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没做好下嫁的准备，
千万别回小县城”
河南的公务员何璇还记得，2022年考入体制，到单位的第一天，所有人见到她都会过问一句，有男朋友了没有？
何璇27岁，在县城的语境下，已经迈入“大龄”的门槛。她开始相亲，但几段相亲经历，最终沦为和朋友调侃时的段子。一个男生在第一次见面的餐桌就要给她喂饭，另一个相亲对象，在电影院里朝她的耳朵吹气。有人刚坐下就开诚布公：“我这个人很多缺点很多毛病。”“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惊喜，但我就是不想给。”
跟她见面的男性通常也是体制内的，因为工作清闲，不爱运动，喜欢约人吃饭喝酒，一个个体型发胖，在喜欢健身跳舞的何璇这里，通通卡在了颜值第一关。
何璇做过粗略的统计，在一个县城里，单身适龄，家庭背景相似的，不超过十个。相亲来回都是那几个人，早碰撞不出什么火花。有时朋友相过亲的对象，兜兜转转又被人介绍给了自己。
父母没怎么催婚，但身边的同龄朋友都在急着赶婚姻的末班车。一个女性朋友与认识五个多月的相亲对象闪婚，结婚半年后就生下孩子。另外几个朋友，前阵子还在托她帮忙介绍，几个月后，突然在朋友圈晒出结婚证。这让何璇感到焦虑，自己身边连个能闪婚的人都没有。她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怕将就结婚，又怕真的结不了婚。
贵州的基层公务员孟佳不排斥结婚。她排斥的是小地方的婚恋规则，二十五六结婚，一结婚就要孩子。她预想的是结婚年龄是30岁左右，用几年的时间，确认是否可以与对方携手共度余生，能不能当合格的父母。但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按我自己的节奏走，那我在想结婚的年纪，就已经找不到想结婚的人了。”
大学毕业后，在疫情的影响下，孟佳原本打算要去浙江应聘的几家企业，都缩减了招聘名额，待遇也降低了。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她最终考上了家乡附近的公务员岗位。
哪怕身处熟人社会，人也会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孤独。对于孟佳来说，这样的感觉常出现在下班后的夜里。小镇里的人休息得早，九点过后，哪里的路都漆黑，连出门夜跑都没有地方可去，只剩下两三家烧烤夜宵店还有人走动。她不感兴趣，但喝酒聊天是唯一的娱乐活动。
孟佳独自租房，她的家在50公里外的乡下，平时只有周末不加班时才会回去。孟佳的社交圈子，只有单位里的几个同事，上班见，下班聚会也见。“说来说去都是这个圈子的一些破事，谁又升职了，谁又结婚了。”她感到厌倦，自己才25岁，以后是不是就被困在这里了？
当工作近乎静态，生活趋于安稳，女性就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推到结婚生子的固定流程中。
“女孩子被催婚的压力最大，说媒的人特别多的时候，大概是26～28岁。”欧阳静说。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的教授，也是最早关注到县域体制内女性婚恋问题的学者之一。
“比如说以前有几十个人天天来催你，到了29、30岁，可能只有几个人。30岁以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给你说亲了。因为你的机会、资源越来越少，周围人的信心也越来越弱。”欧阳静的访谈对象，都是县城体制内的女性。过了三十岁，大概率只能找体制外的，或是离过婚的男性。这就是她们面临的现实处境。
2019年，欧阳静完成了一篇名叫《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的论文，她在论文写道：“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其中女教师是剩女主体，县乡女公务员呈现出越剩越多的趋势。”
欧阳静有一位36岁的学生，同时也是她婚恋调研的访谈对象。学生告诉她，到了这个年纪，身边催婚的人都消停了，包括领导、同事，在她面前也不会轻易聊到结婚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你就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