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回想西安事变前毛泽东只率7千人到达陕甘，如今该如何是好

抗战时蒋介石日记：回想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只率7千人到达陕甘，加上后来的红四方面军，也不过3万来人，如今成了大气候，该如何是好？

蒋介石认为：尽管毛泽东全力“扩红”，在地瘠人稀的陕甘地区也扩不出多少人来。蒋介石深恨西安事变，把共产党变出活力来了，问题还不在于抗战后共产党的近20万人，20万人与国民党的庞大军队比起来算不了什么，问题在于抗日统一战线不能撕裂。

现在大敌当前，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并未改变，再公开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此不独国人不容,绝大多爱国将领和士兵，也不会在日军面前自相残杀。蒋介石了解自己部下那些中间派们，“反共好，反不了”，这已是一种典型思想。

蒋介石认为，反不了也得反，而且反得越早越好，越巧妙越彻底越好，共产党，不可不反，尤其要反掉其枪杆子，否则，即便抗战胜利，也仍要出现两党争雄的局面。蒋介石想到了庄子“游刃有余”的处世哲学，决定不得罪国人而达到反掉共产党的目的。

他采取了“防共、限共、溶共”的策略，这是唯一可行的理智的选择。他心里充满了苦衷,以为大大上了毛泽东的圈套。想当年毛泽东在没有日军影子的瑞金就对日“宣战”，想当年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国民党是要把日本人引进国门，想到这些蒋介石感到了智低一等的屈辱。大千世界，总理在前，自汪精卫算起，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自己总是立于不败之地，难道在毛泽东这儿自己却要成为一个例外吗？

当然，毛泽东是不能等同于一个军阀的,毛泽东不是这样,他有了一个主义和随着主义行走的社会制度，他已把这些主义灌输给了他鼓动起来的那些人。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蒋介石又自信有能力对付这一切。他采用思想和行动并用的方法，既然毛泽东可以高举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自己作为最高领袖，当然更可以高举这个旗帜，毛泽东用这面旗帜使自己落入圈套去发展势力。自己也可用这面旗帜使毛泽东落入圈套来削掉他的势力。他坚信自己是火眼金睛，看准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他环视全国，找出两大内敌，一是“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一是“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共产党作崇为可恨！”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他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名顺矣，名顺则事应成，故他宣布说：全国武装力量不论何人，不得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得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民绝对性之言论，不准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准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的任何企图。

蒋介石讲得振振有词，似乎合情合理不容任何人不听，他果然显出了效应，派出60个师到敌后打游击。共产党的一些人失去应有的警觉，闽粤边界有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其负责人大大咧咧,骤然全数被围,在黑黑的枪口下,千余人只好缴械。西安地方党组织被国民党市党部召见几次，稀里糊涂取消了西北救国会。

这样的事儿多了，一冒就是一起。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说，这怎么行？

在延安，毛泽东开会，指出，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存在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共产党在抗战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要反对投降主义，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恰在此时，王明从苏联回到了延安，见面就对毛泽东说，你太“左”啦，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抗日，对全世界来说是反法西斯战争，哪还能搞自家山头？又不是打内战的时代，不能太“左”啦，得向右靠，向右！他是一副马列主义装在胸中的样子，显出一种权

威势态,并公开以自己的右倾主张冒充为中共中央路线。

王明称蒋介石已经脱胎换骨，已从内战头子转变为不朽的民族英雄，这个英雄胸怀宽阔，里面撑得船跑得马，一切已以国家民族为重。共产党再胡闹就不对头了，应向蒋介石学习，也来个脱胎换骨胸无成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事情都应征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同意和批准。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军队中应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竟犹未足，还郑重发表了宣言。

毛泽东给王明一个冷笑，毅然抵制了这个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他是“患幼稚病”。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蒋介石要“防共、限共、溶共”，共产党则要放手发动人民抗日，从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和民族的兵权”。

综述， 统一战线既是“道”，也是“器”，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宜宽不宜窄。今日对美斗争，也要高举统一战线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