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父亲从清华大学理科生到“党内第一支笔”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思想理论宣传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25年的胡乔木，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参与了中国共产党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胡乔木之女胡木英。

老同学追忆或许能拿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胡乔木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县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是盐城名流，属于苏北农村的“开明士绅”，曾主持续修《盐城县志》一十四卷等，为地方志的延续做出过杰出贡献。受其父影响，胡乔木自幼喜爱文史类书籍。

胡木英介绍，父亲自幼喜爱读书。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过年期间，大人们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社戏。过了不大一会儿，家里人就发现他不见了，等社戏散场回到家里一看，他一个人躲在蚊帐里头看书呢。父亲读书兴趣广泛，有关历史、文学、哲学、社会等各方面的书籍他都读。

▲胡乔木之女胡木英

1924年，十二岁的胡乔木作为鞍湖小学唯一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的人，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读至高中毕业。这段经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父亲在中学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人著作，而且对所知的名人著作写了一个概论，发表在了中学的校刊上，我也是后来在扬州中学的校刊上看到的。”胡木英笑着说。“父亲在中学文理科都很优秀，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见到父亲中学时的老同学，还告诉我说：如果你父亲不干革命的话，或许能拿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提起这段往事，胡木英讲述了父亲的一段插曲：“当时清华大学系主任都要跟新生进行交谈，看到我父亲在选择除了主科以外，选择旁听的副科有好几页，问我父亲兴趣不是在物理吧？我父亲解释说挺有兴趣，只是经常做实验太耽误时间，对此主任建议我父亲再想想，于是我父亲转入了历史系。”

据了解，在校期间，胡乔木积极参与学校的共青团活动，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同年底，胡乔木由同校四年级学生曾迪先（时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奔赴延安坚持革命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乔木因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被北平市公安局列入黑名单。经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诫勉谈话后，他选择离开清华继续革命。

1932年5月，胡乔木返回自己的家乡盐城，开始投身于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入党介绍人被捕变节，胡乔木在家人帮助下逃脱军警追捕。又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帮助下，正式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二年级英语专业学习。

1934年底，胡乔木因积极参与革命，被校方视为“赤色分子”开除学籍。次年2月，他抵达上海，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组织部部长王翰取得联系。5月，经王翰引荐，胡乔木重新入党，恢复组织关系。随后，投身党的工作，7月调任“文总”党团成员及宣传部部长，11月，根据中央文委的决定，出任了“文总”的党团书记。

胡木英表示，在上海期间，胡乔木为多个刊物撰写过文章。一次，鲁迅先生写了一篇《从“别字”说开去》。他看后针对鲁迅谈及的文字问题本身写了一篇《从“别字”说回来》。内容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所谓的简化字，把它们归纳出来进行了分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让父亲负责文字改革工作，也说明了父亲在这方面是有经验基础和研究的。

1936年2月，“文总”解散，胡乔木改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次年5月，胡乔木接上级通知，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1937年7月，抵达延安的胡乔木，被安排在“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在青训班工作近两年的时间里，胡乔木为中共培养干部作出了许多贡献。期间与任青训班女生队指导员李桂英（后改名谷羽）喜结良缘。

▲胡乔木夫妻合影于中南海(1951年初夏)

1939年4月，已停刊近12年的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由任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兼任《中国青年》主编。随后，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胡乔木根据当时形势，写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上，获得众人夸赞，赢得很大反响。

人生中最大的转折

“我也是看到一些党史资料才知道，当时这篇文章，毛主席读后也大为赞赏，夸‘乔木是个人才’。”胡木英补充说。

1941年1月胡乔木的大女儿胡木英出生，2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郑重其事地对胡乔木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对胡乔木来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时年29岁的胡乔木，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胡乔木和毛主席在一起

“父亲做秘书期间，最大的优点是嘴巴特别严，绝对保守秘密。从来不跟家里讲他在工作上的事情，包括他跟主席的一些闲谈都不会讲。因此，我母亲还为这事跟他吵过几次架，说中央开会人家都知道了，你都不跟我们讲一声，他解释说有纪律，对家人都不能讲。”胡木英回忆道。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苏联，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情况，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了解苏德战争的发展情况。

“没多久毛主席就给我父亲出了个题目，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文章，大致说了一些想法，要求尽快成稿。大概一个多钟头，父亲就在主席身边写了出来，主席一看改了几个字就让发表了。所以写稿快，也是父亲能够在主席身边待下去的一个原因。”胡木英说。

之后的时间里，胡乔木在毛泽东的关注下，为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撰写了多篇社论、评论文章。

▲胡乔木和毛主席在一起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胡乔木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将毛泽东的两次即席讲话认真记录，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十分满意，亲自修改，公开发表，并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之一。

1947年，国民党集结大部队向延安发动进攻，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党中央撤出延安，但他仍留在陕北鼓舞和稳定军心、民心，但需要不断地发出指令，胡乔木不在身边，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毛泽东给正在陇东进行土改的胡乔木发去电报，让其赶到毛主席驻地王家湾。

“主席当时身边的警卫员告诉我说，主席一听说胡乔木快到了，特地走出窑洞，在院子外面等我父亲，见了我父亲以后，非要替我父亲拿背上的背包，从这可以看出，主席还是很希望我父亲能快一点回到他身边的。”胡木英补充说，“其实当时主席身边有笔杆子，写大文章没问题，但是写小的不够快，当时环境又比较紧急，所以我父亲是最合适的”。胡木英说。

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

提起父亲一直未恢复本名的缘由，胡木英解释称，当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遇到两个“乔木”，同是江苏盐城人，名气都不小，一个在南方，本名乔冠华，香港《时事晚报》主笔。一个在北方，本名胡鼎新，即胡乔木。毛泽东因“二乔”重名的麻烦，将两人召集到一起，得知“南乔”本名后说：名字很好，以后就叫乔冠华吧。至于“北乔”，可以带着胡姓，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毛泽东笑着说：“古有大小二乔，今有南北二乔。”

▲胡乔木（右二）和毛主席等人去重庆时的留影

1961年下半年，近50周岁的胡乔木，神经衰弱日益加重，已经无法胜任日常工作。无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病情，申请长假休养。

“当时父亲的神经衰弱太严重了。稍微写点儿什么东西脑袋就疼，根本写不下去。有过一篇社论，是关于增产节约粮食的，本来不是很复杂的一篇社论，但因集中不了精力又睡不好，拖了半个月都没写出来。所以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实在不行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主席就回了他一封很长的信，劝他要塌下心来，安安心心地养病。之后，父亲就离开主席，在杭州疗养了。”胡木英回忆说。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风悄然刮起，胡乔木想要放弃休养，回到北京，希望可以在杭州与前来开会的毛泽东见一面，但始终未能得到回复，等不及的胡乔木，选择从上海回到北京。

“父亲刚抵达上海，杭州那边就打来电话，通知他主席想要见他。收到消息后他又慌忙从上海返回，在杭州与主席匆匆见了一面，主席嘱咐他到北京以后，多看少说。没想到这就是他跟主席的最后一面。”胡木英说。

▲1949年4月，毛主席和胡乔木在香山交谈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愈加猛烈，胡乔木也未躲过。胡木英表示，也是主席说要看看他，才算把我父亲的命保住。后来毛主席去世的时候，父亲非常想去告别，先是给熟识的人写信，后是给中央写，最后不得已给江青写，希望能跟主席告别，然而就是没得到同意。这也是父亲一生的一大憾事，可以从父亲写的两首诗词《七一抒情》和《有思》中，看出他对主席的深厚感情。

据了解，1965年“七一”胡乔木曾做了一首《七一抒情》，回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经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晚年，胡乔木在七十寿辰做了一首《有思》，开头四句，抒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怀。“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耗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得以画上了休止符。

胡木英回忆道：“文革结束后，我父亲负责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其中关于‘文革’的看法，正反意见针锋相对，要用文字表达出来，得到大多人认可，那是非常绞尽脑汁的事。父亲在起草小组反复征求意见，几千人参与讨论，一稿又一稿，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我父亲最耗费心神的一件事。”

父亲最爱的是社会科学

1977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正式批准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党组书记。(直至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名誉院长）。

想要尽快将社科院工作启动，急需组织，落实，社科院筹备组人员和各研究所所需专家、学者。同时，社科院尚未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楼，这都需要胡乔木去一一敲定，仅用很短的时间，社科院工作启动基本完成。

“这都得益于父亲在阅读中和工作的广泛积累，应当找哪些专家、学者，父亲才心中有数。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各领域研究工作基本停顿。随后，开始通过中组部、人事部甚至中办点名点将，将分散在各地的专家、学者调回。父亲讲过，和其他党内职务相比，他的最爱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职务。”胡木英回忆说。

胡木英还说：“父亲去世后，社科院的人说，胡乔木的离去，是社科院极大的损失，因为在中央又特别懂社会科学的胡乔木，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报到中央，可以商讨解决，哪些着急，哪些可以往后推一推，都能理解，现在没有这么全面了解社会科学的了。所以在中央批准编写的《胡乔木传》中，说我父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资料显示，1977年至1981年期间，按照胡乔木的设想和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16个研究和出版单位。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仍在延续最初的设想和规划。

1982年，胡乔木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同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果不是后来因为中央给他的任务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要不他全身心的都扑在社科院上了。”胡木英说道。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75岁高龄的胡乔木退居二线，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每个人都应当具有爱国精神

胡乔木是个极其热爱读书的人，常常手不释卷，只要不是写东西，手里就会捧着一本书。正因如此，每逢周末或假期孩子回家时，母亲总会让孩子拉着父亲出去走走，让他暂时放下书本，享受一下户外的时光。

“我们拉着父亲去公园散步。到公园里面只要有文字说明的地方，他都会停下来仔细地观看。这个标点不准确了，那个字错了，或者花草树木的科目有误了，他都会用笔圈出来，让公园的工作人员把负责人叫过来，告诉他们‘赶紧改正’！”胡木英笑称。

提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胡木英表示，父亲从不局限于孩子学习成绩，即便孩子成绩中等，他也从未因此责备。他更看重的是孩子对知识的全面理解与掌握，并经常鼓励孩子多读课外书籍，从小说、科普读物到国外的童话故事等，无所不有。希望孩子能够广泛涉猎，开阔眼界。

▲胡乔木全家于中南海家中(1952年夏)

胡木英说，父亲对歌曲《苏武牧羊》和《满江红》两首歌情有独钟。小时候，他就为我们讲解过这两首歌的歌词含义，虽然他的歌声并不完美，但总能勉强唱出曲调。每年中秋节，父母亲都会邀请，院子里的司机、厨师、警卫等众人共度佳节。有一次，在大家的起哄下，父亲唱起了《满江红》，歌声中充满了激情，甚至流下了泪水。从父亲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情感。每当提及岳飞在国破家亡之际的那种感情，父亲总会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要爱国，当国家受到侵略时，我们必须奋起反抗。而谈及《苏武牧羊》，父亲会提到苏武坚守19年不降的忠贞，这正是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对人民、对国家、对祖国的忠诚。无论面临何种困难与挑战，这种忠诚都绝不动摇。

“这两首歌是我印象最深的，其他歌没见父亲唱过，这两首歌时不时地就会听到。所以我觉得老一辈人，为什么能够很年轻的时候就投入革命？而且一辈子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这么干，就是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有这个责任，所以他要用他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智慧为这个国家、为人民出力。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条件已经比他们好多了，更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党，不爱自己的人民。”胡木英回忆说。

党员干部不该是为了“管理人民”

胡木英介绍自己说，算是生在了好时代，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建设，以及社会的治理，都在越来越完善。

“‘大跃进’时期，我在读中学，学校为了响应炼钢铁，让学生们把家里锅碗瓢勺等铁制品能捐的都捐出来，最后炼出来的铁疙瘩几乎没用，类似的事，算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文革’那年，赶上我大学毕业，67年年底，在外交学院学习的我被分配到冶金部，次年，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厂，这一耽搁就是十年。终于可以正常工作时，又提出了年轻化，女同志55岁退休。又赶上了父亲生病住院，母亲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想着能多陪陪他们，就提前退休了。”胡木英说。

▲胡乔木全家合影

我们这一代人陆陆续续退休，开始有时间去多了解父辈的历史。大家组建了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发起了收集整理父辈资料，重走长征路，回延安，探访革命根据地等活动。

胡木英表示，越对自己的父辈了解，越觉得老一辈的共产党人能够“打天下，坐天下”，是跟人民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作为后人，有责任将这种精神传承下来。

受井冈山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邀请，胡木英任会长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成立了故事团，为年轻人讲述父辈的革命故事。

胡木英说：“现在的年轻人要了解共产党打下天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而建设新中国又是费了多少心血，虽然很多年轻人听完可能只是感动一下，但至少要让年轻人知道，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好的时候，那时风气很正。共产党的领导真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现在虽然物质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但是人心、思想差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讲述父辈的故事，是希望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在脑子里转一转，那时的美好是怎么来的？”

“父辈不怕牺牲，流血流汗建立的新中国，被个别自私自利的干部用来升官发财，只想着自己的小家，越来越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才能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基本的问题出在哪。党员干部应当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管理人民，所以我们就觉得有责任，把老一代这种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国家奋斗牺牲的这种精神得传承下去。”胡木英补充说。

▲胡乔木之女胡木英

“社会发展我们左右不了，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的后代，要尽我们的一份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胡木英最后笑称。

撰文：陈威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