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人生小孩都是顺产，而现在很多难产？

网络上不少人在讨论上述题目的问题。

不过，这是个伪命题。

《春秋》纪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即公元前722年。

其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是当年的农历五月。

《左传》说得比较详细：“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

后面还讲了很长，不说细了。

《左传》这一段很有名，康熙年间，被吴楚材和呉调侯以“郑伯克段于鄢”收入《古文观止》，列为第一篇。

“庄公寤生”，晋代杜预解为“寤寐而庄公生，故而惊恶之。”是说姜氏睡着觉就把庄公生下来了。

明末清初的黄生，在他的《义府》中考证说，“寤”是“牾”的假借字，“牾”即“逆”，“寤生”也即“逆生”。

他有一套考证的论证，也不多说。以后，几乎没有学者不赞同他的解读了。

“逆生”，肯定不是“顺生”，而属于“难产”了。

姜氏生庄公“难产”，受了惊吓，但毕竟母子平安。

有些更显贵的母亲，就不那么幸运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个皇后死于“难产”。

一个是南北朝西魏文帝元宝炬的第二任皇后郁久闾氏。《北史.列传第一》载：“六年，后怀孕将产，居于瑶华殿……产讫而崩，年十六，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 郁久闾氏很年轻，才十六岁，就因“难产”而殁。

再一个是清康熙帝的元配赫舍里氏皇后。康熙十三年，赫舍里氏生下康熙第二子胤礽后亡故。她也很年轻，仅二十二岁。

据称，乾隆皇帝的忻贵妃戴佳氏，亦死于“难产”。

显赫如后妃尚且如此，遑论民妻农妇。

或许与“男女有别”及“男女授受不亲”有关，从先秦开始，各位名医即医学古籍，都少有妇女生产的记载。

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认为，一直到宋代，“接生”的人，基本是女人，除去家里人承担之外，还有乡邻街舍祖传以此谋生计的女人。

从文献看，古代“接生”的人，称“接生婆”，或“收生婆”、“收生妪”，抑或“稳婆”，也是大约元以后才见诸文字流传。

总之，关于“生产”这门医学，曾经是非常不发达。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居住于穷乡僻壤，因“生产”而死，一定是巨大的比例。

所以，才有文艺作品中的“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句话。

《骆驼祥子》里，虎妞也是因“难产”而亡的。

过去，根本没有历代关于孕产妇死亡率的统计。

即便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这个比率，仍然高达由1500/10万。就是说，每10万个孕产妇中，有1500人死于“难产”和相关病症。平均到每100人中，有1.5个。

其实，“生产”的难题，是世界性的。

据说，古希腊时期，就苦于妇女“生产”困难。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产婆”。他号称，发明了一种“精神接生术” ，也简称“产婆术”，还叫“助产术”。不过，这种“术”，与生孩子全然无关，而是说可以像接生孩子那样帮助别人把先天具有的潜在知识诱发出来。

中世纪结束之前，欧洲关于“接生”这件事，乏善可陈。

《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在17世纪之前的欧洲，“分娩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婴儿死亡率极高，那些无法顺利地生下婴儿和没有人帮助的产妇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18世纪，欧洲一些大都市开始建立专科产院，并兼有培训助产士的功能。

19世纪的欧洲，开始对助产士的培训和执业行为进行立法。

中国的变化，是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的。

1950年起，全国城乡逐步建立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以大中型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相关科研教学机构为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幼健康服务网络。

截止2018年，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80家、妇产医院807家、妇幼保健工作者近64万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

前面说到，50年代初，孕产妇死亡率仍高达1500/10万。1990年，下降到88.8/10万。截止2018年，这个数字继续下降了79.4%，为18.3/10万。

尤其是，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市与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之比，从1990年的1∶2.2下降到2018年的1∶1.3。

这种巨大变化，与国家高度重视保障母婴安全，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防治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严重疾病，是密不可分的。

“新法接生”中，就包括“剖腹产”，亦称“剖宫产”在内。“剖腹产”或“剖宫产”，已成为解决“难产”和某些产科合并症，挽救产妇和围产儿生命的有效手段。

“剖腹产”为何多了呢？第一，因为有必要；第二，技术上已愈加成熟；第三，最关键的，就在于将保护产妇和产儿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