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尔茨在北京,顺利见到了中方领导人。时隔两年再次见面,其中的一些变与不变,值得我们去关注。而且中德关系的风向,一定程度上对中欧关系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所以中方对此还是很重视的。
会谈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一直谈到下午,在正式会面结束后,双方散步并共进午餐,就广泛议题继续开展深入交流,前前后后可能谈了3个多小时。
回顾朔尔茨当初来中国,我们能看出很明显的区别。当时是他当上德国总理后首次访华,也是正值中德建交五十周年,不过那一次朔尔茨没能停留多久,只待了大概11个小时就离开了。
这次时隔两年再来,一待就是3天,也是朔尔茨当上总理以来,外访时间最长的一次。
而且行程很有讲究,先去重庆再跑上海,最后专机在晚上落地北京。这三天安排得很紧凑,如果跟去年的访华行程对比起来看,颇有些“一回生二回熟”的意味。
朔尔茨之所以先去重庆和上海,主要是对中德经贸合作的情况进行调研,这样在与中方领导人对话时,也能更有准备,做到言之有物。
两年前,中方领导人就对朔尔茨说,中德关系之所以有今天的高水平,离不开中德几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政治魄力,要想中德关系的方向不走偏,行得稳,也有几个大的原则要遵守,那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
在两年后再次对话,我方表态中,也继续突出了这几个原则。另外也有了新的说法,着重指出,中德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所以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所以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去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
朔尔茨的几个前任也都是这么做的,像是默克尔和施密特。他们的务实态度,为中德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前的成功经验,值得朔尔茨继续借鉴。
更何况在当上总理前,朔尔茨主政的汉堡港,就走在中德经贸的第一线。两年过去,对于中方的说法,朔尔茨应该会有更多的体会。
当初我们还引用过施密特说过的一句话,“政治家应当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
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中德关系中哪些不能变,哪些需要勇气去改进,随着两国在外交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沟通,相信朔尔茨已经有了更多的判断。
所以朔尔茨上次来,说愿意与中方增进了解和互信;而现在则开始讲,要加强沟通和协调,意味着中德互信已经来到了一定水平,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同时朔尔茨也承诺,德国作为欧盟重要成员,愿意为促进中欧关系良好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他上次的表态就有所保留,只说愿意发挥应有作用。
这些措辞上的变与不变,与中德关系内外环境的变化有深刻的联系。一方面,德国经济状况不算特别乐观,在欧盟“三重定位”的影响下,对华政策不断摇摆,“去风险化”论调十分盛行,德国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而且朔尔茨是跟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哪怕他在中德关系中态度务实,在外交方面,也要受到绿党的掣肘。
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德经贸发挥了应有的压舱石作用,欧盟和绿党的阻力尽管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构成主要障碍。
朔尔茨这次来中国,很多话题都能跟中方敞开了谈,表达德国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不用过多地顾虑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德国也算看清楚了,中德经贸无可取代,不是随便一个国家,都能连续八年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欧盟一直在炒作的“去风险化”,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仅在过去一年,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就高达2500亿欧元,很多指标也维持稳定增长,没有受到欧盟那边“去风险化”的干扰。
而对德国工业来讲,中国市场尤其重要。要不然朔尔茨也不会对中方讲,他访问重庆和上海期间,对中德合作情况“留下了深刻印象”。
归根结底,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对德国而言,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究竟是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优先,还是欧盟那个别扭的“三重定位”优先。
对于前者,中德有不小的共识;但后者就未必了,“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也许欧盟自认为是外交政策灵活性的体现,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这三重定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只会给合作设置阻碍。
德国也应该意识到这“三重定位”暗含的地缘政治陷阱,不能亦步亦趋,而是要在欧盟内部发挥引领作用。而是中国对德国的期望,也是德国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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