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3年年中，红四方面军经过千里转战和反“三路围攻”，终于算是在川陕根据地站住了脚跟。
33年6月底的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进行了一个大整编，将所辖的4个师扩编为了4个军，这也是四方面军自1931年11月成立以来，首次采用军建制。
改编后的四方面军“四大军长”如下：
原红10师扩编为红4军，军长为王宏坤；
原红12师扩编为红9军，军长为何畏；
原红11师扩编为红30军，军长为余天云；
原红73师扩编为红31军，军长为王树声（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
王树声和王宏坤是堂兄弟，他们是黄麻起义的元老，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者，尤其是王树声，因为长期担任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在1955年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领取了开国大将的殊荣。王宏坤则是开国上将。
何畏
何畏，1900年出生于海南，曾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党员，因参加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境，后回国参加五卅运动、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期间曾就读于黄埔五期。随百色起义部队（红7军）进入中央苏区后，何畏被派往四方面军工作。
何畏32年来到四方面军，33年就当上了四方面军的军长，应该说他还是富有军事能力的，但同时，这也和他与张国焘的关系密切有很大的关系。
张国焘对何畏是很重用的。据说，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期间，张国焘曾起意用何畏取代徐向前，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而且，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仗兵权，要求将四方面军的9位干部都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其中就有何畏。
在中央和张国焘的争论中，何畏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史料记载，当时何畏曾劝张闻天去说服中央其他同志同意南下方针，张闻天不同意，何畏为此大怒，大拍桌子对张闻天怒吼：“你算什么总负责，我看你像个汉献帝！”
何畏一个军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胆敢对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如此放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中央单独北上后，时任红军大学政委的何畏和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是主张派部队尾追的，大家往往只记得李特，而不知道何畏在这件事中的负面作用。
四方面军来到陕北后，何畏一度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毛主席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励他们说：“今天的进步，国焘、何畏、纯全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何畏也表示愿意改正错误。
但在一个月后，即37年4月19日，何畏便趁着夜色偷偷离开了延安。可以推测的是，这件事也是和张国焘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张国焘的叛变发生在4月4日。
关于何畏的结局，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说他建国后被判枪决，有的说他在建国前投河自尽，有的说他回到家乡寿终正寝。
余天云
红30军军长余天云也是四方面军的猛将，以指挥塔山阻击战闻名全国的开国中将胡奇才晚年曾回忆说：当年在四方面军，论性格之张扬、喝酒就海量、作战之勇猛，余天云都不输许世友。
张国焘晚年评价余天云为“游击天才”，对他的军事才华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但余天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性格急躁偏激，有点像一方面军的陈光将军：作为猛将没得说，但最终因为性格的问题招致了个人命运的悲剧。
据开国上将、曾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将军回忆：“在四方面军里，他是打人骂人最标准的一个。”
他曾因为意见不合，动手打过时任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1946年牺牲），对同级的干部都是如此，身边的警卫员通讯员就更不必说了，几乎没有没挨过他的打的。
张国焘在这方面对余天云既缺乏约束，又缺乏教育。直到和中央会师后，中央发现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身上有军阀主义作风，他才开始着手抓这个问题。
1935年11月，余天云再次打骂身边的战士，张国焘决定从严处理，把他一路到底，从军长直接变成了红大学员。这种突然的政策变化让余天云难以接受，非常抗拒，他因此在学习期间和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产生冲突。
后来又发生了余天云妻子因开枪打死牧民牦牛被枪毙的事情，余天云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加上因为和红大政委何畏不和，遭到了何畏的打击，余天云自感前途渺茫，1936年4月，他在行军途中滚下担架，投入了大金川翻滚的河水之中。
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前后，四方面军的军事主官情况如下：
红4军军长为许世友，原军长王宏坤调任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
红9军军长为孙玉清，原军长何畏调任红军大学政委；
红30军军长为程世才，原军长余天云调任红31军军长；
红31军军长为余天云，原军长王树声不再兼任军长一职；
此外，四方面军还新组建了红33军，军长为罗南辉。
许世友的经历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不再赘述，他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