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三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以后，于开禧二年(1206)十二月，在漠北斡难河畔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被推尊为成吉思汗。
蒙古汗国是一个刚刚从奴隶制度脱胎而出的军事封建国家，极富侵略性，加上金朝统治蒙古各部时期，进行残酷的压迫、掠夺和杀戮，蒙古人对金朝怀有世代难忘的深仇大恨。
所以蒙古汗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对准了金朝及其盟国西夏。
1、金人的“求和”
在蒙古看来，金朝还比较强大，为了解除在攻打金朝时受到其盟国西夏的牵制，蒙古军于开禧元年和三年两次进攻西夏。
西夏遣使向金求援，章宗不仅不答应，反而幸灾乐祸地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
这就引起了西夏的不满，两国关系开始破裂。
金泰和八年(1208，南宋嘉定元年)十一月，章宗去世，无子，金世宗第七子完颜永济继位，是为卫绍王。
金朝传诏蒙古，告诉已立新帝，成吉思汗拒不奉诏，对卫绍王之立甚表轻侮，卫绍王大怒，谋划袭击蒙古入贡使者，但为蒙古所识破。
成吉思汗便以此为借口，于金大安三年(1211，南宋嘉定四年)二月，亲率蒙古骑兵自克鲁伦河南下，开始了大规模南侵金朝的战争。
前去抵御的金兵节节败退，到当年十一月，蒙军铁骑几乎蹂躏遍了黄河以北的河北、山东等大片土地。
金河东、河北、山东三路九十余郡尽失，“数千里生灵为其杀戮殆尽”，金中都（又称燕京，今北京市）虽未能下，但由于乏粮，“饿死亦十三四”。
金至宁元年(1213，南宋嘉定六年)春天，成吉思汗暂时退兵。在蒙军的强大攻势面前，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八月，出任金右副元帅的纥石烈执中在中都发动政变，杀死卫绍王和左丞相完颜纲，立世宗孙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不久，纥石烈执中被金朝的另一个将领杀死。
趁着金朝内乱之际，成吉思汗于当年秋天再次发动对金朝的大规模进攻，他以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为左军，自己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分三道进兵。
在蒙古军的猛烈攻击下，金河东、河北、山东诸郡除中都以外，几乎全部沦陷，金宣宗被迫向成吉思汗求和。
金贞祐二年(1214，南宋嘉定七年)四月，蒙军在掳掠到大批金帛、牛马牲畜及数十万少壮人口以后，接受金朝的议和请求，再次北返。
经过蒙古军队的几次南侵，金朝受到致命的打击，加上金与南宋的摩擦再次发生，各地民变和起义的不断打击，国势已经彻底衰落。
正如元史臣所云：“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其能济乎？”
金贞祐二年(1214，南宋嘉定七年)金宣宗于当年五月下诏将都城南迁，七月由中都迁至南京（河南开封）。金迁都的目的，一是为躲避蒙军兵锋，二是为向南宋寻找出路，但到最后仍然是一条死路。
3、停给金国岁币
金宣宗迁都汴京以后，金朝实际上放弃了对燕京以北地区的统治。金贞祐三年(1215，南宋嘉定八年)五月初，负责守卫中都（今北京）的金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眼见城池将陷，自杀身亡，蒙古军随即攻破中都。
金辽东、辽西守将相继叛降蒙古或割据独立，中都以北直到东北的广大地区已不再为金所有。
蒙古军继续南下和西进，侵掠河北、山东、山西一带，并于贞祐四年秋天攻破潼关，切断了金朝河南与关陕的联系。
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的红袄军余部的反金斗争仍然非常活跃，对金朝在河南地区的统治也是一个威胁。此外，西夏在蒙古的压力下，由原来的联金抗蒙转变为附蒙攻金，并且不时与南宋联合，夹击金朝。
至此，金朝已陷入四面楚歌、顾此失彼的境地。
嘉定四年(1211)六月，南宋政府遣户部员外郎余嵘为贺金朝皇帝生辰使，出使金朝，时燕京已为蒙古所包围，金朝无法接待使者，余嵘至涿州（河北涿县)而还。
当年，金朝也没有派生辰使来南宋。十月，南宋“以金国有难”，命令江淮、京湖、四川制置使“谨边备”。嘉定六年，南宋又先后派出董居谊、真德秀出使金朝，三人仍因蒙古南侵和金朝内乱而不能成行。
在这种形势下，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议：“敌既据吾汴，则币可以绝。”
朝廷中多数官员和太学、武学、宗学三学生员“主真议甚多”，要求停止向金缴纳岁币。
但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以为：
“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
分析上述两人建议，可谓各有各的理由。
南宋鉴于“靖康之乱”，徽、钦二帝被掳的奇耻大辱，一直视金朝为世敌，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够，才被迫纳币称臣，或称伯、叔。现在金受蒙古打击，国势江河日下，正是可以报仇雪耻的大好时机，真德秀停止纳币的主张，正反映了南宋朝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
但是，乔行简的考虑似乎更为深远，他鉴于北宋宣和年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灭亡辽朝，稍后北宋又被金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为金朝的存在，可以作为阻止正在兴起的蒙古军南下的屏障，否则就会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
对于乔行简的建议，右丞相史弥远从坚持对金屈辱妥协的立场出发，表示支持，可是太学生们却群起而攻之，他们“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
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南宋政府从这一年起，停止了给金朝的岁币。
此时的蒙古，急欲灭亡金朝。嘉定七年正月，蒙古派出三个骑兵由濠州(安徽凤阳)钟离县北岸渡淮南来，递交成吉思汗给南宋政府的文书，约南宋共同攻打金朝，当地守军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为由，将他们遣返回去。
七月，西夏来议夹击金朝，又遭到南宋的拒绝。嘉定八年，南宋政府一方面继续派遣使臣赴金贺正旦，一方面不顾金人的督责，仍然停止缴纳岁币。
4、金朝最后南侵
金朝在蒙古的频频进攻下，国土日益狭小，内乱更加频繁，实际所能控制的地区已只限于河南一地，加上南宋断绝岁币，使国势变得越来越危急。
金统治集团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主张南侵弱宋，扩大疆土，掠夺南宋财富，迫使其恢复岁贡，以此来摆脱危机的一派占了上风。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南宋嘉定十年)四月，金人以南宋不再纳岁币为由，将元帅右监军乌古论庆寿从抗蒙前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从抗西夏前线调回河南，要他们率兵渡淮南侵，宋金局部战争再起。
完颜赛不的军队首先进犯光州（河南潢川）和信阳军（河南信阳），并分兵攻打樊城（今属湖北），进围枣阳军（今属湖北）和光化军（湖北光化）。
另遣完颜阿邻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攻西和（在甘肃西和西）、阶（在甘肃武都东)、成（甘肃成县）等州，想打开进入四川的通道。南宋边界全线告急。
宁宗分别下诏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赵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谊，要他们“酌量缓急，便宜行事”，加以防御，但是否允许反击，却不置可否。
进士出身的赵方，是南宋中期的一位名将，也是一名杰出的儒将。
“嘉定和议”以后，他与当时一般将领的目光短浅、怠于战备不同，而是深谋远虑，“独招兵择将”。
其子赵范、赵葵，皆在其麾下，“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则深入死战，诸将惟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
赵方还提拔了不少由“土豪”出身的战将，如扈再兴、孟宗政等人，对他们“推诚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
孟宗政父孟林，绛州（山西新绛）人，原为岳飞部将，后随岳飞至随州，才在随州安家。孟宗政“自幼豪伟，有胆略，常出没疆场间”屡立战功。
子孟珙在理宗朝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赵方事先已经估计到金人受蒙古之逼，有可能发动南侵，所以已在荆门(湖北当阳)的东、西两山的险要处构筑工事，积极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金兵一人侵，赵方对赵范、赵葵说：
“朝廷和战之说未定，观此益乱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耳。”
他一面向朝廷上疏主战，一面亲往襄阳指挥，派统制扈再兴与陈祥、钤辖孟宗政等领兵支援枣阳，并增兵光化、信阳、均州（在湖北均县西北），相互联络以壮大声势。
金兵大举进犯，扈再兴、孟宗政、陈祥分三阵设伏以待。金兵至，扈军假作战败，金兵追逐，陈、孟两军从左右两翼出击，金兵三面受敌，被打得大败。
扈再兴等三支援军乘胜进抵枣阳城，这时枣阳守将赵观也在城外大败金兵，援军赶到，双方夹击，再败金兵，遂解枣阳之围。
赵方以孟宗政权知枣阳军。不久，京湖将王辛、随州忠义统领刘世兴部也在光化、随州（湖北随县）等地大败金人。
五月，金兵退去。金统帅乌古论庆寿因向金廷隐瞒士兵的丧亡人数，金宣宗下诏“有司鞫问，已而释之”。
次年二月，金人围随州，并再次进攻枣阳城，游骑至汉水上游，均州守臣应谦之弃城逃走。赵方调刘世兴、扈再兴、鄂州都统许国援枣阳，张兴、李雄韬援随州。
随州围解，扈再兴等转战入枣阳。时孟宗政守枣阳城，伏兵城东，金人遇伏败走。不久，金兵再至，扈再兴等部将他们击溃。
“自是无日不战”。金人三面来攻，孟宗政出东门，扈再兴出南门，刘世兴出北门，联军将金兵战败。
稍后，南宋各支军队分道追击金兵，金兵大溃，“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
在淮东，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贾涉依靠淮北、山东“忠义军”的英勇战斗，击退了金兵向淮东的进犯。金军无机可乘，只得退兵。
5、金国在川陕的南侵
南宋在京湖一带的胜利，使宁宗和史弥远感到金人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赵方再次上书朝廷，列举不能与金人讲和的七条理由，宁宗才于嘉定十年(1217)五月下诏伐金。
六月，又下诏“厉将士”，表示：“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
这对正在浴血抗金的前线军民来说，多少是一种鼓励。
在川陕，当年十二月，金将完颜资率步兵和骑兵一万人，进犯四川，占天水军（在甘肃天水西南），焚大散关，破南宋重要据点皂郊堡（在甘肃天水西南)，南宋军民死亡累累。
嘉定十一年(1218)三月，利州统制王逸率官军及忠义民兵十万人，收复了大散关和皂郊堡，杀死完颜赟，乘胜进攻秦州（甘肃天水)。
正当此时，沔州都统刘昌祖竟命令宋军退兵，并放散忠义民兵，金军趁机反攻，大散关守将王立弃关逃跑，大散关、皂郊堡又相继失守，西和、成、阶三州守臣也望风远遁，金兵追击，俘获钱、粮、军器不可胜计。
兴元都统吴政杀王立，奋起抗敌，再次收复大散关。
嘉定十一年十二月，金宣宗因内有红袄军的反金起义，外有蒙古军的步步深入，加之南侵又不顺利，才不得不遣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前往南宋议和。
次年正月，“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纳而还”。于是宣宗再次下诏“伐宋”。命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仆散安贞辅佐太子完颜守绪率军大举南侵。
嘉定十二年正月金兵进攻湫池堡、白环堡等大散关四周重要关隘，皆为南宋军队所击退。金人转攻成州，沔州都统张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阻止金兵的深入。
金兵再攻黄牛堡（在陕西凤县东北），吴政战死，金兵遂乘胜攻入武休关（在陕西凤县东南），连破兴元府（陕西汉中），大安军（陕西宁强大安镇)和洋州（陕西洋县），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从利州（四川广元）逃跑。
都统张威派部将石宣在大安军邀击金兵，歼其精兵三千，俘获金将巴土鲁安，金军被迫退出兴元府和洋州。
当年春天，南宋政府以利州路安抚使聂子述代替贪浊无能的董居谊为四川制置使，并将董居谊召回行在。
四月，驻扎兴元府的士兵因不堪总领杨九鼎等官员的刻剥虐待，在军士张福、莫简的率领下，发动兵变，兵变士兵头裹红巾，号“红巾队”。
红巾队攻入利州，聂子述逃遁，不久也被朝廷召赴行在。
兵变士兵杀死杨九鼎，剖开他的肚子，实以金银，愤愤地说：你平时这样贪婪，这次就让你吃个饱吧。张福、莫简率兵变士兵先后大掠阆州（四川阆中）、果州（在四川南充北），遂宁府（四川遂宁）和普州（四川安岳），直逼成都府，所至残破。
宋廷命安丙出任四川宣抚使，崔与之出任知成都府和本路安抚使。安丙命沔州都统张威前往镇压。七月，张福及兵变土兵一千三百余人被杀，莫简自杀，南宋政府重新控制了利州、成都二路的局势。是年为己卯年，故时人称这次兵变为“己卯之变”。
6、川陕的危机
金与西夏本是盟国，但金人一直来依仗强盛的国力，仍不时侵占西夏国土。
特别是金朝将都城南迁后，力求在陕、甘、川扩大领土，“夏主畏其侵迫”，遂有联宋抗金的打算。嘉定十二年，西夏遣枢密使、都招讨寗子宁、忠翼赴南宋四川制置司，提议夹攻秦（甘肃天水）、巩（甘肃陇西）等地金兵。
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安丙接受西夏请求，派都统张威、统制王仕信会合西夏兵，分道并进，共同攻打巩州。
双方约定，夏兵野战，宋兵攻城。张威以为：“金人尚强，夏人反复，未可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