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润年 情境超现实，人性却真实

2023年跨年档口碑之作《年会不能停！》票房最终定格在12.92亿，位列中国影史第80位。这部不靠密集笑点更靠喜剧结构以及扎实剧情推动的喜剧片，豆瓣评分8.1，看过的豆瓣网友近80%给出了四星以上的评分，并认为该片好于96%的喜剧片，也好于93%的剧情片。

讽刺到位、结构精妙、剧情现实、演员惊喜、完整度高……电影上映后，笑疯了、笑惨了的观众们，赞誉之词如潮水般翻涌不停。有清高的影评人惊呼，这是“近5年最好的喜剧片，没有之一”，更有甚者称之为“近15年来最好看的讽刺喜剧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个一线工人在大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进入总公司做了HR，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却又因各种误会不断升职加薪的荒诞故事。互联网时代崛起的爆笑短剧扛把子大鹏（《屌丝男士》）、白客（《万万没想到》）领衔主演之外，近几年最火的喜剧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简称“一喜”）、《脱口秀大会》卡司加入班底，狠狠地满足了一把嗷嗷待哺的“一喜”和脱口秀粉丝。此外，影片一开场就贴脸开了个大—让“一喜”中因“皓史成双”CP大爆的王皓出演年轻时期的大鹏，俩人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不但形似且神似，难辨你我。更引发高度热议的是，《年会不能停！》充分挖掘出白客身上的“人夫感”和“窝囊废”特质。

让这一切发生的，正是导演董润年。他也是《年会不能停！》这部口碑和票房“双响炮”的编剧。2003年开始做编剧，最初写情景喜剧，之后写情节故事剧，然后给管虎、宁浩写电影剧本（《厨子戏子痞子》《老炮儿》《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中间偶有参与执导剧集和联合执导影片，现在自编自导。

编龄20年，导龄5年，导了两部影片，第一部科幻爱情片《被光抓走的人》被很多人认为遭到“严重低估”，第二部《年会不能停！》则让他直接加入了10亿+导演俱乐部。

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本科、电影学硕士出身的的创作者，刘宝瑞等传统相声的资深迷弟，黄建新精神的传承者……董润年身上有很多代表着多面向的标签。在一些专业影评人眼里，他承前启后，开出新路，俨然是继吕班、黄建新、冯小刚之后，中国讽刺喜剧电影新一代领军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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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董润年聊天，说如沐春风也不为过。他总是带着有亲和力的微笑，温声细语，不回避任何问题。哪怕面对有些尖锐的提问，也不会面露不悦，而是笑着轻声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他从不抢话，认真倾听，时不时会给出应和的短语或鼓励的点头，并不急于给出自己的意见。他还很乐于分享他对周边环境以及这个时代的观察和思考。

在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他手握“绝对权力”、在片场指挥成百上千人的那一面。他看上去更像是象牙塔里温柔敦厚的学者，学识渊博，内核稳定，处事不惊。

问他是不是进入了人生新阶段？他平静地答：“没啥变化。”其实《年会不能停！》上映的第19天，也就是1月16日，票房破了8亿，他的心情就彻底放松了。因为这意味着，电影赚钱了。

路演完之后，他也几乎没怎么外出见人。外界到底怎么看待他，怎么面对高光时刻，这些似乎都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他早已着手今后的新作品。白天拿出四五个小时来盯自己执导的剧集《不讨好的勇气》的后期制作，其他时间则继续构思新作品，“现在每天都在头疼后面要做什么”。

会继续拍喜剧吗？他2003年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情景喜剧《清明酒家》，2013年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厨子戏子痞子》也是喜剧，外界对《年会不能停！》的评价又如此之高，喜剧算是他的舒适区了。

“哪有什么舒适区，最舒适的就是什么都不做。”董润年说自己对什么类型都不敢谈自信，只有感兴趣。“只要做，全都是害怕，做一个害怕一个。”对于喜剧，他很清楚，这次拍一个，观众笑了，下次再拍一个，观众未必笑。即使他用同样的手法，找同样的人再拍一遍，观众也未必笑，“片子是否受欢迎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他说得客观。

不过，他倒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创作习惯—喜欢把故事放在比较极致的情境设定里。《被光抓走的人》中，一束号称可以把相爱的人抓走的光降临地球，而没有被光抓走的人则面临对情感和自身的拷问；《年会不能停！》里大鹏饰演的工人胡建林到总公司当上HR后，整个人就处在错位的、荒唐尴尬的境地中。

董润年和亲密战友、太太应萝佳（《年会不能停！》联合编剧、总制片人）在聊故事创意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头脑风暴的工作方式：先设想某个情境，然后提问，让一个什么样的人进入这里？他这样或者那样做，会发生些什么？

这其实有点像广告公司“what if”的创意思路。这是他们构思的起点，如同做游戏一样，很多好的想法由此碰撞而来。因此他的故事常常有比较强烈的情境设定，且往往是从一个概念或者想法开始，较少直接改编现实。

他并不觉得他们设置的所谓极致化的情境不现实—事实上，很多现实中的奇葩事情，远比他们设想的更离奇抓马。所以他追求的是：情境可以超现实，但所有的人物情感、情绪、思维和行为模式，都是现实的。而极致的情境设置，可以让他想表达的复杂人性更容易展现出来，故事也会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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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编剧，合作的都是一线商业“大导”；当导演，拍两部就烙下了自己的姓名。不过，董润年很清楚，自己用了整整20年才迎来今天的底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认真算起来，这个时间是28年。董润年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明确地写下：长大以后要当电影导演。虽然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电影导演具体是做什么的。

他人生中第一次看电影是在上小学之前，看的是科幻电影《未来世界》。这部拍摄于1976年的电影，讲述有人想借机器人乐园再次开幕之际，用机器人取代来参观的巨贾政要，企图借此控制全世界。不过这个阴谋被两个记者揭穿。这部片子的情节不算复杂，但悬念性很强，拍得紧张刺激，给童年董润年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小学时通过闭路电视看完《星球大战》三部曲，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慑住了不到十岁的董润年，从此他深深地爱上了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是软科幻的设置，因由可见一斑。

因为热爱电影，他从初二开始就订阅《环球银幕》杂志。他还很喜欢看《戏剧电影报》，这份报纸每期都会刊登很多关于戏剧、影视方面的资讯，甚至包括剧本大纲，这让他对电影的喜爱和了解有了更多的桥梁。

高中后因为学业繁忙，他几乎忘记自己要当电影导演的梦想，但稍有空闲，还是会去看电影，甚至高考前夕还跑去看了《情书》。

也正是因为爱电影，没有任何门道和资源的他，无意中看到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的招生简章里有导演专业，立马从天津赶去参加艺考。考上后，果断放弃了当时已经提前录取他的天津大学环境专业。

导演系学了4年，快毕业的时候，恰好有了一个写情景剧《清明酒家》的机会，他顺势从电视剧编剧入了行。这一行，从来都是有机会就去做，新手就更没资格去挑拣。

董润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第一次写剧本就拥有署名，写的第一个剧本就被拍出来。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之后读研究生阶段他继续写，因此一直都有作品问世。他就这样当了职业编剧，一路写下来。

何谓好编剧？董润年有自己的两大关键指标：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则是要有强大的共情能力。

“编剧最重要的工作是塑造人物，以及制造矛盾冲突。”董润年是在2015年，也就是他做编剧的第12个年头，才终于觉得自己手里有了趁手的武器—掌握了故事片编剧写作的规律，形成了制造冲突、塑造人物的技巧自觉。

在此之前，他认为都是学习、练笔阶段。各种题材各种类型，不停地写，不停地练。比如写公安题材的戏，那就老老实实买来二十多本公安刑侦方面的专业书，全部看完，认真做笔记；大量地看国内外的警察题材剧；跟公安的人一起出任务、采风……做了大量的研究准备之后，他才动笔开写。

2009年之前，董润年平均每年至少写60万字。一天最多可以写17000字。按照行业惯例，一个两小时左右时长的电影剧本大概30000到50000字，45分钟一集的剧大约12000到15000字。

在影视行业，一个剧本写三五年是常态，十个项目能否存活一个都很难说，失意挫败几乎就是编剧生涯的常见词，坚持不下去的人比比皆是。董润年当然也有自己的至暗时刻。2007、2008年那两年，因为自我怀疑，他一度抑郁到不出门，不接电话，甚至连话都说不太利索了。他不相信自己能掌握真正的编剧技巧，能写出真正的好剧本。即便如此，他仍没有停止写作。直到2009年某一天下午，在完成一集剧本后，望着窗外夕阳，他忽然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我会讲故事了。”

编剧是个很神奇的行业，没有写出作品之前，没人会知道他的存在，而要浮出水面，要出头，要站住，要飞升，唯一的路径就是—不停地写。在无人问津时埋头写，在毫无头绪时奋力写，在重任在肩时笃定写，在功成名就后静心写……这在董润年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编剧最基本的特质。通不过压力测试，显然不适合长期从业。

此外，好编剧的共情能力也必不可少。很多人认为共情能力很大程度是与生俱来的，董润年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也认为，好编剧可发掘并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

一方面，好编剧要能共情自己笔下的人物，“要尽量打掉自我，充分进入剧中人的世界，共情自己所写的人物—无论好坏，都不带自己的预设立场和价值判断，不要简单地赞颂或者鞭挞，而是要在创作中充分体察、理解并分析这个人物，找到他的内心驱动、行为动机和逻辑。”他认为这样才能创作出立体可信的人物。

董润年对十多年前媒体盛行的深度调查性报道非常有共鸣。那时，一旦发生轰动性新闻事件，总会有记者不遗余力地去了解新闻当事人背后的人生故事，去寻找新闻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因果联系，去尽可能接近真相。“肉麻一点儿说，作为好编剧，就要平等地去‘爱’（感受、共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物。”

另一方面，董润年认为好编剧还要能共情观众，“要去充分了解观众喜欢什么想看什么讨厌什么拒绝什么。”他不否认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要求—观众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各色各样，各种层级，各有想法，千差万别，如何兼顾？

他的做法是，尽量去打破包裹自己的信息茧房。首先是走出去，走到真实的生活中去，去近距离、面对面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不同文化、不同行业、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地域……去采访交流，理解他们到底关心什么，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各是什么；其次是在互联网上多关注跟自己的观点不一样的人，去了解和接纳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

“编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指责观众，哪怕观众不理解创作意图，误解创作初衷。”在他看来，既然客观存在，就得接受，还要研究观众为何那样想。他不认为这是在讨好观众，“编剧要写各种人物，若让所有人都大同小异地变成自己的嘴替，那是非常糟糕的编剧。”

董润年的观点非常明确：好的编剧，要“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平等地建构人物行为和动机之间的关系，不论人物身上有无深渊；还要“爱”自己的观众，去了解去研究他们，不论观众是否沸反盈天。

几乎是在自信是个好编剧的同时，董润年觉得自己也做好了当导演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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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润年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入行的初衷是什么。2006年电影学硕士毕业时，他就很明确未来一定是要当导演的。但那时并没有当导演的机会，“既然如此，那就先做好编剧工作，等掌握好剧作技巧，能独立写出好剧本，就一定有机会做导演。”他这样告诉自己。

回顾自己的编剧生涯，董润年是在2015年写完管虎的《老炮儿》和宁浩的《心花路放》之后，才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掌握了剧本的撰写之道，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好编剧了。也是在那一年，他开始筹备属于自己的电影剧本。

不过他的第一个项目就黄了。那是和迪士尼合作的一部科幻动作喜剧片，已经在迪士尼总部过会，最终却因为这个世界级大厂改变在华发展战略，项目取消。

董润年只得另起炉灶。《被光抓走的人》和《年会不能停！》这两个项目其实都是在2017年启动的，《被光抓走的人》先成型，就于2018年先拍摄了，2019年公映。《年会不能停！》2022年成型，2023年初拍摄，2023年底跨年上映。

所以，董润年压根就不是什么“编而优则导”，他是“为导先编”，之后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做好编才能导”，然后他做到了“编优导来”。

事实证明，董润年的“谋划”是对的。当他把编剧工作做到头部，也就获得了与一线导演合作、学习的机会。他从管虎和宁浩导演身上学到最多，令他印象尤深的是，“他们特别强调如何在一部电影里虚构一个完整的世界，并始终保持这个世界的一致性。”

也是在跟随他俩工作的那几年，董润年充分意识到：电影最重要的落脚点是要把人物塑造好，观众最终能记住的就是人物。从那时起，他逐渐养成了特别关注人物的创作自觉。

他还从黄建新导演早期的电影作品偷师。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黄建新导演了一系列颇具讽刺意味的电影作品：《黑炮事件》《错位》《站直啰，别趴下》等，尤其是讲述一个体系（文化站）里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背靠背，脸对脸》，给了董润年创作《年会不能停！》一定的启发。

他主要是学习、琢磨黄建新早期那些影片的叙事方式和角度—电影带着黑色幽默、具有讽刺元素，有很多地方让人忍俊不禁，同时又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剧情片。在构思《年会不能停！》时，他就按照剧情片而不是纯粹的喜剧片来创作，最终获得观众在喜剧片和剧情片两方面的高度认可，也算学有所成。

董润年从编剧过渡到电影导演，虽有波折却还算“丝滑”。仔细研究一下他的职业履历，可以发现，关键的节点都在他自己—他转向电影的重要两步，都是自己主动争取的。

第一步是2013年他从电视剧编剧转向电影编剧。当时管虎筹拍剧集《火线三兄弟》，为了不浪费刘烨、黄渤、张涵予三大影帝阵容，临时决定套拍一个电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创作电影剧本。本来性格被动的董润年，听到消息立马决定主动去争取这个机会。最终他争取到了。入行10年，他写出了自己第一个公映的电影剧本。

第二步是他决定筹拍自己的电影。当迪士尼的项目黄了之后，他有一种再不拍就晚了的感觉—那一年他37岁，他觉得很少有导演的处女作是40岁之后推出的，既然已经做好了当导演的准备，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

观察接触过的所有导演，董润年发现，无论什么性格和拍摄方式的导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领导力和意志力都非常强。一个剧组能够成立，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往一个目标去使劲儿，很重要的就是：导演相信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并展现出他对这件事的信心和决心，令团队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董润年性格上是一个比较随性、不太争抢的人，但导演的权威来自于对艺术的自信，以及稳定的内核、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董润年自忖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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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导演的董润年，很快意识到，在如今这个时代，导演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互联网、流媒体出现之后，人们的观影方式和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曾看到一个统计数据：现在60%以上的观众更愿意居家在流媒体平台上看电影，包括一些视效大片。

董润年记得，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电影创作者都还挺乐观，认为会出现更多不同类型的影片，找到其各自的观众群。但现在全球的趋势是：电影类型越来越单一，题材越来越相似，观众越来越集中。一些商业大片IP系列甚至可以拍到10，而小众影片和观众却不知道怎么找到对方。

文艺片、个性化、小众的表达就要在电影院消失吗？董润年认为关键要想清楚：“到底创作者期待的是其作品能在电影院里被看到，还是只要观众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就好？”如果是后者，那创作者就得想别的办法，比如控制成本。从全球来看，越来越多有才华的电影导演都在为流媒体平台拍摄影视剧。

董润年还注意到，电影有越拍越长的趋势—不仅国内，国外也一样，动不动三个小时，比如《奥本海默》《花月杀手》等。他认为，这种趋势恰恰可能是为了适应时代而出现的。“每个电影创作者为了吸引观众，就必须讲一些和以往不一样的新鲜故事。大幅度的创新观众未必能够一下子接受，而在过往的经验、基础上一点一点地创新，更容易被大家理解。”

另外，观众在互联网上能够看到更短更快速的短视频故事，到了电影院，可能就想看一些不一样的、更长一点儿的内容。最近人们在谈论影视剧时，特别爱强调“情绪价值”，在董润年看来，如果影片篇幅太短，就不太容易把观众情绪调动足，加之情绪的转折也需要空间，这也导致电影篇幅越来越长。

对于影视创作，董润年越做越觉得玄奥：怎么组合镜头？不同的镜头组合能传达怎样不同的情绪？为什么观众被这个作品打动了，而另一个类似的作品却没能打动他们？

对于所谓时代情绪，董润年尽量去了解，但并没有太多把握。该怎么继续拍电影呢？是继续选择偏个性化的表达，还是全身心拥抱商业电影？董润年并不觉得这是个选择题。“事实上，看诺兰的《奥本海默》、葛韦格的《芭比》等电影，以及维伦纽瓦的《沙丘》系列，就会发现，他们正在带领电影工业走向全新的、更大的可能—商业性和作者性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凭着个性化表达带来的新视角、新视觉，盘活了整个商业电影。”

而董润年认识的很多导演，如乌尔善、郭帆、文牧野、路阳等人，也都带着非常强烈的个性化风格。“作者导演拥抱商业化，或者说商业化被个性化改造，恰恰是电影工业化在新时代升级的重要路径。”董润年说，目光微亮。

而他自己，只要能拍电影，那就自然而然地、坦然地接受各种变化和可能性。

编辑-颜语

新媒体编辑-Monster C

文字-林中歌

摄影-谷子@谷仓摄影

形象-焦淼

化妆、发型-雪薇

友情出演-马克、魏雅琴、孙九妹、张宏阳、张璐

服装统筹-Amy

场地提供-八抓鱼友棚通州台湖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