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王平调武汉军区任政委，邓小平特意嘱咐：你要保护好一个人

1975年8月，时任炮兵政委的王平接到中央命令，调武汉军区任政委。

上任之前，叶剑英专程将王平叫来嘱咐：

“你去了武汉军区以后，担子不轻，军委希望你同杨得志同志一起，同心协力，扶正压邪。”

应该说中央对王平到武汉军区，是有很高的期许在里面的。

当时就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也找了王平谈话，除了谈到了一些必要的问题外，邓小平还特意嘱咐了一句：

“你到了武汉军区以后，要保护好一个人。”

王平愣了一下，不知道邓小平所说的要保护的“这个人”是谁，还是邓小平告诉了他情况，王平这才恍然大悟。

邓小平口中所说的这个人，是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王猛。

一

应该说在诸多开国将军中，王猛的名字并不显山露水。就连如今网络上搜索资料，第一个跳出来的人是东晋时期前秦宰相王猛，就是那个辅佐苻坚将前秦打造成强盛之国的那个人。

王猛1955年8月授衔时是大校，一直到1964年才晋升为少将，加上资料并不多，所以人们大多数都不知道他是谁。

从王猛的革命历程来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三八式干部。

1920年5月，王猛出生于河北盐山。

如今的网络上可以查出的资料中，并无王猛的参军前的经历，但从他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的时间来看，毫无疑问，王猛应该是一个致力于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一个有志青年。

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共有四个时间段入党参军的干部最为有名，除了前三批外，最出名的就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因为这批人是抱着参军打日本人的目的，加入革命队伍的。而且本身就属于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因为第三批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这批人虽然革命意志坚定，但人数少，学历程度偏低，三八式干部恰好弥补了他们的不足，数量大，且学历高。

因此，“三八式”干部被分配到部队中以后，在队伍发展的初期晋升也很快。

比如《亮剑》中的赵刚，抗战时期任团政委，等到新中国成立，1955年9月授衔时，他的军衔和参加过长征的李云龙一样。

王猛无疑属于此列。

参加革命几个月后，1938年1月，王猛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普通的八路军部队营部文书做起，历任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代理政治委员等。职。

不过，相比较于小说中赵刚的任职来看，王猛无疑属于晋升慢的那一批。

抗战末期，王猛已经担任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到解放战争结束，王猛也只是担任第二野战军16军46师136团政委。

到新中国成立，王猛任第二野战军第16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

1955年，王猛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王猛自参加革命以后，从事部队政治工作比较多，巧的是引起了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的注意。

1954年，王猛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以后，本来按照实际情况，是要被调回16军工作的，可赖传珠看到他的资料以后，立即想到了当时刚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因在长春，所以称长春第二政治学校）还缺政工干部，于是向刘伯承建议，把王猛调到了学校，任副政委。

长春第二政治学校从建制上来讲，应该是属于正军级，因此王猛相当于被提升了半级、

1961年，王猛升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政委。

不过，很不凑巧的是，就在王猛担任学校政委的同年，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撤销，他的去留就又成为一个问题。

从王猛的角度来讲，他是很希望回到部队的，当时点名他到学校的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此时已经被调到了沈阳军区任政委，所以王猛直接向老首长申请：

“把我还是调回野战部队吧。”

赖传珠也很是头痛，因为当时16军军一级干部并不缺编，而且当时王猛已经是正军级干部，如果直接安排到16军任政委，显然不可能，而安排任副政委，不仅王猛要降半级，16军副政委的编制也会超编。

就在各方面考虑的时候，赖传珠突然想到，不如把王猛调到38军去。

38军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打出来的一支部队，后来被彭德怀誉为是“万岁军”，赖传珠认为，38军作为一支王牌部队，需要加强该军的政治工作。

不过，如果安排直接任38军政委，似乎又不大合适，思来想去，赖传珠问王猛意见：

“你愿不愿意到38军任副政委。”

正军职干部出任副军职，这无疑是属于降级任用，对王猛似乎不大公平，但他也并不计较这一点，能够到野战部队，特别是38军这样的一支王牌军中任职，王猛自认为是求之不得的一件好事。

王猛立即向赖传珠表示：

“我愿意到38军中任职。”

就这样，在上级一声令下，王猛被调到了38军，降任38军副政委。

1964年，王猛与军长李光军同时晋升为少将军衔。

1966年12月，王猛接替原38军政委于敬山，正式出任38军政委。

应该说这项任命也是比较特殊的，毕竟原来王猛是属于二野的干部，后来却被调到了四野出身的38军中任职。

图|赖传珠

王猛出任38军政委时，该军当时已经被调到了河北保定接替69军的防务，隶属于北京军区。王猛也因此跟随着来到北京军区。

不久之后，王猛又担任了北京军区副政委。

只是，当时的王猛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还会有被调入国家体委工作的机会。

二

1968年5月12日，国家体委系统由解放军总参军训部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是时任军械部部长曹诚。到1971年7月，对国家体委的军管结束，曹诚回到部队任职，而时任38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猛，被安排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一同被安排的还有他的助手，原60军副军长姚晓程、26军副军长于步血，38军师政委陈培民。

国家体委施行军管期间，是属于总参谋部管，而结束军管以后，按照实际情况，国家体委应当由国务院管辖，为何还会安排一名军事干部来呢？

其实，这一切都是周总理的安排。

王猛是周总理亲自点名调入国家体委的，虽然在各方面资料中，并没有查到周总理这一用意，但从当时情况来看，中央对王猛无疑是信任非常的。

对于王猛而言，挑战这才刚刚开始。

刚到国家体委工作的那几天，王猛就面临一个难题——筹备亚非乒乓球邀请赛。

本来王猛赴任国家体委，这些工作之前应该是有人接手过才对，可等到王猛真正问起来的时候才知道，这项工作压根就没有开始。

筹备一个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光有国家体委参与是很难办成的。

尽管对体育工作完全不了解，但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王猛还是立即投入，原本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人因病住院后，王猛直接就把这项工作接手过来，但在与各部门协商过程中，问题又来了。

不排除当时有人确实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王猛一开始打算与相关的部门一起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办理此事，但与几个单位协商均没有结果，考虑到此亚非乒乓球邀请赛是之前“乒乓外交”的延续，王猛第一个找的就是外交部，却在外交部迎面碰了钉子。

后来王猛又把报告递到了总参，恳请总参出面办理此事（之前聊到过国家体委军管时期隶属于总参下辖），然而几次递过去报告方案，都被总参给退了回来。

到比赛前两个月，连一个筹备委员会都没能组成，王猛急了，直接给周总理递了两次报告。

应该说这是属于越级上报，按照组织和公务流程来看，是不符合规定的，加上当时处在特殊时期，不少人都劝王猛：

“你这不是向周总理告状吗？”

当时，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李作鹏任副总参谋长（王猛报告中层建议李作鹏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多人担心王猛越级上报，不就是得罪了他们吗。

可事急从权，王猛也顾不上了：

“顾不上了，国家声誉要紧，这次国际比赛办不好，出了问题就是大事，还不是和军管会主任一样掉乌纱帽。”

在王猛一再坚持之下，周总理终于看到了王猛的报告，并做了批示，这样一来，原本不愿意出动的李作鹏也被拉了出来，担任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尽管整个过程磕磕绊绊，但这场国际性的赛事举办的圆满成功，就连周总理也连连点头。

“我看你搞得不错嘛，现在对工作熟悉了一点了吧。”

王猛谦虚的说：

“我完全外行，是从头学起。”

周总理哈哈一笑：

“这总比打仗要容易吧。”

尽管王猛不熟悉体育，很多事情都不是按照原来体育的规章制度走，但王猛作为一名军人，办事自然也遵循一定的办法，只要牢牢的抓住整体方向即可。不仅如此，国家体委在结束军管以后，很长时间仍处于总参领导下，是王猛做了不少的工作，才促成了国家体委划归国务院管辖，不仅如此，王猛还推动了军管干部离开军委，原体委干部的解放和恢复任用。

到1973年年底的时候，国家体委已经全面恢复了运转，这一切都和王猛的努力分不开关系。

不过很遗憾，王猛当时这一系列的努力，被一些有心人给注意了。

到了1974年初，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吹到了王猛身上，直接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虽然他也有心与之争论，但在这场风暴来袭之下，王猛也有心无力，很快就被打倒了。

1974年，王猛因病住院。

应该说在当时，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不仅仅影响了王猛，周总理在病中，但他身上的压力也很大，特别是在四届人大前夕，周总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以便能把握国务院更多相关部门。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总理让王猛离开了国家体委，回到部队工作。

然而当时王猛因病重住院，已经被看管起来。

一直到1974年12月初，邓小平趁江青不在北京，立即打电话给国家体委，要求立即放王猛回部队。

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将王猛安排到武汉军区，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周总理、邓小平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当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以请病假的名义，沿途和各大一些地方及军队负责同志商量如何争取让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

当时，杨勇抵达武汉以后，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因开会都不在，是副政委王猛出面接待的几人，对于杨勇的想法，王猛自然是表示赞同。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展开拨乱反正，当时邓小平尚未复出工作，但国家体委那时因无人操持，整体工作均处于混乱中，无人牵头，主管体育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向中央提议，请王猛再到国家体委。

接到命令的刹那，王猛显得非常为难。

作为一名军人，能够重新回到部队自然是求之不得，王猛其实也不愿意再离开部队，但考虑到国家高于一切的使命感，王猛几经考虑后，仍然决定遵照中央指示，重回国家体委。

图|1981年，王猛（中）与陈康、尤太忠、梁兴初、汪家道在广州留影

还是那句话，尽管王猛从事体育工作是属于半路出家，但他在体育工作上下的功夫非常深，特别是在大方向的把握上。

不仅如此，王猛二度回到国家体委以后，还促成了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为中国参加奥运会铺平了道路，应该说也是从王猛开始，中国体育正式结束了20多年的封闭，彻底走向了世界体坛。

1979年，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王猛强调：

“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省以上体委在近两年侧重于提高，就是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抓好运动队伍的建设和训练。”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决策部署，为中国1984年在奥运会上夺金斩银奠定了基础。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

在王猛受到冲击时，庄则栋在其中发挥了相当恶劣的作用。

在运动赛场上，庄则栋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特别是他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交往，使得中美之间通过乒乓外交，成功打开了一扇门，然而在政治上，庄则栋则显得不是那么敏锐，以至于犯下大错。

在那个特殊时期，庄则栋接替王猛，出任了国家体委主任。

拨乱反正以后，王猛回到国家体委，考虑到庄则栋的坏影响，有人建议王猛，对庄则栋按照敌我矛盾处理，然而王猛在这件事上，显得非常大度，他对人说：

“庄则栋本质上是好的，对中国的乒乓球事业有过杰出贡献，年轻人犯错误有客观因素，他本人也属于受害者，应当给出路。”

在王猛建议下，庄则栋被解除监护审查，派往山西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

王猛高风亮节的精神，不禁让人动容。

就在国家体育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王猛又被调离国家体委，出任广州军区政委。

之后又过了几年，王猛退出了国家领导岗位，尽管如此，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建设。

王猛将军的秘书孙景立后来致力于整理将军当年在国家体委工作的一段经历，并把这本书命名为《王猛将军的体育情缘》。

2007年6月，孙景立专程出发到广州，还把书稿给将军看，谁知到王猛翻了两页，笑了笑说了一句：

“我不看了，文责自负。”

一直到临别时，王猛将军还用力的握着孙景立的手。

然而让孙景立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十几天以后，即6月29日，王猛将军不幸撒手人寰，享年88岁。

就在7月8日王猛将军追悼会上，不少原来体育界的老人纷纷出席，中央领导人也用不同的方式对将军的去世表示遗憾，并对将军的家属进行了慰问。

就在追到会上，灵堂里一幅挽联，可以说是王猛将军一生真实写照：

怀报国壮志从戎，舍生忘死，战功赫赫，犹复治军有方，言传身教垂范，不愧军中良将

为革命真理奋斗，冷对邪恶、铁骨铮铮，几番临危受命，从来游刃有余，堪称一代英杰#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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