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如历任秦王所愿、成功统一天下。但这个过程不单单是秦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各国智慧的共同结晶：在顶层设计领域，几乎每任有所作为的秦王，麾下都有卓越的外来人才。商鞅、公孙衍、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他们谁对秦国的
由于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差异较大，如果只是简单比较上述人物的“功劳”，很容易变成“关公战秦琼”。为了避免受个人好恶左右，咱们可以尝试设定一些相对客观、直观的标准，比如：
他们各自的工作对秦国有多重要？带给秦国的是量变还是质变？
这些人有没有竞争者，他们是否不可替代？
我们先概括下这六人在秦国的职能与作用。
公元前359-338年，商鞅（公孙鞅）在秦国全权主持变法，改革内容涵盖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几乎所有方面，给秦国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从以往被魏国压制的西陲穷国，变身为让东方六国不得不联合应对的头号强国。
公孙衍、张仪，俩人都是魏国人、都为秦惠文王服务，而且是政治对手。前者曾担任秦国的“犀首”，于公元前333多次率军攻魏、全面拿下河西之地，被封大良造；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他还在公元前332年裹挟着齐、魏伐赵，成功击碎了苏秦组织的六国合纵。张仪咱们就太熟悉了，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楚怀王玩得团团转，帮助秦国干脆利落地削弱这个南方巨无霸；同时他还在公元前311年一度说服楚、韩、齐、赵、燕与秦国连横，不过随后秦惠文王去世，这一成果随之作废。
范雎也是魏国人，他于公元前270年投奔秦国、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随后他帮助秦王敲定了“远交近攻”战略，集中对韩、赵、魏进行蚕食；期间的长平之战，范雎施展离间计，间接推动赵括替代廉颇成为赵军主帅。同时，他帮助秦昭襄王驱逐了以宣太后、魏冉为代表的外戚执政群体，极大强化了王权。
吕不韦，跟商鞅一样是卫国人，他以独到的眼光投资嬴异人，一力帮助其登上秦王之位（即秦庄襄王）；随后在担任相国期间，他主持了攻周、赵、卫等一系列战争，同时还效仿“战国四公子”广招门客，客观上扩大了秦国的人才储备。年幼的嬴政即位后，吕不韦主持国事十年，秦国继续保持对外扩张态势。
李斯，楚国人，由吕不韦的门客成为嬴政的亲信。他积极劝说秦始皇加速消灭六国，并且献上了收买、刺杀相结合，摧毁各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恶毒战略，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秦朝建立后，他协助秦始皇制定、推行了全套新体系，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明法度、定律令，对外征讨四夷.....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李斯无愧为
由上可见，他们六人个个是当时的顶级精英，在各自领域为秦国的壮大、扩张起到了顶层设计、贯彻落实的关键作用，要对他们进行排名，我们参照前文提出的两大标准加以比较。
第一、他们各自的工作对秦国有多重要？带给秦国的是量变还是质变？
在这方面，商鞅的独特地位毋庸置疑。他的变法，是中国古代效力最强、影响最深远的变革，不仅使秦国由西陲夷狄一跃而跻身大国之列、具备了一统天下的能力，还彻底地改变了秦国的国家形态；变法的成功，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地位，深刻影响了后世2000年。可以说，商鞅不仅让秦国质变，更让中国古代社会质变（姑且不讨论其是否合理）。
公孙衍、张仪，则没有参与秦国的核心政治事务，他们的角色主要是将领、外交家。张仪的连横战略让很多朋友记忆深刻，但说到底，这只是外交技巧，并没有对秦国带来质变。
范雎对秦国同样没有制度性的贡献，他的最大功劳是作为秦昭襄王的抓手、理清了权力生态。这在我们看起来貌似不太重要，但对强化秦国的中央集权、保持商鞅变法以来的道路意义重大；至于远交近攻战略，等同于敲定了其后秦国的对外方针，不过，这一思路其实并不新鲜，在其之前，楚国的黄歇就向秦王提出过类似理念。
吕不韦则很特殊，姑且不谈他主政期间的作为，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嬴政的诞生。但是，假如没有嬴政，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答案是肯定的。吕不韦对嬴政至关重要，但对秦国并非如此。
李斯在职业生涯前期，是嬴政的军师；在后期，则是大秦王朝制度的设计师——中国古代第一个行之有效的大一统体系，是由他帮助秦始皇搭建的。后来秦朝灭亡，实际上是由于偏离了这一路线；“汉随秦制”充分证明了这一体系的生命力。
第二，这些人有没有竞争者，他们是否不可替代？
商鞅没有竞争者、没有可替代他的人。战国时期，出现了多场由法家人物主导的变革，比如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几乎与商鞅同时开展的齐国邹忌改革、韩国申不害变法。
但是，这些变法跟秦国的变革不是一码事：李悝变法是战国法家的先驱，根据目前仅有的资料来看，他的重点包括制定法典、改革税法；吴起在楚国的思路主要集中于削弱贵族权益、将资源向军队倾斜；齐国的邹忌，只是注重对官吏的选拔、奖惩；而申不害是法家“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包括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