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有人反对陈云进政治局，姚依林：八大副主席只剩他一个了

在经历了十年特殊时期以后，全国的多个方面都陷入了停滞的状态，这时的我们即将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的召开，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就在大会召开之际，却有人反对陈云进政治局。面对这样的反对，姚依林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八大副主席只剩他一个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何有人反对陈云进政治局呢？

从书馆里走出的经济学家

说起陈云就不得不提他在经济方面的作为，但是，这位厉害的经济学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一户农民家庭，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陈云的父母还是给予了孩子较好的生活。

只是这样欢乐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在陈云两岁那年，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他。面对父亲的离世，陈云备受打击。但相比于陈云来说，他的母亲更加痛苦。丈夫的离世，更像是压垮这个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失去家中顶梁柱后，陈母只有短暂的消沉，很快，她就振作起来。她利用微薄的收入，艰难的抚育着家中的孩子。但在那个年代，物价飞涨的速度是超过赚钱的速度的，陈母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一技之长，单靠微薄的收入，再也无力支撑起这个家庭。

很快，陈母就就在长时间的劳作中损伤了身体，在陈云4岁时，也离开了他。失去双亲之后的陈云更加的孤立无援，好在舅父收养了他。在舅父家里，陈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舅父也没有亏待陈云，在经济较为宽裕时，还将他送到学校读书认字。

陈云十分感激舅父对自己的付出，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十分的亮眼，就这样他一路学习着，很快就读到了高小。就在他高小快要毕业时，原本凭借优异的成绩，陈云可以报考不错的大学，但是这时舅父家里却出现了困难。

原本供养陈云读书的舅父，在这时根本没有办法拿出足够多的钱，再供他读大学。听到这一消息的陈云，也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依赖舅父了。于是，他向舅父写了一封信：

“感谢舅父这么多年的培养，但是如今的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舅父的。为了减轻舅父的压力，我只能选择外出打工这一条路。所以希望舅父能答应我弃学打工的心愿。”

舅父看完信的内容，对于陈云不能继续读书这件事，舅父虽然心有遗憾，但面对拮据的家庭，只能答应他的请求。就这样，经过一番挣扎后，舅父给陈云回了信，收到信后陈云就离开了学校。

不久后，陈云来到上海的一家印书馆做学徒，在这里工作了几年之后，老板见陈云是个好苗子，就将其升做了店员。随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陈云在1925年8月开始担任起了书馆的负责人。

担任负责人之后，陈云也觉察出局势的变化，但是没有涉及到书馆，陈云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当不知道。但陈云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对方的退让，反而变本加厉的损害书馆的利益，忍无可忍之下，陈云做出了反击。

一次，为了争取书馆的权益，陈云开始领导员工进行抗议。抗议成功后，陈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我党人士。在我党人士的介绍下，陈云加入我党，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他渐渐在我党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到抗日战争时期，陈云还成为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撰稿人。到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其出色的经济才能，陈云被组织分配到主管全国财经的工作岗位上。

组织为什么能把如此重要的财经工作交给陈云呢？这还要从几件事说起。

经济领域的几次出色表现

1944年，毛主席让陈云前往陕甘宁边区，主管该地区的财政工作时，陈云就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初到陕甘宁边时，陈云看着当地贫瘠的土地陷入了沉思。我们都知道，要想地区经济发展得好，首先就是当地要有可以发展的环境。

但是当时的陕甘宁地区，因为常年的战乱，能逃的人早就拖家带口的逃走了。加上蒋介石为了将我党“赶尽杀绝”，直接封锁了全国各地向该地区输送物资的渠道，没有了货物流通，就导致该地区的物价疯涨。

有时候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在这里钱就变成了一张张废纸。陈云见到这样的状况，首先想到的就是稳定当地货币的价值。

当地原本是有自己的货币，但由于自身的货币属性不强，导致有其他货币乘机侵入，压榨了原本货币的生存空间，就导致了原本的货币再次贬值。

而入侵的货币因为其使用范围广，又受更多人认可，慢慢的就成为了大家手里的通用货币。对于这个情况，陈云采用的是发行流通券的方式。将两种货币的兑换比例，从相差较大的水平逐步持平。

如此一来，大家手里的钱就值钱了，加上后续其他地区的人也愿意与当地有生意往来，物价也就稳定了下来。而陈云的这一举措，也慢慢将边区的经济拉回正轨，同时还有力的打击了蒋介石的封锁。

到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又被组织派往了东北发展。当时的东北地区，是我国具有先进生产工具的地区。但是因为常年受到日本人的剥削，迫使当地的百姓并没有搞生产的积极性。

陈云到东北以后，鼓励当地的百姓大搞生产。同时，还降低当地的税收压力，让恢复生产的百姓有调养生息的时间。很快在陈云的组织下，之前落寞的东北地区开始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在东北地区得到好的改善以后，陈云还组织当地的百姓积极向作战地区输送物资。就这样，在陈云的努力下，不仅解决了东北地区落后的问题，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增砖添瓦。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陈云又被组织派去了上海。这座曾今的“十里洋场”，在战后却格外萧条。在陈云看来，上海的位置十分重要，如果能发展好上海，将来的中国一定有不一样的未来。

于是，他开始扎根上海，利用上海的天然优势，开始大力发展上海的经济。因为上海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所以陈云只需要稍微动一些脑筋，上海的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紧接着，陈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经验，分享给了更多的地区。他对大家说：“我们每一人都要做好自己地区的‘掌柜’，只有把手里的算盘打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发展。”

1949年到1952年，国内经济恢复时期，陈云还利用自己出色的能力，抑制住了已经失控的通货膨胀。彻底解决了蒋介石管理十年时间里，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的这个难题，逐步的恢复了国民经济。

陈云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同时，还保障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的物资补给，为赢得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了功劳。

陈云、姚依林肝胆相照的两人

然而在经济领域如此出彩的陈云，在1978年想要进政治局时，却遭到了他人的反对。面对他人的反对，陈云还没有作出反应，就有人率先发声，他说：

“陈云是我党的忠诚战士，这么多年，他所做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说了，曾经的八大副主席也只剩他一个了。如果他不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再发挥余光，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损失。”

而这个替陈云说话的人，就是姚依林。姚依林1917年9月6日出生在香港，幼年丧父后，姚依林随母亲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讨生活。多地的奔波也养成了姚依林爱探索的性格。

在上海读书时，姚依林就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1935年，姚依林选择加入我党，入党以后，他积极参加组织活动。

1935年，在日本侵占东北地区以后，对华北地区又有了再次侵占之心时。姚依林便组织学生们开展起反对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也唤醒了许多沉醉的人们。

1936年11月，在姚依林担任天津市宣传部长时，他又开始给当地学生进行思想工作，向学生们传达了我党救国、救民的思想。该行为一定程度上，为我党吸纳了更多的有志青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姚依林亲自担任《灯塔》刊物的审定员。在刊物发表时，大力宣传抗战思想，这一举动，对我党的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被选为副主席。到1979年7月，姚依林也被任命为副总理。在陈云的领导下，两人更加亲密无间的共事。

结语

古语曾言：千金易得，知己难寻。对于陈云和姚依林来说，他们既是战友，也是知己，在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光芒。

等到合作时，又可以一起创造新的佳绩，最重要的是，两人对彼此的心心相惜才是最难得的。如今的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们在非常时期永不言败的精神，还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百年追梦，复兴中华”是华夏儿女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