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在国军内部，傅作义的影响力虽然无法与桂系、土木系或何应钦系等强大派系相提并论，其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力都相对较小，但他的存在仍然不可忽视，是国军内部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任何一个组织中，总会有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在傅作义的团队中，他无疑是众人之首。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又是谁呢？当人们提及这个问题时，陈长捷的名字往往会被提及。显然，长捷兄在团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否则傅作义也不会将天津这一重镇交给他来守护。
尽管有人声称傅作义是绥远地区的主要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董其武才是傅作义体系中的真正二号人物，他在绥远扮演着关键角色。傅作义的老巢绥远，实际上是由董其武掌控的。因此，说傅作义是绥远的唯一重要人物是不准确的，董其武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陈长捷，他起始时与傅作义类似，都是阎锡山的手下将领。然而，由于他与蒋介石有过多的交往，这引起了阎锡山的怀疑和排斥。因此，陈长捷在愤怒之下，选择了投靠傅作义。
然而，蒋介石并不希望傅、陈二人联手，因此迅速采取行动，让陈长捷独立出来担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然而，由于陈长捷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导致内部纷争不断，最终被免职并前往重庆学习。经过一系列的曲折和变动，直到1947年底，傅作义向陈长捷推荐了一个职位，他才得以前往天津。
换言之，傅作义在陈长捷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是他的上司，但将其形容为小弟则并不准确。同样地，以杜聿明和郑洞国为例，称郑洞国是杜聿明的手下是合理的，但若将郑洞国描述为杜聿明的小弟，则明显失实。
现已确认傅作义手下的二号人物为董其武，那么三号会是谁呢？显然不是陈长捷，而是孙兰峰。
孙兰峰与董其武，长期被誉为傅作义麾下的双雄，他们在傅作义的指挥下，就如同夜空中璀璨的双星环绕着明月，共同构建了坚不可摧的阵线。无论是长城抗战、绥远抗战还是五原战役，董其武和孙兰峰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傅作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所以，在傅作义声名鹊起，稳坐北平城的指挥位置时，身为二把手的董其武，责无旁贷地需要驻守他们的根据地绥远，稳固根本。而排行第三的孙兰峰则坐镇察哈尔省，他们都成了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为傅作义稳固阵脚。
安春山、郭景云等人，虽然同样属于傅作义的重要军事力量，但在整个体系中，他们的地位显然无法与董其武和孙兰峰相提并论。换句话说，傅作义、董其武和孙兰峰三人可视为傅家军的核心领导层，犹如三驾马车引领着整个队伍。这与桂系三巨头虽有所相似，但实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模式。
桂系三巨头呈现的是并列的协同架构，其中李宗仁处于核心地位，他们各自具备独特的才能和专业，宛如一个完整的圆形。与此不同，傅家军的三巨头则构成了分明的上下级关系，傅作义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董其武和孙兰峰则如同其左右手，共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形。用更为通俗的话来说，傅家军三巨头的这种结构，与三国时期蜀汉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之间的关系颇为相似。
在理解了傅家军的三位核心成员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众所周知，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北平起义，而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董其武作为第二号人物被授予了上将军衔。然而，孙兰峰，作为傅作义手下的另一位重要将领，也就是第三号人物，为何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军衔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深入探讨……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被动起义”这个概念。它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非自愿、由于外界压力或情势所迫而采取的起义行动。换句话说，这种起义并不是出于参与者的主动意愿，而是在某些外部因素或情境的影响下，被迫选择的一种行动方式。这可能是由于压迫、不公、或是无法忍受的现状所引发的。尽管参与者并非出于自愿，但他们的行动仍具有改变现状、争取权益的重要意义。因此，被动起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下，为了寻求改变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方式。
傅作义在北平发动起义后，紧接着的重要任务便是推动绥远的董其武也走上起义之路，这成为他接下来必须要完成的使命。至于孙兰峰，由于1948年底在张家口的战败，他早已逃离至绥远地区。
傅作义抵达绥远后，董其武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表示将遵循傅作义的决策，决定签署起义文件。然而，孙兰峰在最初阶段却持反对态度，拒绝签字。这一分歧使得董其武在签署后采取了一个特殊的行动，他在签名旁边放置了一个杯盖，特意为孙兰峰留出位置，似乎在暗示孙兰峰未来可能会改变立场，加入起义的行列。
孙兰峰为何没有选择起义，而是选择了拒绝签字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徐永昌带着蒋介石的手谕也赶到了包头，试图说服傅先生担任西北军政长官之职。也就是说，徐永昌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来干扰了起义的进程。
徐永昌的这一提议在傅作义和董其武那里并未得到认可，于是他决定与孙兰峰进行沟通。据徐永昌的日记记载，孙兰峰在十一点时再次来到，他提到傅作义现在正逼迫他们签字，无法逃避。同时，孙兰峰也表达了如果现在屈服，将来必能为国家贡献力量的看法。
中统特务张庆恩负责绥远地区，其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密信中，所陈述的内容与徐永昌日记中的描述相吻合。如下所述。
孙依然坚守不签字的立场，直到徐政委与傅的商讨陷入绝境。徐政委提出了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即先签字，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采取行动，他向孙解释说，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失去离间的作用。孙听了徐政委的建议后，开始有了签字的念头。然而，当徐政委离开包围圈时，孙仍未下定决心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