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藩兵藩将——即少数民族将士，一直是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安禄山作为唐玄宗时期北方三大军镇（范阳、平卢、河东）的统帅，麾下的唐军自然也是多民族组成的，不过其中胡人比例的比较高。
初唐，蕃兵是唐军的有效补充
公元630年，唐太宗灭东突厥，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进朝，尊李世民为“天可汗”；而作为藩属国，其后唐军对外积极进攻时，这些政权连同被降服的突厥人，经常会被要求一同出战。以突厥阿史那社尔、铁勒契苾何力为代表，大量归顺的少数民族将领、士兵，更是成为了编制内正儿八经的唐军。
比如，在公元644年，李世民准备御驾亲征高句丽，当时的唐军组成是这样的：
刑部尚书张亮担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江、淮、岭、硖兵（江南擅长水战区域）四万，长安、洛阳招募的壮士三千，从海路进军；
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从陆路杀向辽东。
可见，此时队伍中有一定数目的胡人将士；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突厥首领阿史那思摩），将军契苾何力都在其中，两人甚至都在白岩城之战中光荣负伤。他俩都在，他们麾下的部族将士自然也会随行。
此外，藩属国的军队也被勒令配合唐军的行动：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其中，新罗、百济是高句丽南边的半岛政权，契丹我们比较熟悉，那时它和奚族，都是东北地区的小部落。
当时，在唐太宗的经营下，大唐府兵制完善，军人闲时为农，战时入伍；唐军对外作战虽频繁，但基本采用以精兵突击的方式，每次军队规模不需要很大，将士们能得到适当休整。同时，中原承接南北朝的风气，加上皇帝本人出身军旅，军人地位较高，尤其那些宿卫皇宫的府兵更是广受尊重。所以那时的军人身份代表着荣耀，能参军的都是“良家子弟”。
因此，那时的唐军的主力还是汉人，胡人将士只是被视为有益补充。
到了唐玄宗时期，番兵藩将角色一步步吃重
但到了唐高宗后期、武则天时期，对外压力日趋加大，战事日趋频繁、对外防御线过长，兵役日趋繁重，原本还可以轮休的府兵此时已经被强留在军队，多年难以回乡；同时家中该承担的徭役却并没有被豁免，导致府兵家庭越来越难熬，以至于发生了很多人逃亡的情况：
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
同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府兵制存在的基础也被逐渐破坏。在擅长破坏规则、刻意打压传统军队势力的武则天掌权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原本尊贵无比的皇宫卫士，竟然沦为被贵族当家丁役使的地步，府兵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百姓纷纷以当府兵为耻。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公元722年，采用宰相张说的建议，全面推行募兵制：
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唐军逐渐与农业脱钩、趋向专业化。而招募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尚武精神浓厚的关中、河朔等汉人地区，以及自幼弓马娴熟、以作战为乐趣、不适应农耕的内附少数民族。
据史料记载，到了公元742年，大唐共置十节度、经略使，镇兵共四十九万人，马八万多匹，越靠北、西，队伍中蕃兵的比例就越高。
不过那时的唐军统帅还是以汉人为主。后来，李隆基忌惮边将与朝内势力（尤其是太子）联合、威胁自己地位；宰相李林甫则担心边将入朝为相影响自己权位，俩人一拍即合，大量起用藩将掌握军镇大权。
安禄山之所以发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
除了安禄山外，当时的著名将领哥舒翰、李光弼、安思顺、高仙芝等都出自少数民族。虽然他们大部分人都视自己为唐人、对大唐忠心耿耿（其后多人参与了平叛），可惜的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掌握了北方三大军镇的安禄山，足以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安禄山手下蕃汉并存
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节度使，其中前两个主要任务是镇抚奚、契丹、室韦、靺鞨等东北少数民族，蕃兵占据了较大比例。安禄山本人，自称是“父胡，母突厥”，即为：杂胡；而其种族的学名，则是粟特人，出自“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故称昭武九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