大多学习英语，精通英美国家者较多。由于幼年学校毕业者占据陆军中枢机关，他们只精通德、法、俄，但对英美两国却比较生疏，这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

藤原彰在1978出版的《天皇制与军队》一书中指出，幼年学校和士官学校的教育所强调的是军人为国民的骨干，将校则为核心，他们应该是国民的领导者。当时强调军队是天皇的股肱，直属于天皇，与天皇的权威一体。经历过这样的教育，陆军大学毕业的幕僚们尽管年轻、作为指挥官的经验很少，却产生蔑视琐碎事务，只重视大局的倾向及自以为是的思考方式。他们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到陆军中央机关担任要职或到重要的一线部队当参谋，这两种职务之间还常有调换。这种人官位虽低，但经常参与制定重要决策，这就更加助长其自大的倾向。其中最典型的是辻政信，他在大尉时代由于士官学校事件已为军中瞩目，后从少佐到大佐，作为关东军司令部见习官参加了日本侵华战争，后到华北驻屯军督战，对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作为关东军参谋，担任诺门坎事件的作战指挥官。辻政信体力、精力旺盛，一贯都在其所任职的部门发挥核心作用。这种具有实行力和说服力的人很能发挥领导作用。在“温室”中养成的精英意识，只依靠有限的军事教育和经验对重大政略、战略具有决定权，这些参谋形成了极端的自负心理。只有单一军事知识的他们，却自认为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的知识与判断力是最出色的，这种自信让人吃惊，局限于狭隘战术范围内的他们，其知识和判断力根本无法考虑到广义的政略与战略。在他们眼中，虽然也看到政治、经济问题，但仅是从作战立场进行的推演而已。

日本陆军将校的培养深受德国影响，三根生久大于1995年出版的《帝国陆军的本质》一书指出，陆军大学德国教官梅克尔来日的第二年即1886年，其著作《德国基本战术》即被翻译过成日文，学生接受了其如下战争理论：（1）战争是国家之间为了解决纷争而诉诸武力的计策。（2）战争在人类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是必要的。（3）战争目的分为政略上和军事上两种。政略上对战争是积极还是消极会有变化，但军事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打败敌人，使其遵从胜者的意志。（4）打败敌人包括战胜敌人（挫败敌人的一时抵抗）和占领敌人领土（使敌人不能长期抵抗），夺取其资源。所以梅克尔的战争理论就是战争不可避免论和战争必要论，肯定战争。其作战思想是在绪战阶段即给敌以沉重打击，迅速结束战争，就是将速决战、歼灭战作为理想战法。三根生还指出，陆军大学将游击战视为不正规的战法，认为没必要在陆军大学进行研究。在拿破仑战史中的西班牙游击战，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时红军的游击战都没有成为战史教学对象。自从满洲事变以来的15年战争中，陆军一贯将开展游击战的势力称为“便衣匪”、土匪、“共产匪”等，没有认清这种游击战的本质，即这实际是一场基于民族主义的国民抵抗战争。

黑野耐于2004年出版了《参谋本部和陆军大学》一书，他认为，梅克尔的军事教育理念就是强调不能只依靠新式兵器，最终决定胜败的要靠精神力量。梅克尔灌输重视进攻的思想，强调实践战术和实地战术，只是引用战史例子说明，并不重视理论教学。梅克尔在教学中虽然也提出兵站的重要性，但是以图上战术、现地教育的作战计划和作战指导为主，很少涉及兵站，因而造成学生轻视兵站的思想。另外，由于只强调作战，还带来轻视情报的倾向。

“昭和陆军”的教育体制遵循一种成绩至上主义，因此培养出许多经过苦读考试合格却又缺乏资质的将校。半藤一利等在《昭和陆军 日本型组织的失败》一文中指出，东条英机没有才能、没有门阀，只是靠考试成绩和奋斗才最终当上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直至首相，他是“昭和陆军”的一个缩影。东条非常努力，三次报考陆军大学才合格，他晚年曾写下“努力即权威”的名言。关于陆军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参谋还是培养指挥官，也一直未能明确，因此培养出许多只带一些指挥官意识的参谋，也就是“幕僚统帅”。另外，陆军大学兵科的顺序是步兵第一，骑兵第二，辎重科将校没有陆军大学考试资格，辎重科要进陆军大学只能按骑兵课考试，这导致日军后勤将校不足且素质低下。

结 语

战后日本关于“昭和陆军”的研究从总的趋势来看，是由追究军部的战争失败责任，转向对战前军队体制和军政关系的实证研究；由将“昭和陆军”视为一种异质的特殊存在，转变为从战前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中分析其出现的必然性；由对于军队组织体制的制度性研究，转为对军人活动行为和思想意识的人性研究。不过这种研究的基本目的还是为了日本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虽然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日军对于亚洲国家的伤害问题，但总的来看，对于日军在侵华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大量暴行与“昭和陆军”本质上的内在关系依然关注不够、研究未深。如日军内部普遍轻视生命、强调速决战、要一举打垮对方抵抗意志所以疯狂屠杀，因为强调精神主义教育加深了其对亚洲国家的蔑视与敌意，白刃战思想使得日军十分血腥残暴，轻视后勤保障导致日军野蛮掠夺并严重恶化对俘虏的非人道待遇。还有，日军在体制上轻视情报，虽然前线日军对于敌方有不少调查但很难反映到中央战略决策层。对于这些方面特别是对侵略战争中日军暴行的深入探讨需要展开国际合作，应该有更多中国学者参与发声。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