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江西工作，厅里领导夫妇要去上海复诊检查，需要一名随员。可他们是要坐飞机去，便寻到了我这位新上任的小处长。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财务规定，遇有紧急工作，处级以上可以乘坐飞机；二是我一个上海人可以免费住在上海家中，则省下一笔住宿费用。此行于双方都有好处，尤其是我，碰到坐飞机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总务部门替我们买好了机票，我只带着几张盖了单位红章子的空白介绍信，以备行程中办事需要时随时填写。
那天秋高气爽，我们三人按时登上了机舱。这架飞机是苏式伊尔14，能乘坐三、四十个人。剪着短发身着蓝色春秋衫的女乘务员（那时还没流行盛装时尚的空姐们），朴素得和火车列车员一样。我们一落座，每人先发一把纸扇；然后让大家系好安全扣。我不会扣，想看看后排的领导夫妇是如何扣的？然而他们动作十分麻利，双手一合就扣好了，根本容不得我看个究竟。怕别人笑话，只能将带子两头拉到肚子上，用我的左右手掩饰着。
不一会儿，便觉得舱内热气腾腾，大家用力地摇晃着手中的扇子，扑过来流过去的都是热气。我穿着的确良中山装，扣子扣得严丝合缝，此刻已经汗流浃背，这不简直是在蒸桑拿？忍耐不住，便上下解开衣扣。我当时十分诧异：坐飞机怎么还要遭这样的活罪？
不多久，发动机声响突起，震耳欲聋。乘务员过来见我没扣安全带，示意我扣上。我重新将带子两端拉到肚子中间停顿着，下一步的操作我不知道。谁知乘务员就站在我身后，她大声地告诉我（声音要压过机器轰鸣）：“安全带不是用手拉的，拉能拉得住吗？我教你，应该这样扣。”当着全机舱的旅客，我红着脸扣上了安全带，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大约煎熬了十分钟左右，飞机起飞了。待飞机升到空中，才感觉阵阵凉风袭来，原来是因为飞机小，动力不够，所以起飞前需关闭空调等耗油设施。
凉快了，气就顺了，也有兴致左顾右盼了。忽然发现我的临坐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还是两支！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也散发着光亮。以前一直听别人说，坐飞机不能戴手表、插钢笔，由于飞机上气压大，弄不好要卡进肉里。多凶险的事！可临坐怎么就不知道？别人还告诉我说眼镜也不能戴，怕卡坏了眼睛。所以我临上飞机将眼镜手表都摘了放进了提包里。我不由得左右前后环视了一圈，这戴眼镜者有十来位，他们就不怕卡进眼里？我心里渐渐明白过来：这些说法都是没有坐过飞机的在瞎猜想，以讹传讹。随即打消了我欲向临坐求证的念头。
乘务员托着盘子，一排排地过来分发着硬塑料杯子，然后替乘客倒水。临坐显然不是第一次坐飞机，也显然知道我是第一次坐飞机。老兄就把他喝完水的杯子递给我：“这一只你也带回去，招待朋友喝啤酒时用。”我十分感谢他的善解人意。当时从飞机上拿下来的东西，在一般人眼里不亚于侨汇商店买来的礼物。
不一会，乘务员又来分发糖果，巴掌大的塑料袋中装着四五颗硬糖块。我坐在第二排，提前腾出双手准备接糖果，谁知第一排坐着的两位外籍男士手一扬，表示不要糖果。这扬起的手式让我怔了一下，也让我思索了许久，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达到扬扬手不要糖果的程度就好了。
也就是一个半小时，飞机便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我带着一包硬水果糖两只硬塑料杯子踌躇满志地走下了舷梯。
然后赶到医院附近安排好领导的住宿，我便要回家。这时，领导夫人发话了：“明天早点来挂号，可以早点看病。”
挂号也要我来挂？正因为方便领导就医，所以才就近安排了住宿。我家可住在上海的东北角，到市中心医院要倒两部公交车，没有一个半钟头过不来。后来一想：让你坐飞机，交换的筹码就是要你当一个跑腿侍候人的角色。想到此，也就没脾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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