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就在宋朝使臣曹利用出使辽国之际，德州（今山东陵县）、博州（今山东聊城）皆上奏称辽军已自城下拔寨北去。
知澶州何承矩也上奏言：自敌寨逃归的乡众皆言萧挞凛已中箭而死，又言敌寇闻车驾进入澶州，皆相顾失色，悉遁去。
宋真宗闻言即对侍臣说：
“挞凛乃于越（指耶律休哥）之俦也。于越乐野战，颇难制。挞凛智勇不在其下，而多务城守，此所以不及于越也。今岁入寇，皆其首谋。或闻犯边以来，累战不利，因号令部下，凡获得男子卡五岁以上者皆杀之。彼既失其谋主，朕亲御六师，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势南来，彼奔北败逃，固其宜也。”
虽说得自信满满，但惧敌之心略无少减。
1、辽宋双方的议和
十二月四日，曹利用随同辽使韩杞再至契丹大营，与辽臣谈判。
企望获取更多利益的辽朝君臣再次提起关南之地的归属，萧太后对曹利用说道：“后晋将关南之地馈送于我，但为周世宗所取，今日宜见还也。”
曹利用回答：
“后晋、后周时事，我朝不知。如若岁求金帛以佐军用，尚不知我朝天子之意可否；至于割地之请，我不敢以闻朝廷。”
辽接伴使、政事舍人高正便威胁说：
“今日本国引众而来，本为谋取关南之地，如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良多矣。”
曹利用再次拒绝，并反击道：
“本使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
契丹君臣便问及岁取金帛之数，曹利用表示宋朝可岁给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
萧太后大体认可了此条件，便让王继忠来见曹利用，说道：“南北通和，实为美事。今本国主年少，愿意以兄礼事南朝主。”
又言及担心宋朝此后在边境上有开挖河道、疏浚壕堑、修缮城池之类举动，给契丹以威胁，并让曹利用将一封密奏转交给宋天子，请宋真宗派遣官爵更尊贵的官员至契丹兵营中交换两国和好誓书。
可见在如此细节方面，萧太后亦不欲输于宋人。
不过，辽廷对于曹利用所许约和条件仍不甘心，又遣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国书，与曹利用一起至澶州“复议”和约条件。
五日，曹利用、姚柬之进入澶州城，宋翰林学士赵安仁奉命接伴。
姚柬之亦算是辽朝才学之士，故与宋人谈论之际，颇夸耀契丹“兵强战胜”之功，赵安仁亦知宋军之弱点，故正色答道：
“《老子》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胜而不称美。而有称美战胜者，是以杀人为乐也，以杀人为乐者，不能得志于天下。”
姚柬之一听，不敢再论此话题，便转而称赞归降辽朝的原宋将王继忠的才干出众，欲以此羞辱宋人一番。
不料，赵安仁对此徐徐而言：“王继忠早年奉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他也。”姚柬之又输了一阵。
与契丹兵马在战场上摧阵拔寨、屡获战功相比，辽朝文学之士的文化素养与宋人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姚柬之不知藏拙，只能自取其辱。
2、澶渊之盟的达成
曹利用入见宋真宗，宋真宗正在内庭用膳，便让内侍出来询问贿赂契丹金帛的数字，曹利用说“此机密事，当面奏圣上”。
宋真宗闻言再派人问其大约数字，曹利用始终不肯明言，只伸出三根手指放在面颊上。
那内侍入内报告说：“以三指加于面颊之上，岂非三百万乎？”
宋真宗当即失声呼道：“太多！”
但稍顿了一顿，又说道：“姑了事，亦可耳。”因行宫居室并不深秘，所以等在外室的曹利用清楚地听到了上述对话。
待宋真宗召见时，面对天子急切询问，曹利用再三称死罪，说：“臣许之银绢过多。”
宋真宗问：“几何？”曹利用回答：“三十万。”
宋真宗闻言喜不自胜，随后擢任曹利用为东上閤门使、忠州刺史，赐第京师。
六日，姚柬之入见宋真宗，再次提及曹利用所说的议和条件与当初王继忠所提议者不相符合，欲加修正。
宋真宗已知契丹议和的底线，故不许可，姚柬之亦只得作罢。
当时宋廷给辽廷的国书，按习俗书致契丹天子辽圣宗，至此宋真宗亦明白辽朝是“其国主之母专其政，人不畏其国主也”，所以特意分作两封书信，分别给萧太后和辽圣宗。
七日，姚柬之来辞行，宋真宗即命西京作藏库使李继昌借官左卫大将军，携带约和誓书，随姚柬之去辽营交换誓书。
九日，李继昌至契丹大营，萧太后亦遣西上閤门使丁振奉持誓书回使宋朝。
十日，萧太后“诏诸军解严”，即宣布与宋结束战争，开始北撤。
因辽、宋双方是在澶州境内订立了和盟，而澶州别称澶渊，故史书上习称此和盟为“澶渊之盟”。
3、焦急的等待
但不知为何，辽使丁振至十六日才抵达澶州。在等待辽廷回复期间，实际上已逆转了局势的宋朝君臣却表现得颇为忐忑不安，猜疑不定。
十二月初，宋真宗于遣曹利用前往辽营议和的同时，在枢密使陈尧叟建议下，还下令沿河州军加强防务，督凿河冰，撤毁大河上桥梁、船只，以防被戎骑利用南渡；甚至连远离战场的河中府（今山西永乐西蒲州镇）、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接到了撤桥毁船的命令。
四日，为安抚京城百姓，宋真宗遣给事中吕祐之“赍敕牓谕两京以将班师”。待契丹使臣姚柬之携来萧太后同意宋朝约和条件，宋真宗便诏令河南、河东诸州“放强壮归农”，令河东、陕西赶赴澶州增援的军马回转原驻地，命官员安集河北流民。
九日，宋真宗又作《回銮诗》，命近臣唱和；视察兵营，大赏诸军。同时，宋真宗又拒绝了部分宋军将领欲围歼辽军主力的提议，而只是下令诸路宋军提高戒备，跟踪回撤的辽军北上，以阻止契丹游骑侵扰乡间，若“戎寇敢肆行劫掠，则所在合兵剪灭”，但又禁止宋军主动袭击正常北归的辽军；又遣澶州小校华斌去辽营，将天子手诏送达王继忠，让他转告萧太后，要求“悉放所掠老幼”。
十二日，宋真宗又命给事中吕祐之赴京城开封阅视迎驾仪仗。十四日，此前因病留守京城的宰相毕士安奉命来到澶州觐见天子。
有人对毕士安抱怨“岁赂契丹三十万为过厚”，但毕士安表示：“不如此，则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长也。”
宋真宗大宴于行宫，为毕士安接风。同日，开封又传来消息，说京城有劫盗被关在右军巡狱中，那些劫盗乘隙袭击狱卒，逃出牢狱。
狱官不能禁止，即刻上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全城搜捕，又将这些劫盗逮住，关入开封府狱。
主事官吏担忧他们再越狱逃亡，便将其脚打折。雍王赵元份知道此事后，遂惊悸得暴疾。
宋真宗便命参知政事王旦权东京留守事，即日先还京城镇守。
史称王旦临行前，对天子说：“愿宣召寇准，臣有所陈请。”
寇准至，王旦道：“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宋真宗默然良久，回答：“立皇太子。”
于是王旦回京，直接进入禁中，严令左右不得将消息外传。可见此时与契丹议和之事虽已基本定型，但宋朝君臣对“夷狄”之和好诚意仍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担忧契丹约和中藏有阴谋，故王旦回京之前要与宋真宗做如此约定，以防意外变故。
4、宋真宗的明智之举
随着辽军撤离澶州城下远去，宋真宗也于十五日离开澶州南下。是日，大寒。追蹑辽军北撤行踪的宋将张凝等报告萧太后御寨已过定远军(今河北东光)。
十六日，契丹使臣丁振携契丹誓书来。为宋真宗送信给王继忠的宋澶州小校华斌随同丁振一起归来，先向宋天子转告王继忠具奏“北朝已严禁樵采，仍乞诏张凝等无使伤杀北朝人骑”。
宋真宗闻言，自得地向辅臣表示：
“日前倘若依照群人之议起发大军，会合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界河诸州，邀击契丹归路，复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全歼，而自此北疆常须益兵防御，河朔人民无日可得休息。况且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我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遣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阻绝其侵扰耳。”
左右皆称“万岁”。宋真宗这段话，《东都事略》所记稍有不同，略云：“初欲令石晋、杨延朗邀其归路，而以精兵踵其后，腹背击之，可无噍类矣。”所谓“无噍类”，意指全歼南侵之契丹兵马。
北宋中期刘放作《莱公传》也云：
当时契丹“举国来寇，入中国（此指宋境）千余里，其归不十日不能出汉地，郡邑坚壁清野，以待寇敌人马饥乏，百万之众可毋战而死。敌窘如此，诚少抑缓之，契丹不敢不称臣，幽州可必得也”。
此也是后人每每呵责宋真宗在宋朝战场形势占优之情况下，通过屈辱妥协来换取“澶渊之盟”。
契丹大军虽已进逼黄河北岸，对宋都开封形成威胁，但此时辽军已在宋境内作战三个来月了，取得胜仗不少，却也多次遭受重大损失，如折损了大将萧挞凛，加上各路宋军纷纷向澶州方向赶来，所以战场形势对辽军甚为不利。
然而是否如《东都事略》、《莱公传》等史书所称，如宋真宗接受战将石晋、杨延朗等提议，腹背夹击，就能全歼澶州城下的辽军主力？此说法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因为战场势态发展虽不利于辽军，澶州以北诸城寨也大多控制于宋军手中，如宋军四面攻击，必然会使辽军损失惨重，但宋军所驻守的各城寨之间却存在着颇为广阔的空间，可用于穿插、迂回，所以若双方野战，缺少骑军而机动能力较弱的宋军，虽人数占优，却绝无必胜把握，而且尾随之宋军反有可能被各个击破、为辽军所歼。
故宋真宗所言若命河北诸路宋军腹背夹攻辽军，“杀伤且多”，但只是令彼“颠沛”而已，如此则兵连祸结，无有了期。
可见宋真宗“虽有成功，未能全歼”之语，应是一个颇为明智的判断。
因此，宋廷最终订立了这一对辽朝一方较为有利的“澶渊之盟”，其目的还是在于通过给予巨大的经济利益来诱使辽廷能早日停战约和，并坚守不渝。
5、澶渊之盟究竟说了啥？
十八日，宋真宗归至陈桥驿，辽使丁振前来觐见宋帝，呈上辽朝“誓书”。
宋真宗赐宴款待，然后令曹利用伴送丁振至边境上。是日，尾随辽军的宋将张凝等报告契丹兵马主力已出北境。十九日，宋真宗回至京城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