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范曾

◆徐迅雷

A

2024年4月10日22时，86岁的北京大学讲席教授、著名书画家范曾先生发布声明，与36岁的徐萌女士登记结婚。此事引爆全网，关注者甚众。

范曾与徐萌并不是干犯法的事，他俩这桩婚姻完全具有合法性。

网友们掀起了网评的狂欢，由于范曾先生让人感到“有点过”，所以网评往往也会“有点过”：

“前有范进中举，今有范曾不举——都是时代楷模！”

“范曾为什么结个婚都挨骂？一头白发，一朵红颜，一对现世活宝。”

“这个范曾好似一个‘饭甑’，更是‘犯憎’，其实该叫‘范增’，多个‘土’字，更准确。”

“我姓徐。看到徐萌的名字，我都想改姓了。”

“一纸婚书，教吾辈才识徐娘正好；无多讣告，信世人罔知范叔有心。”

“徐娘不老风韵满，脑进水，身出场；范爷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此足艺林笑话，堪称娱乐达人。范曾这里的文字水平，最多和毛星火一个级别。在‘不举之年’，终成‘德艺双腥’的‘佬艺术家’。”

范曾这个结婚声明以书法的形式发布，全文如下：

愛妻楠莉故去近三載，最初緣悲痛孤寂，更由於輕微腦梗，致藝術生涯举步唯艱。徐萌女士無微不至的关愛，使我身心全面康復。徐萌不唯關懷且鼓勵我藝事長青，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更作貢獻，情深誼篤，經我倆雙方同研詳究，願永結連理，正式結婚登記。藝林佳話，此足徵矣。

范曾发布手书的结婚声明。

中国古典文学学者、知名评论员、书法家盛大林发表了一篇质疑文章，很快成为“爆款”。推文直言范曾的文字及文笔“让俺不敢恭维”：“举步唯艰”应为“举步维艰”，“情深谊笃”应为“情深意笃”；同时，“举步”中的“舉”、“关爱”中的“關”，用的是简体字，“繁简混杂，书法之忌”。

可能是脑梗对范曾先生影响大，在这区区百余字当中，还有多处表达是不妥不通的——“长青”应为“常青”，“我俩双方”是重复，“详究”犹如审案，“结婚登记”应为“登记结婚”，“艺林佳话”则不宜出自当事人之口，否则成了自诩。

所以有网友说，“什么‘艺林佳话’，‘艺林笑话’而已，而已！活到八十却依然声名狼藉，这样的人生真不值得过！”

范曾讨嫌、不受欢迎，“此足徵矣”。

范曾出生于1938年，老夫与少妻相差50岁，所以不少网友还拿“一树梨花压海棠”来说事。“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是中国古代民间诗词，当然，它不是苏轼写的。纳博科夫名著《洛丽塔》改编成电影之后，香港有译者以“一树梨花压海棠”作为片名，影响那是相当大。

范曾声明中的附图。

范曾和杨振宁是老友，杨振宁82岁时娶了28岁的翁帆，这对范曾应该是个激励。杨振宁曾这样评价范曾：“是当代的大师，是当代的大书法家，是当代的大画家，而且以我外行的看法，他不只是当代的，也是几百年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大。”

徐萌和我同姓，我这“本家小妹”可能恰恰看中了范曾高龄的优势——因为人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尽管现在杨振宁都超过100岁了。也难怪有网友说，女方本来以为是“短线投资”，结果变成了“长线投资”。

而更多的人由此想到的是范曾的人品，想到在“文革”期间他是如何对待师傅沈从文的——他俩曾经是师徒关系。1988年沈从文去世时，正好是86岁，和现在新婚燕尔的范曾同龄。

接下来，我们重点看看沈从文笔下的范曾。

B

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为《沈从文年谱》（吴世勇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他的创作充满着诗意追求和人性关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后又出版了修订本），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沈从文全集。全集按小说、散文、传记、杂文、诗歌、文论、书信、集外文存、物质文化史分类分卷编辑，加上“附卷”和后来的“补遗卷”，一共有37卷：

第1～10卷，小说，其中含有剧本等少量其他作品；第11～12卷，散文；第13卷，传记；第14卷，杂文；第15卷，诗歌；第16～17卷，文论。

第18～26卷，书信，编入书信、废邮（即存底信稿）和零散日记，但1949年前已发表的书信、废邮，分别编入散文、杂文或文论卷；第27卷，集外文存，编入作者生前未发表的史料性、回忆性的文字，及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试笔等。

第28～32卷，物质文化史，其中第32卷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附卷1册，为资料、检索，包括作者年表简编、作者著作中外文书目、作者笔名和曾用名、全集总目录和全集篇目索引等。

后来增加的补遗卷4册，收有逸散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文论和书信等等。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沈从文全集》（部分）。

在这套逾千万字的全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49年之后，书信占据了很大篇幅，沈从文从此再也没有文学名篇名作了。

笔者手头拥有的是2002年版的《沈从文全集》，在书柜里占了整整一格，以下引文皆依据此版。在全集第24卷中，收有一篇题为《致一画家》的书信（第271-274页），写于1975年2月末，据废邮残稿编入。这是沈从文先生“剥画皮”的关键长信，全文长达2000多字，没有分段，而且没写完。这里择其要做介绍：

××先生：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见到你去年为安徽某报绘的商鞅画像，佩了一把不带鞘的刀，觉得不大妥当。因为共同搞了服装十多年，怎么您还不知道战国末年还不佩刀，只用剑。剑用玉作装饰，剑柄剑珥用玉，剑鞘中部也用玉，即过去人说的“昭文带”，而应当叫做“璏”。剑名“辘轳”即可以上下，如取水的井上辘轳作用。平时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时再提起，过长，拔不出时，必向后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紧急中听弹筝宫女的歌声，才应急救了自己。您还画过沂南汉墓列士传，很不错，我说明也写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说明，才弄错。不想想秦国法律严极，那容商鞅露刃上殿议事！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

沈从文在这里用“××”代替“范曾”之名，全信只出现一次“范曾老兄”的实名称呼。信的开头，讲的是范曾“商鞅画像”常识性的错误，沈从文提出来，结果青年范曾很生气。

……我们搞服装史，多严肃的一件任务！你参加过这工作，审查时是重重复复一直到最上级康老认可，才会通过决定付印的。因为还有个日本“专家”，搞了廿卅年“汉六朝服饰”作比较，对内重在解决历史画中一系列问题，对外则等于“打文化仗”。你是参加这么一件严肃工作的同志之一，革命浪漫主义也得在唯物现实主义前提下来着手，才会更加有好效果，一般要求不严，自己可不能不严肃对待。你说你负责，正因为不懂得什么叫“集体”，也对于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才告你错误处，仔细想想看，是帮助你还是束缚你？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其实对你长远说，大有好处。

接下来沈从文有一番苦口婆心。但是，有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范曾，显然是不会去掉“骄傲狂妄”的。

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即刘凌沧，原书注】，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我由相信刘先生所说，他和我相熟四十年，总比你懂得我多许多……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还是我的责任？……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

沈从文在这里直接对范曾表达了生气。相比于范曾的“小手法”“极轻蔑态度”，最让沈从文生气的是，“文革”时范曾“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

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么能设想，由标点符号学起，用不到十年，就写了六七十本小说？而由小学生身份，转到国立大学去教写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若果你处到我这个地位，怎么办？或且得意到真正疯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到不易设想！……但和你有个极大区别，就是从不利用人，甚至损害人，去达到个人目的。更不会存丝毫骄傲心。

沈从文只在这里写了一次“范曾”的实名，而且称他为“老兄”。这么一位无限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师，要在徒弟范曾面前自证优秀，这是多么屈辱的事！“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到不易设想”，这是沈从文对范同学最精准的评价；范曾一辈子都是这个品性，后面我将结合《范曾自述》再谈一谈。

……因为在国内一些妄人，写现代文学史时，骂得我一文不值。我所有书全部烧毁，永远不许出版。……独独我的被禁止，这就值得玩味思索，必有一定道理！是不是有不少作品，正触到官僚群的弱点，而在台湾、在二千万华侨中还会有影响，因此恼羞成怒，才加以毁灭性的打击，你试想……

这一封没有写完的信，最后面留了一个省略号。这里“妄人”这个词，着实很适合送给范曾的。对牛弹琴还能够让牛多产牛奶，但沈从文此刻简直是对牛粪弹琴，如果真是牛粪，那实在无法因此变香起来。

沈从文的后半生，仿佛变了一个人：胆怯、谦卑、委屈、羸弱……这是时代环境变了，以范曾为代表的“妄人”们施加给他各种打击，是重要原因。但沈从文有着一种湘西人特有的倔强，他挣扎着活了下来，没有像“文革”中那么多的文化人那样以自杀告别人世。

历尽沧桑的晚年沈从文。

C

在《沈从文全集》第27卷中，收有一篇题为《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稿》的资料性文章（第171-173页），写于1966年7月。“文革”中范曾的表现，在这里有充分的展现。

我是上月中旬和馆中几个领导同志一同调去集训的，因身体关系，上星期被调回来参加学习。回来后，看过三半天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像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沈从文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中，饱受欺凌和屈辱。“大字报”是斗争的重要手段，他被贴了几十张大字报，幕后主要推手是谁？沈从文接着写：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置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么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前十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就是最好的证明。痛苦的是若照毛主席所说，凡事应当“实事求是”，来作一点解释，我的神经和心脏实在不许可。因为目前低压总在110～120，高压在190～200左右。我说这个数字，年青同志目下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缺少实际经验，到将来衰老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沈从文的罪状，出自这里。“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对于范曾这个狠人，沈从文的苦痛和痛苦在这里溢于言表。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没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沈从文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范曾杜撰沈从文的家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1956年“匈牙利事件”前后，匈牙利一批自由派爱国知识分子组织政治沙龙，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命名。“裴多菲俱乐部”暗含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干预匈牙利内政的不满。随后，“裴多菲俱乐部”这个词漂洋过海，成为中国那个时代的“敏感词”，成为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一顶“反动帽子”。无论是哪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给老师扣这样的政治大帽子，那就是典型的“损人利己”。

……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十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至于对馆中的事情，领导上面的矛盾问题，我历来是不大明白的。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且不至于像30年前从事文学创作时那么害人，误己！

沈从文当然知道“多与天对话，少与人纠缠”，但他为字为文很敏感，遇事遇人则并不敏感。面对范曾的揭发与炮轰，沈从文这样的“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只有低头认罪，否则等待他的只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

D

1977年4月4日，75岁的沈从文给老友汪曾祺写了一封长信，该信收在《沈从文全集》第25卷中，其中有一大段文字谈及范曾：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详见《沈从文全集》第25卷第35页）

沈从文在这里用一句“‘巧着’中成了‘名人’”，极准确地写出了范曾的成为名人的秘诀为“巧招”。而且从头到尾，沈从文先生都不提“范曾”这个名字，可见发自心中的一种憎恶。在信中，沈从文继续写道：

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特别是“四人帮”问题一公开，更证明在某一时、某种情况下，新社会做人的灵活性需要，远比工作踏实认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进五了，做人倒似乎越来越天真，还不如许多二十来岁的人懂“政治世故”。大家近来都知道有个张铁生，有个黄帅，我却看到了、接触到过许许多多大同小异的张铁生和黄帅。却并不感到悲观，还相信类同的东西，都会在另一时公诸于世……只是我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怕来不及看到现代中山狼的亮相了。

（详见《沈从文全集》第25卷第35-36页）

沈老先生在信中夹叙夹议，叙的主要是这位范徒弟造谣说沈从文的家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来客人就奏黄色唱片、女孩陪跳舞什么的；议的是现代“中山狼”懂“政治世故”，“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的“小人的小玩意儿”……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尤其“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这个真要命。

1979年9月中旬，在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的一封未写完、未发出的废邮中，沈从文最后这样写道：

帮人忙，却帮出个现代中山狼，在四人帮全盛时代，十分得意被他戳着额角告我已过了时，再无什么发言权。我见惯了这类小事，还是与人为善好好告他，时间还早得很，待学才懂的还多!这个新社会，人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我却总永远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得个焦头烂额，五劳七伤，快八十岁了，有可能还得再设法改业……

（详见《沈从文全集》第25卷第380页）

沈从文在信末页背后附注：“不复，不参加！”这句话，真正袒露了沈从文的心迹。沈从文的前半生，处于兵荒马乱的时代，“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后半生则是另一种“兵荒马乱”。在那样的时代，吃香的正是“现代中山狼”那样的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高明的精致害人主义者。

E

“裴多菲俱乐部”和“商鞅画像”是涉及沈从文和范曾关系的两个关键词，前一个是范曾无中生有，后一个是范曾知错不改。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著有《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和《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第1版），是“感动沈从文家人”的沈从文传记，多处提到范曾。

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和《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封面。

范曾是如何成为沈从文的同事的？1962年，毕业分配之际，范曾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希望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偶遇阻遏”。范曾所言的“偶遇阻遏”，其实并非轻易能解决，张新颖在书中写到：

在历史博物馆美术组工作的李之檀了解这件事的经过：“根据沈先生的要求，馆人事科派人去中央美术学院联系。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先生认为，范曾有个人名利思想，不同意将范曾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并建议分配给同时毕业的其他同学，并保证能满足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和工作质量要求。当时的馆领导为了尊重沈先生的意见，由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高岚亲自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多次交涉，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才同意将范曾和边宝华同时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和馆里美术组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形象材料的临摹绘图。”在《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绘图工作中，范曾确实投入了极大精力，发挥了才华……（详见该书第189页）

叶浅予是著名画家，目光犀利，他看出青年学生范曾有“个人名利思想”，并不客气。

该书有一小节的标题是《伤害》。1975年，协助沈从文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画图的王亚蓉，见证了范曾对沈从文的当面喝斥奚落：

二月的一天，沈从文在馆里看到范曾正在画历史人物画，按照老习惯，他指出画中有不合历史常识的地方，不料遭到范曾当面喝斥奚落。王亚蓉记得，“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详见该书第265页）

两天之后，深受伤害的沈从文给范曾写了那一封长信。

凌宇著《沈从文传》（诞辰120周年典藏版，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封面，印着沈从文对凌宇说的一句话：“遇到的好人实在太多。”而沈从文遇到的“坏人”，不算多，但很“拔尖”。

凌宇著《沈从文传》（诞辰120周年典藏版）封面。

在“文革”中，许多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转眼间便成为革命的阶下囚”，沈从文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很重要的就是拜范曾所赐。书中记载：

有人揭发，沈从文家成天跳黄色舞，听黄色音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也是一种诬告，沈从文从来不会跳舞，也从未在家里举行舞会，所谓听黄色音乐，实为沈从文长期养成的听西方古典音乐的习惯；解放以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自然又是“反动学术权威”。

于是沈从文被红卫兵先后八次抄家。他无法记清被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唯一留在记忆里的，是他的六公斤一捆的书信被抄走了。（详见该书第467页）

《沈从文传》中，作者形象地描述了范曾在沈从文面前的傲慢，但不提范曾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全民族的浩劫，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警觉与反思，全民族正在觉醒中，玩火者正将火引向自身……

沈从文所属历史博物馆,“批儒评法”正在进行。一如其他部门和单位，有人暗中抵制，有人消极敷衍，有人盲从，有人投机。

这天，历史博物馆的“大批判专栏”里，出现了一套歌颂“商鞅变法”的组画。其中,商鞅手按佩剑,旁若无人,气宇轩昂地大踏步登上金銮宝殿。见到这套组画时，沈从文真正生了气。

沈从文找到组画的作者，十分诚恳地说:

“这不行，秦制那样厉害，臣子怎能带剑上殿?”那人却坐在沙发上，傲然说:“我负责。”

沈从文说:“不是这个问题。这是博物馆，你这样做，别人会说我们无知。”

对方却带着不屑与之理论的神气，指着沈从文说:

“你过时了！我要是照你说的去干，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详见该书第483页）

知识分子最需要被尊重。但是，温和谦卑的沈从文却成了被羞辱被陷害的人。在历史的深处，许多悲剧就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

修订本《沈从文全集》之《物质文化史》封面，其中第32卷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F

著名作家林斤澜曾说：“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以理性或感性再现在史书上，在艺术里，在真里或美里，不论戏剧或悲剧。果然再现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会是摧毁的手段。”

知名记者作家陈徒手，著有《人有病天知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5月第1版），这是关于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访谈纪实作品，其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具体写到范曾在“文革”期间是如何对待沈从文的：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比较厉害的居然是他曾帮助过的范曾。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1962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不时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说：“错了。”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

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1998年5月6日口述)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范曾想说他从未画过屈原像，以此来解脱这件事……

（详见该书第51-54页）

陈徒手著《人有病天知否》很畅销。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最早刊发于1998年10月号《读书》杂志上，后来收进书里的版本有不少增删。看到陈徒手发在《读书》上的这篇文章后，范曾显然很激动很生气，写了长文《忧思难忘说沈老》进行驳斥。文化艺术出版社在2004年1月出版过《范曾自述》，在2010年10月出版了有大量增补的精装本《范曾自述》。该文就收在新一版的《范曾自述》中（详见第258-266页）。

很奇怪的是，范曾一开始就搬出郭沫若批评沈从文的旧事，说“郭沫若写自传《洪波曲》中批评沈从文先生，说他对在抗日烽火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三厅颇有微词的时候是1938年”，仿佛是为“沈从文就该挨批”做铺垫的。然后文中说：

我和沈从文先生是两代人。与先生接触自1962年始，彼时我二十四岁，中央美术学院刚毕业，当时沈从文先生整六十岁。……回首往事，往往勾起心灵的伤痕。然而陈徒手作为一名青年记者，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恩恩怨怨并不清楚，但对我与沈从文的关系却似乎言之凿凿，颇能蛊惑视听。他的文章其实是一篇对沈从文述焉不详的访问记录，而文中涉及我的部分，则应该说是深文罗织，近乎构陷。这是此文着力最多的部分，所以全国的报刊转载该文的热点即在于此。一时间，我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迫害沈从文的造反派，而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这是一个投向社会的，精心加工、肆意歪曲的巨大幻影。

范曾对陈徒手文章进行了全盘否定。之后写到关键的“文革”中自己的表现，范曾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本身所写大字报甚少。在沈从文被专案组揪出不久之后，同一专案组也将我揪出……我在前面曾谈到这次给沈从文写大字报一事，深自韬悔，那是由于我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即使这种被造反派视为“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也不应写，表现出自保的怯懦和对造反派淫威的畏惧。……我庄严地宣布：陈徒手文中谈到的我给沈从文写了为数几百条罪状的大字报，那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所有当事人、目击者可以证明的。而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我相信沈从文先生的人格，他不会将当时同为釜底游魂的我作为鼎脔奉献给造反派的。

在文中，范曾用“精神的猥琐、造谣的精巧”来形容陈徒手。他认为，所谓“沈从文大字报稿”是虚拟的，并且问：原件呢？他将“这是一种无端的构陷，一种荒诞可笑的谎言”这句话单独作为一段，可谓旗帜鲜明；然后说“大字报的内容也捏造得离谱”；还有“顺便说一句，我没有画过历博陈列中的屈原，而只画过韩非子和荀子的像”。

非常好笑的是，范曾在《范曾自述》一书开篇长文《我的自述》中这样写：“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我笔下的人物如庄子、老子、屈原、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柳宗元、蒲松龄、曹雪芹，神话人物钟馗、女娲等等，都是我有感而发，借故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见该书第26页）范曾老兄竟然忘了自己在这里写着“屈原”，这么明显的矛盾，可见撒谎实在很简单。

《范曾自述》一书《我的自述》中，范曾其实说到“笔下的屈原”。

同时，他对“家里跳舞”之说也予以否认，但这里只字不提“裴多菲俱乐部”之说，其实“裴多菲俱乐部”才是关键呀！范曾对陈徒手擅长于“提灯定损”，对自己可不会进行“提灯自照”。他在《我的自述》中轻描淡写地说到：“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兴思及此，总是一阵阵内愧。”而从《忧思难忘说沈老》一文看，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对不起沈从文的地方。

《我的自述》还自述了这样一事：“我前半生中还有一件属于品德领域的错误，便是1960年曾因写《徐悲鸿》一书，对廖静文先生提的十分中肯的意见不满而反唇相讥……”

嗯，有数了。人有病，天知否，人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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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封上印着“中国最具影响力国画艺术大师”的精装本《范曾自述》，带头篇就是前文提到的长文《我的自述》。文章一开始就说：“我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书香门第。据家谱记载，先祖上溯可至北宋范仲淹先生，而有史书详尽可稽考的，则可从明末清初我的十二世祖范应龙先生算起，直到我的父亲范子愚。这十二代人里，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诗人、文学家、画家，而足可彪炳于中国文化史的巨擘大师至少有范凤翼、范伯子、范仲林、范罕等人。”

新版《范曾自述》封面。

范仲淹真是范曾的先祖吗？范曾真是范仲淹的后代吗？其实是存疑的。在第一种《范曾自述》书中，没有附上范仲淹的画像，在后一本《范曾自述》中，就有范仲淹的画像了，放在家族人士老照片的最前面；其中也有范曾和父母的三人合影，照片上年轻的范曾确实是一个大帅哥。

然后写：“范伯子肯堂先生是我的曾祖父。他是同治年间杰出的诗人，开一代诗风，与同时期的大诗人陈散原，两峰并峻，是诗史上‘同光体’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两老契好，遂结儿女姻缘，近代的大画师陈师曾成为范伯子的乘龙快婿，为文坛佳话。”这里就有“文坛佳话”一词。

在这篇自述中，范曾的自大、自夸、自诩、自豪、自恃，令人叹为观止。无论范曾是不是范仲淹的后代，假如范仲淹知道千年之后的中国有这么一个姓范的高人，估计他都恨不得改自己的姓。这里摘录其中若干片段，妙文齐欣赏：

我四岁时入学，由于早熟的聪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父亲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家中有些留下的画册和画具，我从小便喜欢横涂纵抹……我总忘不了我少年的困境和对美的追求。

1955年，我十七岁，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的记忆力是颇惊人的，过目不忘，三遍成诵，几百个历史年代背得哗哗如流水，所以我的成绩从来不低于五分。

我在大学里的成绩，一年级时尚不足观，二年级以后，才崭露头角，此后一直名列前茅。1962年毕业时，我画了一幅历史画《文姬归汉》，拿去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激动，夜不成寐，凌晨三时起床，匍匐于地，将他赠我的长诗题于画面。这首诗，成了郭老的不朽名篇，录入他的《东风集》中。郭老在他的寓所接见了我，他说今后有杰作，他还愿意给我题诗。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的艰巨的工作。沈从文先生的格言是要有耐心，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态度……在编绘的过程中，我临摹了不少的传世杰作，在白描上可说痛下了苦功……二十几岁的我，白天黑夜伏案勾画这样一些精微的画稿会那样耐心认真。

我大学毕业之后跟沈从文先生编绘服饰资料，不仅丰富了我的学养，磨炼了我的技巧，更由于这一时期我发愤忘食地用功，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里，我清心寡欲，坚持着安贫乐道的寂寞生涯。当时，我没有戚戚之名，同时，我也似乎不汲汲以求。

我作诗、著文、讲演喜欢即兴神驰，随感而发。才思敏捷，情绪风动，这是我的所长……那时，我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画一罗汉头像，李燕认为极妙，珍藏至今。

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

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

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想把我拉入泥淖，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自私和狭隘；绝大多数的人都为我的成功欢欣鼓舞。

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绝不无病呻吟。我喜为诗文，很多题跋都是我一鼓作气，像流水般毫无挂碍地倾泻而出的。

我藏之名山的作品还有……我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

1978年我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教，翌年，任副教授。青年学生最爱听我的课……凡曾上过我的课的学生，对我都十分爱戴。我又讲演滔滔乎雄词，妙语连珠，因此北京的各大学都爱请我作报告，谈祖国、艺术和人生。

这不免让人想起先哲托克维尔表达过的意思：“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他都会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只是在范曾这里，得把“僵尸”二字换成“天才”之类的妙词。

自述中“当时，我没有戚戚之名，同时，我也似乎不汲汲以求”这句，颇值得玩味，这比后面那句“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似乎更神奇。

在自述中，范曾还特别强调了他在日本受到空前的欢迎、空前的成功：

1979年10月，我作为荣宝斋代表团的特邀成员，赴日本参加荣宝斋展览的开幕式，我的二十幅作品被日本各界人士抢购一空，这是我在国外首战告捷。

1981年我的个人画展在日本横滨举行，日本各报都有报道。NHK广播电视中心特邀平山郁夫先生向全日本介绍我的作品，他认为我的画充满活力，是现代中国画的优秀代表。

1982年我的另一次个人画展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的影响更大。《朝日新闻》、《东京新闻》以整版介绍我的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1983年日本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和两备柽园财团联合倡议在冈山县建立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由久负盛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先生任名誉馆长。这个倡议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国内文化部的支持，1984年4月1日正式开幕。这是中国画家以个人名义在国外建立的第一座美术馆，它规模壮丽，设备精良。

我曾经在日本获得过中日文化交流功劳纪念杯和范曾美术馆设立纪念杯，在国内曾获得过1980年最佳邮票绘画奖杯。1983年《画家范曾》新闻电影在国内外上映，日本已购买此片的专利，翻制为录像带，名以《水墨画鬼才范曾》，在全日本发行……

这就是世界级的、空前绝后的范大师范曾。早年民间有言：“口袋里插一支钢笔的是小学生，插两支钢笔的是中学生，插三支钢笔的是修钢笔的。”那么，范老范大师，口袋里至少是插了五支钢笔的。

这种基因里的、骨子里的自大且自私，是改变不了的。没错，“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种可怜的事情。”

如果说沈从文是“向人类生活的远景光明凝眸”的人，那么范曾大师可谓是“向自己人生的伟大非凡凝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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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有着骨子里的良善善良。在晚岁，他自称“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作为“出土文物”，沈从文在1988年差点就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其中重点讲到沈从文：“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评委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记载了沈从文1988年春天告别人世的时刻：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㐨、王亚蓉急急忙忙赶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六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后的话。

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详见该书第341页）

沈从文一生最后一句话是对妻子张兆和说“我对不起你”——在中国近代史上，合肥四姊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是名门贵族，她们的丈夫分别是大名鼎鼎的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和傅汉思。当年沈从文追张兆和的故事，尤其是“情书最多”，可谓尽人皆知；然而在辞世前，沈从文最后对张兆和说的是一句“我对不起你”。天涯晚笛，戛然而止。

前排：张元和与顾传玠，后排：张允和与周有光、沈从文与张兆和。

那么，不妨想一想他的徒弟、学生范曾，曾经对谁真心地说过一声“对不起”？将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会对第四任爱妻徐萌说什么呢？

大约是可想而知的罢。（作者系本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