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随着宋军的节节败退，元军的铁蹄声距临安越来越近了。
1275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三月初，伯颜进抵建康城下，宋都统徐旺荣迎降，导元兵入城。
元兵不费一刀一枪便占据了这一被誉为虎踞龙蟠、“拱护腹心”的战略要地，随即分兵四出，攻略四边州县，建立进攻临安的前进基地，以控扼南宋之命脉。
1、谢太后的“诏书”
谢太后为能维持残局，于四日拜王爚为左丞相，次日再拜陈宜中为右丞相，并都督诸路军马；颁下《罪己诏》，以求唤回民心，恢复被贾似道迫害致死的大将吴潜、向士璧官衔，以激励士气。
三月中旬，“有星二斗于中天，顷之，一星陨”。相信天命者对这一极不合时宜的不祥天象大感惊骇，被吓破了胆的官吏纷纷弃官逃出了京城。
谢太后见朝堂上门可罗雀，不禁大为感伤，命人揭榜朝堂警告道：
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则庶僚叛宫离次，外则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大臣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如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可令尚书省别具见在朝臣，在京文武并予特转二官；其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
这榜文对那些平日满口孔孟、借尊理学以欺世盗名的众多士大夫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但仍不能阻止京朝官的竞相逃匿。
宋廷只得挖空心思再找乞和途径，设法与降元已得重任的原宋大将吕文焕、范文虎等联络，希望他们能顾念故国危亡，出面斡旋，请求元廷同意“和议息兵”。
2、乞和之路如何被堵死？
不料宋廷派出的使臣刚与吕文焕等人接上头，吕文焕回书为自己叛降开脱、并婉拒从中斡旋之时，元廷派来临安的使臣却被南宋边将所杀，这使南宋君臣大为惶恐。
原来，忽必烈所遣入宋使臣廉希贤、严忠范等到建康后，要求伯颜派兵护送入临安。
廉希贤一行取道太湖西面南下，于十五日来到独松关时，张濡率兵掩杀护送的元兵，严忠范被害，廉希贤重创被执，于送往临安的途中死去。
伯颜闻讯，即致书谴责宋廷。宋廷得知廉希贤等人来使的真实意图后，追悔莫及。
但张濡击杀严忠范等人后，以功受赏知广德军的消息，已为元人所知晓，所以伯颜指出陈宜中的申言是“宋人谲诈为计，以视我之虚实，吾当就而用之”，决定遣行省议事官张羽等携带徐王荣给陈宜中的答书，随宋使同往临安，“观其事体，宣布威德，令彼速降”。
张羽认为宋廷对各地士卒已失去了控制，故此去必定凶多吉少。果然他们行至平江府，皆为宋戍卒所杀。元使入宋，其真正目的当然并非是为了息兵通好，但宋人两度误杀元使，使宋廷欲于元军南下临安之前乞和的企图彻底破灭。
但颇令宋廷疑惑的是，南宋士卒杀戮元廷使臣的行为，却并未立即引起元廷的激烈反应，且元军攻击临安的步伐也大为放缓。原来，元廷的进军行动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3、元军有多缺人？
伯颜主力顺流东下，势如破竹，控扼了南宋长江防线，但随着战线拉长，有限兵力难以应付形势的迅速发展。
据《元史·兵志》载，当时元军“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以兵守，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
而在其他战区，为宋坚守或降后复又归宋的州郡也复不少，故使南征元军的兵力捉襟见肘，不敷调用。为能对临安宋廷发动最后之打击，必须要对兵力进行适当调整，故伯颜急向忽必烈请求增兵。
此时元廷可谓四出征战，除数十万大军随伯颜南征外，在东北方向，元军征东元帅府为东征日本和控制高丽，保持有相当兵力；其西南方向，为镇压不断反抗的“夷蛮”武装，云南元军也不能如当初所设想的，出兵攻击四川、湖南宋军，反而不得不抽调四川元军精兵去镇压叛乱；三月，忽必烈还命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西征吐蕃。
而最为忽必烈头痛的是北方宗王海都的势力再度崛起，不断骚扰西北，并开始进逼上都，迫使元廷不断调遣兵马北上防御。但为了保证南征不致功亏一篑，忽必烈只得从中原不断签发兵马南下增援。
这时，戍守鄂州的阿里海牙也向忽必烈告急道：
“江陵为宋之巨镇，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下数十万，若非乘此破竹之势取之，待江水泛滥，鄂州之城亦恐难守。”
可一时间难以征发足够多的部队，据《史集》载，当时忽必烈只得“降旨把乞台国(即金国，此指金国所在的中原地区)的全部囚犯都送去，约有两万人”。
临行前，忽必烈训诫他们到前线去戴罪立功。有鉴于此，忽必烈还不得不对灭宋战略作出必要的调整。
四月初，阿里海牙攻占江陵。元军攻占了江陵城，使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完全脱离了宋朝控制，从而改变了荆湖元军孤守鄂州的局面，并割断了川蜀宋军与宋廷的联系，从整体上瓦解了南宋防御体系。
两淮重镇庐州、扬州等城此时仍在宋军控制下。
元军攻取扬州、平定淮东的计划，却因李庭芝率兵浴血拒战而未能如愿。
二十四日，伯颜正为进攻临安做着积极准备之时，忽然接到天子诏书：“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待秋凉马壮时再举。”
伯颜便与阿术、阿刺罕、董文炳等将领分析战局，认为宋军主力已大部被歼，宋廷赖以立国的长江天堑已为元军所控扼，宋两淮、川蜀、荆湖诸军已被割裂数地，无力增援临安；宋廷上下因连遭重创而人心惶惶，斗志全消，正当一鼓作气进兵灭宋。
忽必烈命伯颜缓攻的真正原因，是北方宗王海都的势力不断向东发展，夏初，忽必烈去上都避暑，险些遭到叛军袭击。面对南北两线必须同时用兵的危急时刻，忽必烈认为同为成吉思汗子孙的海都对自己威胁更大，故决定暂缓南攻，先定北敌，而再改主意，于五月下旬再次下诏，调回“极有方略”、“可属大事”的伯颜，欲让他统军北上阻击海都。忽必烈派近侍至建康面传圣旨，伯颜只好即日奉诏启程。
伯颜临行前，命阿剌罕为参政，代理行省事，自己绕道镇江会晤阿术、阿塔海等将领，嘱咐“所部水陆士卒甲仗务要严整，缓急适用，毋令怠惰”，要注意防范宋军的反扑，并抓紧战隙进行水陆训练整军。然后伯颜在吕文焕的护送下，渡江北行进京。
4、贾似道之死
覆亡在即的南宋小朝廷，面对这一最后机会，却不知好好珍视，那些大臣们不思国家存亡大计，反为争夺权位而闹得愈加不可开交。
当初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后，宋廷迫于朝野上下要求惩治贾似道的呼声日益高涨，遂罢去其平章军国重事、都督兵马之职。三月，御史陈过、潘文卿等联袂上书请窜贬贾似道，并治其党羽，宋廷乃捕翁应龙下狱，罢免廖莹中、王庭等人官职。
但由于元军步步逼近，连占无锡、常州等地，平江府守臣弃城遁逃，形势危殆，宋廷只得放下惩治罪臣之事，慌忙遣将抵御。此前，宋廷诏征诸将勤王多不至，独张世杰率军千里入京，“上下叹异”。
但宋廷对于自北南归的张世杰并不信任，至此迫于形势，只得耀升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出任总都督府诸军之职，期望他能挽回败局。
张世杰调遺部队收复了平江府、安吉州、广德军、溧阳县、金坛县诸城，兵势颇振。
元兵立即调兵反击，攻破广德、金坛等城。四月，张世杰又联合自淮东南下勤王的刘师勇部收复了常州。
于是，浙西不少降元的州县又反正归宋，与李廷芝、姜才率军坚守的扬州遥相呼应，加上元军主帅伯颜应诏北上，建康元军多取守势，由此南宋面临的严峻形势暂得缓和。
宋廷于是诏令张世杰、张彦与刚从淮东来勤王的知庆远府仇子真、淮东兵马钤辖阮克己诸军四道出兵，伺机收复建康，封住南宋京畿地区的北大门。
但战场形势稍得缓解，宋廷内部的党争却随之加剧。被谢太后视为国家砥柱的右丞相陈宜中，“实无经纶”之才，却“事多专决”，而与“在朝无所建明”的左丞相王爚论事每不合。
面对亡国危机，两人皆“不能画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朝中众臣依附两人，分党立派，相互攻讦不已，而将军国大事置于一旁。
当时宋廷为激励州郡守臣将兵御敌，决意惩处弃城逃遁的官员，王爚以为可，陈宜中偏以为不可，称这“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尝轻用之”。
但朝野要求惩处弃城而逃者的呼声甚高，陈宜中难以阻止，故弃平江府等城而遁的守臣潜说友等人皆受到除名、流放、抄没其家的处罚；弃官逃离京城的执政章鉴、曾渊子、文及翁、倪普等人也受到削官夺职、贬斥为民的处罚，降元将领吕文焕、孟之缙、陈奕、范文虎之家始被抄没。
六月，在朝野一片谴责声中，宋廷下诏诛杀贾似道的党徒翁应龙，籍没其家；廖莹中、王庭除名流放岭南，二人自杀于赴贬所的途中。
台谏、侍从官以及三学诸生随后纷纷上书朝廷请诛贾似道，贾似道不得已也上表自劾，称芜湖兵溃乃为夏贵、孙虎臣所误，乞求朝廷保全余生。
谢太后还是不想严惩贾似道，只是命淮东帅李庭芝将待在扬州的贾似道送至绍兴府守丧。
但绍兴守臣闭门不纳，迫使宋廷把贾似道徙居婺州，婺州人同样拒绝其入境，宋廷只得将贾似道谪居建宁府。七月，迫于舆论压力，宋廷终于作出了贬贾似道为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籍没其家的决定。
福王赵与芮素恨贾似道，必欲杀之，便招募能杀之者押送贾似道赴循州。会稽县尉郑虎臣因其父曾遭贾似道诬陷流放，恨之彻骨，便欣然请行。
贾似道当时寓居建宁开元寺，侍妾甚众，郑虎臣一到建宁，即遣散其侍妾，迫其刻日登道，并撤去轿子顶篷，让贾似道暴行于秋阳中。郑虎臣还令轿夫哼唱杭州歌谣以谑辱贾似道，在途经南剑州(今福建南平)黯淡滩时，又暗示贾似道自尽以谢天下，贾以无诏旨为辞，不愿寻死。
九月中，行至漳州南木棉庵歇脚，有人对郑虎臣说：
“天使今日押送至此，度必无生理。何不令速殒，免受许多苦恼？”
郑虎臣即答:“便是这物事，受得许多苦恼，欲死而不死。”
当晚，贾似道如厕，郑虎臣说道：“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遂杀之，以病卒上报朝廷。
5、扬州突围
同年六月初一日食，“既，昼晦如夜”，人心更加恐慌。
谢太后下诏，削去自己尊号内“圣福”二字以应天谴，并命大臣各举才堪文武者，“虽在谪籍，亦听举之”，朝廷当不次任用。
但已于事无补，而且丞相王爚、陈宜中两人纷争不息，使朝廷许多措施难以实施。
权工部侍郎杨文仲为此亟上疏言：
“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赖，亿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协之故，今日不战，明日不征，时不再来，后悔何及!”
王爚于是引咎辞位，谢太后便以王爚为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两赴经筵，五日一朝”；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然而朝中纷争仍未能消弭。
宋廷时命张世杰等分道进兵，而陈、留二丞相虽兼都督军马之职却不肯出京督师，台谏不断上疏论奏此事。
王爚建言请“以一丞相于吴门建立督府，以督统诸将；不然，则己请行”。
陈宜中心中有愧，始与留梦炎上疏乞出京督师，谢太后命公卿杂议，却数日不能决断。侍御史陈文龙上疏道：
“《尚书》言‘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筑某堡，而我以文相逊，以迹相疑,譬犹拯溺救焚，而为安步徐行之仪也。请诏大臣同心图治，无使虚议滋蔓。”
但一切如故，“庸懦无所长”的陈宜中、留梦炎依旧“日坐朝堂相争戾”。
就在不断争吵空谈中，宋廷陆续颁行了一些诏令，欲对南宋军队重作部署：
以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以李芾为湖南镇抚大使，命江南西路制置使黄万石置司隆兴府，诏赵潛统领军民战船屯守长江要塞江阴军；加夏贵枢密副使、两淮制置大使、知扬州，而令淮东制置副使朱焕知庐州，让李庭芝提兵入卫京师。
但因元军屯兵建康、镇江，占领了滁州、和州等地，并在峪溪口(今安徽芜湖西北)、焦湖(今巢湖)两次击败夏贵入朝勤王之师，从而与淮河一线元军对庐州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使得夏贵不敢轻离庐州，而李庭芝也因交通不便未能还朝，加上黄万石畏惧隆兴府逼近元军重兵镇守的江州，不愿自抚州移治，使得此次部署还未施行即告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