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卓亦谦：当你在正视创伤时，起码可以找一个出口

今年的金像奖，“新晋导演”获得者是《年少日记》的导演卓亦谦。他虽然是一位新人导演，但已入行十年之久。他做过《激战》的助理编剧、场记，做过《今晚打丧尸》和《杀破狼·贪狼》的编剧。2019年，他的《年少日记》成为第五届“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大专组获奖作品，获得了拍摄资金。

作为一部新人作品，《年少日记》的成绩是成功的，本片是香港本土2023年港产电影票房第二名（约2346万港元）及豆瓣2023年用户最高评分华语电影（8.5分），并在4月19日内地公映。据看过的观众反馈，这是一部令人落泪的作品。此处的落泪微妙之处在于，观众不仅为角色慨叹，也因被勾起的私人回忆而伤感。近些年，原生家庭的议题被广泛讨论，大家开始意识到成年后很多心理问题追溯起来，其实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创伤导致。《年少日记》触达的是很多人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创伤性回忆。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创伤经历去回应这个世界。人是否可以和自己的创伤和解呢？如果不可以，逃避是不是更有用呢？卓亦谦给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创伤是无法逃避的，压抑久了，总有一日会变本加厉地发作。《年少日记》的诞生，其实是卓亦谦为了纪念大学亡友。好友猝不及防的自杀，让他多年来一直都耿耿于怀。某程度上，创作《年少日记》也是他修复这段创伤性记忆的尝试。但是，拍完后，卓亦谦发现，原来没有和解这一回事。尽管伤口可能愈合，但是还是有伤疤的存在，而伤疤始终都会在某些时候隐隐作痛。也许，我们能做的不是刻意遗忘，而是携带着这些伤疤继续往后的人生。以下采访是一份电影导演的创作谈，也是一份过来人的心灵素描。

01

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南都娱乐：很多观众将《年少日记》海报和杨德昌的《一一》做联想，两部电影海报构成了正反面，请问是想呼应什么？

卓亦谦：这是一个误会，这张海报是拍于学校礼堂那一场戏，我们正在吃饭，剧照师就叫了黄梓乐站在那里给他拍，他觉得背景很干净。黄梓乐做了几个表情，最后剧照师就选了这张。那时候现场很忙，我根本没有想过到底哪一张照片可以用来做海报，我就给剧照师自由发挥，包括黄梓乐坐在一张凳子上，其它很多空的椅子在他旁边，那都是临时发挥。大的电影公司拍的时候会有很多海报概念，但是我那时候没这个能力，处理现场的事很忙。

南都娱乐：很多新人导演都会选能够表达自己、彰显自我的题材，你第一部电影选的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题材，这个题材有什么非拍不可的原因吗？

卓亦谦：《年少日记》讲了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有学业压力的问题、也有香港的“比较文化”的问题。我是在香港这座城市长大的，我会有一种感觉，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去玩、喝酒，一帮人看起来很开心，但那些是资讯上的交流，不是感情上的交流。大家没有交心的习惯，很多人将心事藏在心里面。

对我来讲，非拍不可的原因在于，它综合了很多我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而最关键的原因是，我大学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朋友轻生的事情，我在想到底原因是什么？我假设了一些原因，例如之前讲到的那些元素，为什么香港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家的压力都这么大，出了事都不会说，或者不习惯说出来。我很想讨论这个现象。

南都娱乐：你提及过自己曾受到过《心灵捕手》影响，在电影里，是由老师去让问题学生释怀自己的心结，但是《年少日记》的老师郑Sir就是个有心结的人。传统意义上，老师应该是帮学生解决问题的人，但如今老师甚至是个比学生问题更大的人，让一个本应该拥有权威的人“下凡”“失势”，你觉得是一种解构还是一种解脱？

卓亦谦：这也是我对老师的感受之一，我小时候那些老师是高高在上的，充满知识的，做什么都是对的，学生要听他的。但是长大以后，我有朋友当老师，我了解到首先老师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的问题要去解决，老师也有不同面貌的生活，比如说抽烟。

我有一个老师朋友，他有时候和我讲今天很想和学生聊天，但学生拒绝了自己。我觉得其实他有表达关心就很好了，何必要追求一个结果？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苦恼？因为我们传统社会是一个很追求结果的社会，你关心学生一定要帮他做到某些事情。我觉得不是的，应该要认同的是老师那个心态，而不是结果。我跟我朋友讲不用这么多苦恼，有这个心接近学生，但学生可能有自我保护机制，看到老师接近，他们也怕。但也许，学生长大之后会记得有老师接近过自己。

02

历史上价值观的变化是靠人与人讨论出来的

南都娱乐：《年少日记》的问题家庭是很传统的父权主导的家庭，父亲是家庭的中心，拥有绝对的权威，母亲、子女都只是从属，整个家庭结构充满了权力的高低位。杰仔自始至终争取不到父亲的爱，本质原因是不是也是这种家庭结构导致的？

卓亦谦：是，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那时的香港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所有家庭都是爸爸说了算，妈妈比较低调，很顺从丈夫的意见。父权的家庭结构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个故事也讲了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杰仔有一个很喜欢的漫画家消失了，香港的“比较文化”等等，所有东西加起来。我不想写一个故事原因很单一，有些报纸会写一个人失恋跳楼了，一定是感情问题。现实不是那么简单，不一定是感情问题，这个人也许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这个结果。

南都娱乐：你曾经在其他采访批评过，香港虽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有一些很传统的大男子主义，我留意到香港的性别讨论其实不是很多。

卓亦谦：我小时候读书，明明说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但是长大以后会有一种反差的感觉，很多方面都不是很开放，真的很保守，我小时候已经是这样，长大了也没变。比如潜在的父权主义或者性观念，对我来说都是保守的。

南都娱乐：香港为何会有如此反差的保守？

卓亦谦：好问题，我真的没想过。香港人很习惯追求数字化的东西，而没有想价值观。数字化的意思每天都在想自己的儿子考第几，我要赚多少钱，我有多少物业，我一定要买楼，网络媒体有多少人关注……整体都要寻找一些数字的东西去证明。我不是说追求那些东西不好，那些东西也是目标，但是要平衡一下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信奉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少去讨论这些事，也可能是在脑子里想，但是很少拿出来说。我认为历史上价值观的变化是靠人与人讨论出来的。

南都娱乐：近些年，原生家庭的议题被广泛讨论，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成年后很多心理问题追溯起来，其实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创伤导致。你在电影中也呈现了郑Sir的童年创伤延伸到了他成年后的亲密关系，让他变成了回避型人格。你如何看待原生家庭的问题与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关联性？

卓亦谦：比如说郑有俊这个人物，他小的时候，他的家庭环境是很看重成绩的，那件事（哥哥自杀）发生之后，他意识到可能家人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基于我有一个好成绩而来，这令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没有信心。但这件事是不是一定是家里大人的不对呢？我也不是这样的意思，那种价值观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在里面，可能家里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这样，甚至可能香港开埠以来就是这样。于是小时候的遭遇影响了他长大后体验亲密感，让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永远，爱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存在世界上，自己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家长，这一切环环相扣的，起码戏里面的角色是这样的。

03

正视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对

南都娱乐：在放出的删减片段中，母亲和被家暴的儿子谈心，谈话中透露了父亲从小也是被家暴，父亲这个加害者曾经也是受害者，但很讽刺这个受害者最终变成了加害者。为何最终删减了这个透露父亲过去的片段？

卓亦谦：因为这一场戏的拍摄很赶，本来是分开镜头拍的，有一个二人镜头，一个单头，应该是三个镜头，但是因为很赶，赶到我只能够用一个静态拍这样的对话。其实我很喜欢他们的演出，这片段交代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郑中基饰演的父亲上一代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剪辑的时候发现这场戏很影响整体节奏，观众看到那个镜头觉得节奏很慢，虽然保留其中一点我想讲的信息，但是我3分钟镜头可能会打乱90分钟流畅节奏的话，我要做一些选择，所以最终就删除了，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这个片段会在宣传中放出来。

南都娱乐：这么说，在一个家庭里，上一代的不幸会延续到下一代，一直轮回下去吗？

卓亦谦：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不过就算是一个轮回，但是在主角这一代会不会有改变呢？变不变得了不重要，起码他心态上已经变了。

南都娱乐：在电影的结尾，郑Sir带着花到天台去祭拜哥哥，似乎终于正视了这段创伤记忆，你觉得他成功跟自己的过去和解了吗？

卓亦谦：我觉得很难，我拍之前有想过可不可以和自己和解，拍完之后我发现没有和解这回事，但你可以记住离开的人的好。郑Sir和离开的人的一个对望，其实不是一个和解，而是他开始接受这件事，走出第一步。

南都娱乐：如果有一些创伤哪怕正视了也没办法和解，那逃避不去触碰会不会更好受一些？

卓亦谦：我不觉得，尽管你不说但那件事一直都在，某年某日看到一些东西就会想起来，一辈子都会这样子。正视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电影里面的郑Sir，他的方式就是要让很重要的人知道这件事。我觉得有时自己面对不了，你和很重要的人去讲也是一个开始，不需要自己去面对。正视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对，我不信能躲避。但是当你去正视的时候，起码你可以找一个出口。

南都娱乐：电影中有一则学生自杀的新闻，而底下的评论充满了对这位学生的偏见和批评，你觉得目前社会对于抑郁症的无知和傲慢，是不是也助长了抑郁症病人采取极端化行为？

卓亦谦：有这个成分，戏里面有一段杰仔说自己睡不着，想看精神科医生，妈妈说精神科是给癫的人去看的。这是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听到的一句对白，但是我到了三十几岁发现，现在还是这样。我观察自己身边人，抑郁的阶段或者精神病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有一种误解他们都是疯的，大家潜意识会觉得这些人永远都是这样。我认识的基本上所有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其实那只是一个阶段，就像伤风感冒，吃药是可以好的，但是不吃药就会严重一点。

当大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上的标签和误解，会令到他们遮遮掩掩不说或者不承认自己有精神健康问题。但是如果说出来，我反而相信能快一点得到处理，能像伤风感冒一样的讨论。因为这是病，不是一个选择，对病人来讲生病不是一个选择，但是有些患者可能以为自己能选择，他们很自责，于是抑郁成疾，导致一个无可挽回的后果。

04

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会有做错事的时候

南都娱乐：我们总是假设这个社会存在一种所谓的正常，但是可能能符合这个正常标准的人数量很少，换言之正常人其实只是少数人，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很不可思议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底线。你如何看待正常？

卓亦谦：何谓正常，这也是我经常想的问题。所谓正常轮不到我去定义，也轮不到任何人去定义。我会避免用这个词，比如一帮朋友说你很正常，其他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某个人不正常，我不想引起这些误会。对我来讲，一个人愿意坦诚地交流，没有做任何伤害人的事就够了，我不会去理会他正不正常，甚至我觉得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正常的。正常这个词汇是在讲什么呢？其实是要求那个人要做得很完美，不可以有错。比如大家会认为，一个正常人又怎么会去做“坏”事呢，做“坏”事就不正常了。我们有这样一种认知，但是我的认知里，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会有做错事的时候。

南都娱乐：《年少日记》全片反复在播放德彪西的《梦（Rêverie）》，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面也是反复使用这首音乐，你们两部电影其实都涉及了青少年心理问题。这是巧合吗，还是说你选择这首古典音乐有特别的原因？

卓亦谦：我选择德彪西最初的确是因为岩井导演，我平时还听德彪西另外一首音乐《月光》，我最初是想选《月光》的，《月光》很多戏都有用。但是到后来，我觉得《梦》比较契合这个主题，原因是郑Sir这个角色有时候会梦到他的哥哥。譬如戏的开场就是杰仔上了天台，然后大喊，但是在弟弟视角不会看到这一幕，只能看到他的日记去想象，下一个镜头接什么呢，就是接郑Sir醒过来，所以说第一幕是他的梦境也可以，我觉得梦这个主题是我比较喜欢的调调的。

在现实里面，《梦》和《月光》都是我在写剧本脑子混乱的时候听，我会平静一点，我很享受这两首钢琴曲。岩井俊二那部电影也很适合，《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讲的是欺凌文化，我这部电影不同，我讲的是怎么面对自己很多年前的阴影。

为何我会用到钢琴曲，因为电影里角色要学琴，我问了配乐师，一个9岁的孩子能不能弹德彪西的音乐？他说要很厉害才行，我当时就想那很厉害就对了。因为戏里面杰仔没有享受过钢琴曲，我想说当他人生最后去到天台对望的时候，他的弟弟重新在脑海里响起这首音乐，然后让角色得到我在现实中得到的平静。

南都娱乐：除了德彪西外，这部电影在其他音乐的使用上也很有感染力，可否分享下这部电影配乐的讲究之处？

卓亦谦：我记得和配乐师聊的时候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钢琴曲，角色的童年时期有很多钢琴曲，因为角色本身要弹，其它配乐也是在钢琴曲变奏出来，比如他看漫画的时候有一些鼓声，比较有鼓励性的音乐。另外一部分就是成年人的部分，郑Sir经常是很孤独的状态，配乐用很多电子单音音乐。但是随着故事发展，当这两条线开始交集，过了中间的转捩点之后，钢琴和电子单音融合在一起使用，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概念。我们有三个配乐师，区乐恒是一个乐队吉他手，他很擅长电子单音。他的女朋友廖颕琛是一个歌手，她就负责钢琴。第三个配乐师张戬仁是一个仲裁人，他分析每一场怎么样，然后讲他的感受或者提议一些做法。

南都娱乐：我留意到你其实是谭家明导演的学生，这位老师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卓亦谦：谭教授不是教你写剧本要怎么样，拍的时候程序是什么，他不教这些。我们上他的课，每一节课他都准备很多不同的一两分钟的电影短片，每次播完之后就说为什么觉得这个导演拍得好或者为什么拍得不好，就分析为什么用这些镜头而不用这些镜头，他讲的都是本人对于电影处理的感受。所以说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分享。我们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譬如配乐师区乐恒、张戬仁、卢镇业都是他的学生。谭教授对我们这帮学生的影响是，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如此执着去看电影。我记得上第一节课他问我们这些学生多少岁，我们回答之后他就说奥逊·威尔斯自导自演《公民凯恩》的时候，只有25岁，大家全部起步都迟了，叫我们不需要跟经典的电影比较。但他没有看轻我们任何一个学生，他会叫我们“未来的导演”。他对我们说过，作为导演如果你对自己的艺术不够执着的话没有资格做导演。他不是骂我们，而是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他示范的是一个人如何看待电影，而且他也没有很执着地让我们一定要听的，他认为每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对就听，不对就不听。

南都娱乐：谭家明是当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近几年香港出现了一批不同于过去香港电影的新人作品，被誉为这个时代的香港新浪潮，你是否留意到这个趋势？

卓亦谦：我希望有电影可以拍就可以了。他们这批人有很多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同一代譬如《正义回廊》的导演何爵天，我跟他认识是在林超贤导演的《激战》中，他是第三副导演，我是场记。我们一起看着对方被人骂，我们是被人骂大的。前年他做了导演后，我也有机会拍戏了，很多都是伙伴。对这个浪潮的看法，我真的没有，大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大家都是很苦恼以后会如何。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