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与斯洛伐克的民族复兴——捷克斯洛伐克简史36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政体已显露危机景象：德意志、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在加里西亚地区)的资产阶级普遍感到不满，封建主义妨碍了自由企业充分发展，政权仍旧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此十分愤怒！

于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被迫反对哈布斯堡政体，因为他们跟广大农民一样，属于被压迫的民族：他们基本民族权利被剥夺；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学校；官方还不承认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为官方语言......于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加快了民族复兴的步伐。

捷克民族复兴

捷克民族复兴始于启蒙运动的最后几年，因为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的集权化改革，直接影响了波西米亚王国，并造成波西米亚丢失了其独立性，所以捷克人也就开始了被动的抗争。

约瑟夫二世

18世纪初的波西米亚仍是一个以大块地产和小规模农耕为特征的王国，但到该世纪中期后，由于哈布斯堡鼓励工业化的政策，波西米亚经济开始在纺织、铁和玻璃等领域扩张。

1781年废除农奴的政策使得农民从封建限制中解放，大量人口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人口的迁移不仅扩大了城镇和城市的规模、催生了早期资产阶级，也使城市地区说捷克语的居民比例得以增加。

随后在城市中出现了捷克知识分子阶层，倒逼官方创建了捷克语言和文学的教授职位，这些捷克学者和作家开始研究捷克语言和过往的文学作品，还将外国作品翻译成捷克语，而捷克民族文化就这样遍地开花。

所以捷克民族复兴的第一阶段是属于波西米亚贵族阶层和学者们的，他们复兴了大众对于波西米亚历史的兴趣，不论真实与否，在波西米亚构建了“乡土爱国主义”(Landespatriotismus)。

这些波西米亚贵族指望这个国家过往的历史和独立地位来从哈布斯堡家族手中保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对英雄过往的搜寻和定义捷克民族独特特征的学术努力，帮助构成了现代捷克民族的概念：它包含所有说捷克语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居民，乃至斯洛伐克人。

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工业化在波西米亚持续高速迈进，随着现代化持续改变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捷克中产阶级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得到增长，而在捷克民族复兴的第二阶段中，他们开始要求政治权利并扮演活跃角色。

等到19世纪上半叶，波西米亚人口从1815年的480万增长到1847年的670万，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霍乱以及在1836—1837年和1843年又有两次较小规模的复发。

当时在波西米亚说捷克语者的比例大约在60%,而在摩拉维亚则是70%,只是两地口音略有不同。而在奥属西里西亚，由于日耳曼裔和波兰人的大量存在，说捷克语者只占了人口的20%。

当时的浪漫民族主义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也为1815年之后的下一阶段民族觉醒提供了动力，对于许多捷克爱国者来说，文化和身份的重新觉醒与合法自由、政治代表以及波西米亚王国历史权利恢复等自由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当捷克人寻求转变他们作为没有国家的民族的状态时，民族意识变得直接与民族权利相关联！

浪漫民族主义在波西米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就是语言学家及教师的约瑟夫·荣格曼（Josef Jungmann），他于1840年成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荣格曼相信：只有在把捷克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形式来讲的时候，一个人才真正是捷克人！

约瑟夫·荣格曼

为此荣格曼把诸如歌德、席勒和弥尔顿等外国作家和学者的作品翻译为捷克语，还出版了捷克语读物《文学(诗论：附有关于文体的短评的范文集)》(Slovesnost)和第一本捷克文学当代史。

荣格曼还与摩拉维亚新教历史学家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及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多个科学和学术社团，其中的一个在1831年承办了文学组织“捷克之母”(Matice cēská)的创建，该组织出版了荣格曼的词典。

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

等到19世纪20年代，与民族运动有关联的组织开始出现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各地城镇中。如今女性也可以参加以文化活动、爱国歌曲和其他民族自豪感的公众展示来歌颂捷克民族主义的团体。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和政治团体的数量持续增长，它们推动捷克文学和音乐并且引领有组织的访问成员前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作家博热娜·内姆措娃由于她对民间传说的搜集和她为人们深爱的小说《祖母》(Babicka,1855年),还有与其他主要捷克爱国者合作的作品，则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女创始人。

1840年2月，歌词作者约瑟夫·卡耶坦·蒂尔组织了一次舞会，庆祝布拉格首座捷克剧院的开张，因为剧院门票、节目单和其他文件都用捷克语印刷，所以这个活动赢得了巨大的反响。而蒂尔的歌剧《菲德洛娃奇卡》(Fidlovacka)则在1834年末首演，剧中包含了歌曲《家在何处?》(Kde domov muj?),后来被采纳为捷克国歌。

等到19世纪30年代末，波西米亚各政治集团也获得维也纳的许可，任命帕拉茨基作为他们的史官，并且在1843年邀请这位学者支持一次有关白山之后的政治集团构成的演讲计划。

1847年2月，捷克政治集团发起了一次对他们权利的正式要求，不过随后被维也纳的帝国政府拒绝。由帕拉茨基担任顾问的波西米亚议会在5月以《捷克政治集团固有权利的合法延续性的扣减》一文进行回击，并将文件提交给斐迪南一世(1835—1848年在位)。

斐迪南一世

在1847年8月的会议中，各政治集团通过拒绝接受政府的税务提案发起进一步的挑战，不过他们的行动未能阻止所需税赋的征集。总之从19世纪之初到1848年革命的开端，捷克人在发展乡土爱国主义及文化、政治领域中的民族意识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斯洛伐克的发展

从19世纪初开始，除了捷克/波西米亚地区的民族复兴外，斯洛伐克地区也在民族的概念上飞速发展，尽管相较于捷克的飞速发展来说，斯洛伐克不管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显得落后了一点，但斯洛伐克人仍旧向着民族解放的道路前进。

在拿破仑垮台之后的那段时期，对斯洛伐克人来说，以下滑的粮食价格和1817—1818年斯洛伐克东部的饥荒作为糟糕的开始。19世纪20和30年代期间，封建主义在农村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存留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并且分别在1820年和1831年两次激起农民起义。

因为还相信哈布斯堡帝国政府中还有人同情匈牙利的斯拉夫民族，所以斯洛伐克人领袖于1842年递交了一份申冤请愿书给帝国的梅特涅首相，要求在佩斯大学创建一个斯拉夫语言教授职位、保护教堂和学校，以免进一步的马扎尔化，同时要求继续在学校中教授斯洛伐克语言。

梅特涅首相

但当请愿书由一个代表团呈送时，帝国当局则表示对此丝毫没有兴趣。所以像拉约什·科舒特等匈牙利自由主义者，就批评斯洛伐克人的这种行动是叛国。1844年匈牙利议会强制将马扎尔语作为在匈牙利的行政和教育语言。

拉约什·科舒特

而作为重要的自由民族主义者，科舒特则推动了斯洛伐克改革和民族团结，尽管他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彻底是马扎尔人的。科舒特相信匈牙利的非马扎尔民族应该被同化为匈牙利民族，而且既然斯洛伐克人对历史性的国家权利没有任何主张，他们在分离的地区标识和行政管理方面不应得到考虑。

1847年，科舒特进入匈牙利议会，在那儿他与斯洛伐克民族复兴派卢多维特·什图尔共事，后者的《由于马扎尔人滥用权力导致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不满和抱怨，由一位匈牙利斯拉夫人收集》(1843年)一书被匈牙利出版商拒绝之后，曾在莱比锡出版。

卢多维特·什图尔

作为一名政治家，什图尔为了斯洛伐克社会和经济改革而据理力争，其中包括农奴制的废除，不过他对捷克民族利益的推动未能在议会同僚中形成支持......

民族复兴的斗争

在民族复兴的愿望广泛存在后，尽管奥地利警察和检查制度严密地监视着公众生活，但西欧的自由主义原则还是继续传播，最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集中提出要求立宪、市民在议会中应有其政治代表，实行普选和废除农奴制等。

捷克资产阶级还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另一要求：他们拥护“奥地利一斯拉夫主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奥地利帝国是保护捷克民族反抗德意志资产阶级压迫的最好保证。他们强调说：哈布斯堡君主国里斯拉夫人占绝大多数，因此应该成为斯拉夫的国家，而不是德意志一匈牙利人的国家。

由于平民对哈布斯堡政体的反抗日益增强，奥地利帝国内部已经处于动荡不安的地位。自1811年的财政崩溃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无法从严重的经济难关中自拔，统治阶级试图以加征奇重的苛捐杂税来解救困境。但1831年斯洛伐克东部爆发的农奴和城市贫民的起义，则进一步震撼了君主政体的基础。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捷克地方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最发达的纺织业也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特别是英国的竞争威胁，因而不能使众多的产业工人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而受到封建主义束缚的落后的农业制度，也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既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同时也不能向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

其中普通人民受生活费用日益增长的影响最大，工人们开始大量失业。当1847年的农业歉收使降低生活费用的指望化为泡影时，各工厂又开始纷纷裁减工人，这使得革命的风暴更加猛烈。

1848年1月革命率先在意大利爆发了；同年2月23日法国国王路易·腓力的政府也被推翻，法国人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些翻天覆地的消息极大激励了广大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也有力促进了捷克的革命！

就这样，捷克和斯洛伐克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终于开始！革命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烈火燎原......

参考资料：《捷克斯洛伐克史纲》、《捷克和斯洛伐克史》

喜欢本DK作品和世界历史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本DK其他平台账号，观看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