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和建：忆我的导师丁钺教授，他为中国职业病防治贡献了一生

撰文 |邹和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书记

丁钺教授，我国著名职业病学家、血液病学家。原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临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原职业病科主任、血液科专家。

1985年前后，我第一次遇到丁钺老师。当时我正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也是上医的实习医院。每一周到两周，市一血液科会从华山医院请丁老师去大查房，我们实习生都对丁老师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亲切待人的态度印象深刻。

1987年毕业时，我面临选择，内科很吸引我，丁钺教授恰好是我可以选的导师。虽然当时他的研究方向已经从血液病转向职业病，我对此不甚了解，但我相信跟着这么优秀的老师一定可以学到很多。

报考前，我与丁老师有过交流，他说要继续做苯中毒等职业病研究，他此前在血液科就有些积累，包括苯中毒引起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等。他也提到，那时（正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和厂办企业越来越多，大量化学物质使用导致职业危害增加，而工厂和工人对此知之甚少，工人健康缺乏保护，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值得研究。我因此毅然决定报考丁老师的研究生。

他为中国职业病防治贡献了一生

丁医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进入华山医院后，先在内科工作，后来到了血液科，大家称呼他为“小丁医生”，“大丁医生”是血液科的丁训杰教授。在血液科，丁医生开展了许多创新性工作，比如他设计了用于骨髓移植的穿刺针，解决了国内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同时他还参与设计了骨髓移植病房。华山医院在全国是很早开始做骨髓移植的，与他的很多工作都分不开。也正是这个过程中，丁医生接触到了许多职业病患者，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等，开展了一些研究。

60年代，随着职业病患者数量的增加，加上社会发展需要，医院决定成立职业病组，丁医生听从医院安排，受命负责这项新的工作。虽然起初只有一个约20平方米的小房间，在现在医院3号楼7楼，但这个职业病组是当时国内第一家三级医院里成立的专业组，意义不一般。

年轻时的丁钺教授

比起纯粹在临床，职业病科的工作要辛苦很多。医生日常工作要“下厂”，意味着要在工人上班之前赶到工厂，为工人们进行体检。那时候上海的工厂都位于偏远的地方，也没有现在的高速公路，坐的车摇摇摆摆的，有时候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摊”刚摆好，工人就开始上班了，成群结队地来，有时一天要检查200到300个人，工作量非常大。作为一位教授，丁教授当时已经是50多岁了，大多数时候他都亲自下厂工作，内科检查，问病史、心肺检查、神经系统体征检查等，一忙一整天，结束后又要颠簸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回来。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做职业病医生，一定要下厂，要到工人身边去。”

除了扎实的临床工作，丁教授也注重学术研究。他的基础非常好，所以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尤其在铅中毒、苯中毒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他的工业铅中毒研究成果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他还牵头制定了我们国家职业性苯中毒诊断标准，这个标准至今仍在不断更新。后续他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我们又做了两版国家标准修订，作为国标至今在使用。以前苯是常用的工业溶剂，这项工作不仅预防了苯中毒，也让普通百姓了解了工业危害。

在学术推广方面，丁教授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当时中华医学会没有职业病分会，他联合其他专家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下成立了职业病临床专业委员会。之所以格外重视这项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是因为他认为必须要把职业病作为内科的一个专业去做，在提升救治能力的同时，加强对疾病的研究。得益于这些研究，这个学科得到了发展，后来遇到突发事件，如化工厂毒气泄漏或设备爆炸等，才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当委员会成立后，丁教授选择不担任主任委员，而是默默地支持并让位给了东北一位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所长。在荣誉面前，他从来不争。

从血液病转向职业病，对丁教授来说是需要奉献精神的。职业病这个领域，没有像内科其他很多领域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但丁教授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对我们国家职业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这是职业病防治领域公认的。

从善如流，甘为人梯

在学科发展上，丁教授一直有很敏锐的眼光，但在对待学生上，他始终甘为人梯，尽一切可能为年轻人铺平道路，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读研后期，我正好有机会可以硕转博，但当时丁老师还不是博导，虽然他很不舍，但为了我着想，他特意联系戴瑞鸿教授做我的博导，他成为导师组的成员。在那之后，他还是继续指导、帮助我，为我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地送我们去血液中心做干细胞研究，研究苯中毒，特意把我拜托给业务非常强的一位技术人员。

博士临床出科查房考试

1992年，我博士毕业，丁教授鼓励我留在科里。人生中很多事情可能会被遗忘，但那次答辩我记忆犹新。丁教授和科里其他人都很高兴，因为我是我们职业病科培养出的博士，也是当时中国第二位职业病临床博士。为此，丁教授邀请了许多国内著名的职业病专家参加答辩，都是国内劳动卫生领域泰斗级人物，这些专家组成了答辩小组，他们的出席展现了对我们科研工作的重视，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士毕业答辩后合影

毕业那年我向丁教授提出，要引进一台计算机。当时我们做体检都要手工记录，再统计分析，制作各种报表和通知单，既耗时又容易出错。丁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又去医院积极争取支持，他找到了负责医疗的副院长黄煌渊，向他仔仔细细地解释了我们的需求。尽管经费有限，黄院长还是批准了一台“天价”的Compaq386电脑给我们。我们就开始着手编写程序，开发我们自己的职业病健康体检报告系统PERS。这台计算机成为了我们数据管理的核心，一键生成各种报表和个人通知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后来，我们的系统吸引了其他医院的关注，来学习我们的经验，我们就无偿提供帮助，到各个医院为他们装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

科里的第一台计算机

从硕士入学到博士学业，我们科室经历了诸多重大变化。随着国家对环境整治力度加大，乡镇企业搬迁、关停，职业病病人数量逐渐减少，对我们科室发展构成了挑战。但与此同时，科室医生数量却有所增加，有四、五个高学历背景的临床医生。科室面临转型发展问题。

一些偶然的机会让我们转向了风湿病。也是随着经济发展，风湿病患者越来越多，当时还未被统称为风湿病，而是被归类为胶原病、结缔组织病或红斑狼疮等，内科的徐三荣教授建议我们可以专注于发展风湿科，认为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好。我将徐教授的这个建议告诉了丁教授，他表示同意，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要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于是他就带着我，一家一家地拜访了上海风湿病领域的几位先行者，当时仁济医院、光华医院都有一些好的实践和研究。同行都很支持我们，最终我们决定继续开展风湿病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丁教授都在看文献，不断学习，参加专家门诊。好在上医内科医生的基础都很扎实，很容易上手，所以我们迅速取得了进展。

1994年，丁教授退休后，徐麦玲教授任科主任，我担任副主任，1996年，我们成立了独立的风湿科，科室更名为华山医院风湿科、职业医学科。2001年后，我担任科室主任。自9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光，在风湿领域，我们在全国也做出了成绩，尤其在痛风、硬皮病等领域，在上海及国内都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保持与国际同步，这与老一辈的支持与关怀密不可分。

但直到现在，我们科室始终没有放弃职业病诊治这个领域，还是我们国内临床职业病防治非常重要的一支队伍，所有进科的医生都会接受职业病培训。新的社会发展会带来新的问题，保留人才队伍是最重要的。

师生情谊，君子之交

回想起与丁教授的相识，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他的低调、真诚。他从不张扬，不争强好胜，也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在我印象里，丁教授甚至从未有过责备下属医生的严厉，总是以和蔼的态度引导和启发他人。退休后，他依然坚持着写书、参加会议，为学生和同事提供指导，为科室、学生和同事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都是后人经常会回忆起来称赞的。

他的学术成就很高，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朴素。其实他的条件很好，两位子女都培养得很出色，但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吃不了也用不了太多东西。我去他家看望，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子，没有厅，只是医院早年分配给他的一处住所。他曾担任医院工会主席，但他从不提及要改善个人条件。

丁钺教授和他的爱人（摄于2021年7月）

他一生都专注于工作，对人情往来和礼节之事都持保留态度，也不过生日。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我们科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平时心中有老师和学生，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每个人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君子之交，这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应该珍惜并传承下去。

2023年1月，92岁的丁老师因病离开了我们，我们都很痛心。此前，丁老师把一本叫《我的工作》的手写笔记交给了我，连同一些科室的历史资料。他说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可能会记不住了，也不留给子女了，他们不感兴趣，如果科室需要的话，也许可以派上用场。我知道，对他来说，这些才是他一生最珍贵的资料。

作者简介

邹和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书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临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职业病与环境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第七、第八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第八届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痛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风湿免疫学专业委员会痛风学组组长，硬皮病临床与研究国际协作网（InSCAR）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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