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御将御兵有方，可能振奋一时，但不能行之久远，更不能说是就已经消除了禁军兵变这个“腹心之患”，可以长治久安了。
宋初在兵制的改革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才真正地避免了成为短命皇朝，消除了腹心之患。
1、宋初兵制的确立
宋初太祖时期，对五代以来的治兵措施加以改革、完善，确立了新的兵制，终于抑制了五代祸乱之源。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收兵权》说：“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骄惰，皆赵普之谋也”。
确实，宋初兵制的确立，是与赵普分不开。宋初的兵制改革，应该、也可以算作是赵普的作为的。
宋人林驹说过：“天下有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政权分则事无统，兵权专则事必变，此善计天下者所宜申处也。”
因此，宋初的兵制改革，遵循的一条最重要原则是彼此相维相制，不使兵权集中于一处、一人，以此来防止兵变的发生。
在军队的统率上，宋初实现了兵权的分散。
“宋朝兵制，凡禁兵之亲近者，号诸班直，隶於军头，皇城内守外备征戍，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曰屯驻，非戍诸州而隶总管者曰驻泊，非屯驻、驻泊以粜贱而留之者曰就粮。诸司募者曰役兵，诸州募者曰厢兵，什伍其民教之武事谓之民兵，蕃夷内附纠而用之谓之蕃汉兵，此制兵之大略也。”
这是宋朝军队的组成及名目。
禁军的统率机构是三衙。
三衙本是由两司——侍卫亲军司与殿前司演变而来，自从侍卫亲军都副指挥使及都虞候不再除授，侍卫马军与侍卫步军独自成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而地位在殿前司之下。
宋代，厢兵、蕃兵等也从属于侍卫两司，于是天下兵柄尽在三衙矣。
“禁卫之军统於武臣，则不出於宦者之手；诸道之兵籍於禁卫，则不专於节度之权；殿前为一司，侍卫马、步各为一司，则有南北相制之意。”
三衙之下，又有“四卫”之说。
“捧日、天武四厢属之殿司，龙卫、神卫四厢属之马、步二司，谓之主四军，谓之八抗梯。”
还设有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和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分三衙之帅的权，与三衙之帅抗衡。
三衙的职责是：
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而天下的兵籍，武官的选授，军队的调发更戍及兵符的颁降，则由枢密院掌管。
这样，握兵权与调兵权分开了。
北宋历史学家范祖禹指出：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宋人汪藻说：“祖宗于兹，盖有深意焉。”
这个深意不是别的，就是防止三衙之帅和枢密使拥兵自重。
2、宋初的统兵之法
兵权的分散还不止此。
禁军出征时，往往另外任用其他官员作统帅，而不用三衙将帅，事定之后，兵归三衙，将还本职。这样，统兵权又分离出来。北宋末年，李纲指出：
“在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
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分开，三者不相统属，无人从而操纵，“彼此相制，罔敢异志，内安得不固乎！”这是宋初兵制改革的要害措施。
在军队的管理上，宋初严阶级之法，申明军纪，以便上下相制，兵不至于犯上作乱。
所谓“阶级”，是指军队内部的等级关系。
《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十《宋朝兵制》载：
“又峻其等级相犯之刑，谓之阶级，以绝其犯上之心。”
太祖时期的军法规定：
“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议。敢有违犯，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徒三年，配五百里”。
阶级法即是禁军内部的管理法，尊卑等级法。各级军校，各司其职，“使士知有校，校知有帅，帅知有朝廷矣。”
南宋时，孝宗说，太祖设为阶级法，“二百年军中不变乱，盖出於此。”
阶级法不仅防止了军中变乱，而且利于用兵，进行统一战争。南宋学者吕祖谦即说：
“太祖方欲以兵定天下，故严阶级之法，明抚御之道。”
宋初，制兵之法，除阶级法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宋初，严禁军士结社。从北朝末年到五代的约四百年间，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盛行结成义兄弟的风气。后周太祖郭威有十兄弟，宋太祖赵匡胤也有义社十兄弟。
这种带有结社化即集团化倾向的结义兄弟的行为，是对既成权力的重大威胁。
所以，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十一月下令，禁止军民男女结义社，开始禁绝这延续了四百年的恶习，以防其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对于禁军中的不逞分子，即予严惩。
建隆三年(962)七月，诏搜索内外诸军不逞者，悉配隶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沙门岛（今长岛)。
乾德四年(966)闰八月，索殿前诸军亡赖者，得十数人，敕黥配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义丰监。
乾德五年四月，阅殿前承旨，不逞者百二十人，分别发配到郓（今山东省东平县）、齐（今山东省济南市)、冀（今河北省冀县)、博（今山东省聊城县）、德（今山东省陵县）、沧（今河北省沧县东南）等州。
开宝四年(971)十一月，因赏御马直而不及川班内殿直，川班内殿直相率击登闻鼓上诉，援御马直例乞赏，太祖大怒，把为首的四十多人全部斩首，其余全部配隶许州龙捷军，都校决杖降职，川班内殿直也被撤消了。“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
在派军出征时，太祖必先申明军纪，严禁暴掠生民，违者以军法从事，不用命者斩之。
这样，可以减少对民众的骚扰，取得同情和支持，同时，将士们也不易在出征中乘机作乱。乾德五年(967)元月，忠武节度使王全斌和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及枢密副使、左卫大将军王仁赡等人，因在平蜀时豪夺子女玉帛、擅发府库、隐没货财和擅克削兵士衣装钱、杀降致寇等原因，百官集议，於法当死，太祖以其有平蜀大功，又不愿杀戮大将，才免死，予以责降。
太祖曾说说：“我于三军，亦不惜财，敢犯我，惟有剑耳。”因此能够令行禁止，军士也钱财足用。
3、如何提高禁军战斗力？
在禁军的训练方面，宋初注意选拔、补充和教阅，因此军旅精锐。
为加强禁军，宋初继续采用后周的淘汰老弱、令其归农的办法。
建隆二年(961)五月，“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员，以处退兵”。
同年，又下令释放镇州诸县弓箭手凡一千四百人，放其归农。
乾德元年(963)平定荆南以后，于五月下诏：荆南军士年老者听自便。
六月，下诏：
荆南兵愿归农者听，官为茸舍，给赐耕牛、种食；愿留者分隶复（今湖北省天门县)、郢州（今湖北省钟祥县）为剩员。平定湖南后，十月，尽索湖南行营诸军所掠牲口，遣吏分送其家；放潭（今湖南省长沙市)、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乡兵数千人归农。
乾德二年(964)六月，释放俘虏的北汉军数千人，赐衣履，分隶畿县民籍。
乾德三年(965)四月，放洋州（今陕西省洋县）义军八百人归农。裁兵归农，设置剩员，使禁军老弱被淘汰，大为精锐，减少了禁军及厢军兵额，同时又增加了农业劳动和服役的人手。
宋初选拔禁军，有两个来源：一是诸州之兵，一是割据政权之兵。
宋初，多次派遣使者到各地去选择精兵，凡是才力技艺有过人者，都收补入禁军。史籍明确记载，这是赵普提出的办法。
九月，诸道送兵到京城，太祖在讲武殿亲自检阅，挑选出一万多人，以马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均隶侍卫司。
从割据政权之兵中选拔的部队：
川班内殿直一百二十人；江南降卒立为归化、归圣军，一千三十九人；北汉降卒立为效顺指挥，二百六十六人。
通过淘汰、补充、选拔，禁军大大加强了，宋初又重视训练，经常教阅，故部队精锐。
为防止禁军士兵骄惰，提高其吃苦耐劳之能力，宋初为禁军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要使“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这些规定有：
军人只许穿褐色衣服，不许穿皂色衣服，衣服长不得过膝，红紫之服更不许穿。葱韭不得入军营，买鱼肉和酒入军营者有罪。不许赌博。禁军将士，无故不令出班，每班置市买二人。每月给禁军发粮时，营在城西者，必给城东仓之米，营在城东者，即於城西给，以远其途，不许雇车或人帮助，必须士兵自己背负，负粮两石，不得崔代，以远其力。
太祖还曾登上右掖门，观看士兵领粮的情况。
太祖时还制定了“更戍法”，禁军少曾在京，常分番往缘边及诸路屯驻驻泊，三年一出，更出迭入，欲使之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
“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转员之制，定其功赏，超转资给，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
此外，禁兵出屯，可以增强地方力量，使之能与京师“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
4、“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兵力配置政策
在兵力的配置上，宋初实行了“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政策。
宋初禁军约二十万，其中十万驻守京城，十万分屯各地。
“太祖盛时，皇城之内，有诸班之兵，京城之内，有禁卫之兵；京师之外，列营犹数十里”。“太祖常谓，虽京师有警，皇城之内已有精兵数万，况天下乎！”
京城兵强马壮，各地方自知兵力不敌，一般不敢萌生异心，这就是“强干弱枝”。
驻屯各地的禁军，主要是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两军的精锐虽不及主要屯驻京城的殿前军，但相去不远，加上各地的厢兵、蕃兵、乡兵等部队，其数量则要超过京城兵力至少一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